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感到很害怕

文／劉育瑄

如果台灣是一個擁抱多元文化的社會，我可以用稀鬆平常的語氣，告訴大家我媽是廣東裔的柬埔寨人。我會在出生之後就打上耳洞，戴上媽媽精心為我挑選的耳環。在家裡跟外面，我會和媽媽用流利的廣東話和柬埔寨語交談，大家的反應會像聽見街邊的阿伯阿嬤說台語一樣自然。我不用在聽見「那些人都是來騙錢的外籍新娘」和「死外勞搶我們工作還逃跑」之類的批評時，靜靜地不敢說話，心裡卻擔心什麼時候會輪到我？什麼時候輪到我被完全不了解我的人，用他們自己訂出來的標準，無情地評判？

台灣不是一個對移民友善的地方。以前，我不敢說我是新二代，因為從小到大我聽過不知道幾次「那些嫁過來的『外籍新娘』都是為了錢來的。也不好好留在家裡做家事，整天只想跑出去賺錢，然後把錢通通寄回家，也不顧台灣這邊的死活。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如果我說我是新二代，會有人認為，我有一個把婚姻當成交易而且沒有家庭責任感的媽媽，而我只是這場交易的一個副產品。

對！我媽會想著要寄錢給柬埔寨的家。在金邊，她還剩一個在兒時戰亂中相依為命的大哥。我覺得她寄錢給「考扶」（粵語「舅父」）家合情合理。還有，我更不是一場金錢交易的副產品。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之所以被許多人選擇，是因為能帶來某些好處。比如說，獲得人們對已婚者的信任感，同時迴避掉不婚者可能遭受到的歧視；伴侶發生重大意外時，醫院探視權和簽署急救相關文件的權利；離婚時能擁有財產保障；甚至還有能「正當」生養孩子的權利……。如果說只有建築在「純粹的愛」之上的婚姻才是高尚的婚姻，外籍配偶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婚姻是可恥的。那麼，那些為了得到結婚種種好處的婚姻，為了逃避不婚壓力和為了性而結合的婚姻，不就都成為「不高尚」的婚姻嗎？

況且，我媽媽並不只是為了經濟因素而結婚。二十多歲的她受夠了柬埔寨政府的貪腐和無能，覺得繼續生活在那塊傷心地的未來沒有希望。她的家庭對於婚姻的觀念比較傳統，認為不一定要先相愛才能結婚，只要對方信實可靠，做人踏實，或許就能一起生活。再加上當時的她有著晚婚的危機，於是她去了國際婚姻介紹所，經過幾次相親，她選中我爸：「我那時候是看你阿嬤跟姑姑都陪你爸去，覺得比較值得信任，才敢答應。」

是的，我媽的婚姻不符合目前社會主流對婚姻的浪漫想像，但這並不代表，不了解她生命故事的人就有資格評斷我們存在的好壞。我不是一個「不是好東西的女人」的孩子，而是她心愛的女兒。她在懷孕時，去廟裡求神虔誠祈禱希望懷的是女兒，還願時她還真得吃了一年初一、十五的素。我媽說：「我每天早上上班是賺來買菜的，下午是付帳單的，晚上加班三小時是要給劉育瑄唸書的。」我的媽媽她是這樣一位努力生活的人。

我還害怕自己身體裡流著的血。因為那不但抹殺我在成功背後所付出的努力，還讓我的失敗顯得像是注定。上小學前，我媽對我說：「妹妹，你要認真，不然人家會說，難怪，她是『柬埔寨的』的女兒。」所以，小時候的我很努力，因為我不想讓爸媽背上「養壞了一個台灣人小孩」的罪名。現在，我靠自己的努力學好英文、拿了獎學金去美國讀大學，並自學廣東話到可以大致理解電影的程度時，人們卻說：「原本就是這樣啊！混血的都比較聰明。」以血統為標準來評斷一個人，除了讓我和其他的新二代對自己的存在感到困惑及恐懼，沒有其他意義。

最後，我想說，我不只因為自己身為新二代而感覺害怕，同時也因為身為一個台灣人而恐懼。當我們對自己不了解的人事物妄下評斷的時候，會造成傷害，而這個傷害可能沒有底限。你怎麼能知道戴耳環的小女孩是壞孩子，而不是因為她媽媽的文化傳統穿了耳洞呢？你怎麼能知道一個坐在路邊衣衫襤褸的人是「好手好腳不去找頭路」，而不是有他的苦衷無法過上安穩舒適的生活？

我們又怎麼知道，除了新二代之外，還有多少人在我們的身旁害怕？

會種族歧視的人，也很可能會歧視女性、LGBT，更有可能同時歧視窮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因為這些歧視，有個共同的根源：將與自己不同的人事物貼上標籤後予以貶低。生活在這樣子的社會，難道我們不害怕嗎？

我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期待，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得像個人，並無論在什麼方面與人不同，都能感到安全。

※ 本文摘自《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