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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

愛麗絲

愛麗絲,沒有掉進仙境的那位,a.k.a雷文克勞榮譽校友,文字就是魔法。PS. 不能在麻瓜面前施展其他魔法,請見諒。

文字/詹姆斯.格里菲斯;譯/游擊文化;筆訪/愛麗絲

防火長城是該國碩大無朋的審查機制,也是宣傳管道,本書談的正是它的歷史與發展,同時也將論及它的觸手是怎麼伸出中國,影響廣大的網際網路,還有,多少國家非但沒有抵制,還積極為其國內的網際網路引進這套控制到滴水不漏的模型。

本書不可能在中國本土出版,所以我假定它的讀者在臺灣和香港,多半不會錯。臺港兩地都在防火長城外,卻都被它緊密地牽動。帝吧出征蔡英文,出征維吾爾團體,初看或許童騃,適足以由小見大,明白防火長城如何陶冶出低劣的漢人至上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既撐起了政府政策,同時也驅動其施政。

香港和臺灣兩地位處防火長城不良作用的前線,然則本書中文版行將付印之際,防火長城的危險又添一例,這次,全世界皆受其害。
——摘自《牆國誌》中文版序

中國長期透過審查機制,控制人民的思想,並培育出特別喜愛「出征」的海外小粉紅族群。
這套審查機制如同一道防火長城,除了中國內部更逐漸影響全世界。《牆國誌》作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為現任CNN記者兼製作人,此次花費數年調查,逐步拼湊出防火長城的發展歷程與運作機制,並探討我們若希望維持自由開放的網路機制、民主的生活模式,還能怎麼做。此次藉由筆訪,詹姆斯.格里菲斯將針對書中內容、個人經歷、社會現象分享個人觀點。

問:您在書中寫道「網際網路之所以具備解放效果,並不是因為有助於分享資訊,而是因為有助於建立團結。」「中國的審查者不在乎有沒有擋住內容,他們在乎的是有沒有擋住團結。」您會怎麼定義這裡所指的團結?為什麼?您認為這樣的團結,在中國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只有在中國才能成功建立的嗎?或者有哪些特定條件下才能成立?為什麼?

答:團結是社會運動成功的關鍵,因為團結才能夠打造跨越不同階級、種族、族裔,及其他社會群體的連結。如果沒有團結,或是透過共同目標來連結彼此的政治運動,那就只剩下容易被當權者打壓或拉攏的分化群體。為了對抗政府而產生的團結,特別是來自共同社會階級所構成的那種,相較之下對於掌權者的威脅性要大得多。

中國共產黨太了解這點了,畢竟他們是在農民、工人及左翼布爾喬亞所組成的群眾運動的支持下才得以崛起。中國的審查致力於防止任何群眾運動發生,並壓制任何揚言要離線並涉入現實或與其他團體聯繫的線上政治組織行動。

防火長城如此有效之處,不在於它能過濾所有的資訊及內容(它沒有、也無法這麼做),而在於它阻撓了在官方框架之外進行擴張的團結及準備形成的政治團體,以至於如果有人得知讓他們對政府感到憤怒的資訊(像是天安門,或是西藏、新疆),他們也無法團結起來去針對那些事做點什麼。

問:您為什麼會特別著重於報導亞洲政治、人權相關議題?對亞洲的興趣從何而來呢?和過去所學、個人經歷等有哪些相關呢?

答:我曾在英國研讀法律,並專注於人權及網路法上。作為一個在中國且關注當地網路的年輕記者,這對我來說是很有幫助的。既然寫中國的網路不可能不提到審查,我自然而然就開始報導防火長城,以及網路上的人們如何在審查者所設的限制之下展開行動。

從2012年後半開始,我就一直住在大中華地區。首先是住在上海,接著從2014年開始,住在我視為家的香港。在香港,我大量報導了這座城市在中國統治下的轉變,以及民主派反對運動的命運,而這也為我提供了資源,去報導關於中國及亞洲人權侵害的案例。媒體的其中一個重要責任,就是要聚焦在這些政府會非常希望我們不去報導的議題。

問:科技巨擘的逐利與壟斷,讓他們和中共從上而下的控制、審查,都會讓用戶面臨隱私資料被濫用、被監視審查的風險。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利用網際網路的匿名、隱私性造成的犯罪(e.g. N號房事件)您認為在網路使用規範上,是否存在著必要之惡?為什麼?

答:現在網路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根源於以矽谷為基地的壟斷企業的部分,是源自網際網路早期發展時,沒有成功地規範及控管這些公司。我寫這本書的部分動力是,正當網際網路早期擁護者所推動的自由主義式(libertarian)「資訊渴望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模式正因面對假新聞、駭客攻擊、騷擾,及線上影響戰(online influence operation)等狀況而逐漸瓦解時,唯一帶有連貫性的替代方案是中國的模式。

這個模式比我們想的還要吸引眾多政府(不管是威權或是民主政府),在回應開放性網路所面臨的那些自2016年開始浮現的壓迫時,有很多政府開始往這個方向前進。傳統的論調認為人們如果不喜歡特定的服務,可以透過他們的錢包來表達意見,但這論調在面對巨大的市場壟斷下已經失效了。

不過,就在我們邁向管制科技巨擘的同時(而這樣的管制是必要且該被接受的),我們也必須確保管制是以透明、開放、公平的方式制定,並且賦予使用者權力,而非賦權給企業或安全部門。同時也應該鼓勵科技巨擘賦予使用者權力,讓用戶能對他們難以擺脫的服務表達意見——雖然臉書單靠他們新設立的獨立監督機構或許不夠,但這是往正確方向邁進的一步。

問:香港民主派人士日前遭拘捕,中聯辦更高調聲明不受基本法約束,針對香港自回歸以來、與未來的政治走向,您的觀察是什麼?

答:在香港,由中央政府在數週內強加的新國安法令人擔心,有鑒於它會如何影響這裡的言論自由及媒體活動。這部法律被用以進行網路審查的機會也非常大,可能會以特定網站鼓動「分裂」或「動亂」為由,對付像是連登討論區或是Telegram頻道等論壇。

這樣的審查規模可能會快速升級,因為比起使用像是防火長城那樣橫跨全網路的過濾系統,阻擋決心要連上個別網站的人們是非常困難的。當俄羅斯試圖封禁Telegram時,就經歷了這個過程,最後為了阻擋這項服務,導致了線上管制的重大升級。

問:針對武漢肺炎疫情,您認為中共政府從隱瞞疫情、封城、復工、大外宣,各階段所採取的策略的考量、與希望達到的政治目的是什麼?為什麼?這樣的處置模式在過去也有類似案例嗎?

答:對於中國的審查人員和政宣機構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是個特別的挑戰。不過,即使早期對此有些失誤,他們現在卻處理的很得心應手。人們對於李文亮醫生之死、當局拙劣的應對,以及試圖控管新聞的明顯企圖所產生的憤怒,現在都已經大抵被控制住了,而李醫生也重新被塑造為一位愛國英雄。

這樣的發展過程,和2011年甬台溫鐵路列車追撞事故時所產生的憤怒與短暫的線上反抗相當類似。這些憤怒與反抗被視為對審查系統的考驗,但長遠來說沒產生什麼太大的效果。

許多西方政府在處理疫情方面的失敗,對於中國來說是有利的,這讓國營媒體可以聚焦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混亂,並藉由中國相對強硬的病毒應對手段來提倡其政治體制。北京也以全球疫情為契機,重申其在香港、南中國海,及其他更多地區的勢力。

問:出於採訪或旅遊目的,曾經造訪亞洲哪些地方?當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經歷?為什麼?在過去的採訪經驗中,有哪些特別印象深刻、驚險的經驗、或是困難嗎?最後是怎麼解決的?

答:在中國及香港之外,我還報導過馬來西亞的政治動盪,還有南韓的抗議與和平協議。我最近最難忘的經驗是報導2019年斯里蘭卡連環爆炸案之後的一連串餘波。

我在第一場爆炸發生後幾小時內飛到可倫坡,到達一個封鎖中的城市,而當地居民都還處於震驚當中。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我採訪了恐怖攻擊的倖存者,並和基督教與穆斯林社群的成員談話,兩者都害怕更多的暴力發生。我也和同事試圖揭露政府在防止攻擊上的失敗,並找尋始作俑者的線索。

問:身為一名記者,您每天的工作流程大致上是怎麼樣的呢?是如何蒐集相關資料、找到適當採訪對象的?過程中曾經碰上哪些困難嗎?最後是如何解決的呢?

答:像多數人一樣,我的工作流程也多多少少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尤其是能不能出門報導或是與消息來源碰面這一點。不管是現在或是疫情發生之前,我大部分時間通常都在使用筆電,處理專題或分析報導、準備採訪、做做研究,並和消息來源溝通。

每當我開始報導一個我不熟悉的主題時,我都會盡可能大量閱讀(像是以前的媒體報導、學術文章、書籍),接著再去找專家或潛在的採訪對象。有鑒於現代媒體無比快速的步調,以及他們給予記者在破紀錄的時間內交件的壓力,我們很難確保真正多元的聲音被呈現,而我自己則努力去尋找具代表性的意見,尤其是我所報導的國家與社群的聲音。

舉例來說,2018年的兩韓和平對話過程中,媒體常常為了強調華盛頓或平壤的誇大言論而忽視南韓的聲音。尤其,反戰運動的聲音常常被無視,即使他們已經針對這個議題進行了數十年的社會運動。因此,我特別去尋找這樣的人,並跟他們討論我在處理的故事。

問:您為什麼想擔任記者?您認為身為記者的使命是什麼?為什麼?如果不當記者,有可能從事哪些其他工作?為什麼?

答:老實說,我想不起來我何時決定要當一個記者,或是我那時的動機是什麼,但我現在知道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別的事情。新聞業給你自由去挖掘你感興趣的任何主題,去和各領域的專家談話,去聆聽人們精彩的故事,並和全世界分享這些故事。

新聞業提供你一個平台去揭露不正義與不平等,去給沒有聲音的人發聲的機會,並希望這樣可以促進良善的改變。我也喜愛新聞業的技藝,像是把一系列的採訪或事件打造成一個連貫、有說服力的故事。我喜歡的挑戰是,把一個多數人可能會覺得無趣的主題,變成一個感覺重要且必要的故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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