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中最可怕的記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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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方德萬
在淞滬會戰過後，不論是對國民政府或是日本，原訂的作戰計畫皆不再有用。日本以為只要占領華北和上海，便可結束在中國的戰事，但現在卻證明情況遠非他們預期。國民政府在訂定的兩個作戰計畫其中之一，是要打一場長時間的消耗戰，甚至一路撤退到四川，但都只有以概略文字提及。他們必須設法證明，要說服跟隨他們的人、部隊、盟友和全體中國人民相信國民政府有能力打敗日本。
作戰計畫主要是以國家高度控制作為作戰設想，強調理性的策畫、計算和準備。現在戰爭已經發生，就像克勞塞維茲所言，開始進入「充滿或然率和偶然性的領域」，其中「勇氣和才智」以及「部隊和指揮者的特性」會影響事情的發展。 這種說法在日本部隊一方完全正確，他們的戰場指揮官在作戰行動上享有高度自主性，但在中國軍隊的情況，則是蔣介石的權威凌駕一切，當他部分的嫡系部隊遭到殲滅後，他的權威也跟著被削弱。
自上海淪陷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漢淪陷間的一年間，發生了一場由日本執行的大屠殺、徐州和武漢這兩場會戰，以及一連串中國自己造成的傷害，讓這一年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中最可怕的記憶之一。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已經控制部分華北地區和從上海到武漢間的長江河谷。正在撤退中的國民政府軍實施焦土政策，日本軍隊占領的不是繁榮的商業中心和富庶田野，而是遍地石礫和洪泛區。
這一年，傷亡人數驚人。僅僅武漢會戰一役，中國就損失二十五萬人，日本則是十萬人。 南京大屠殺受害人數依中國官方統計為三十萬人， 就算仍然有人在激烈爭辯這個數目，但沒有人否認這場血腥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事。國民政府執行焦土政策時讓黃河決堤造成的生命損失也應該有數百萬人，但當時少有相關報告，大部分的消息也僅是簡短提及。
這場戰爭的結果是全中國的大遷徙。據推算，有約中國七分之一的人口，即將近有六千萬人逃離家園。許多人只是短暫成為難民，但有些人卻維持了更長時間的難民身分。齊邦媛就被捲入這場朝向內陸的大撤退，我們接下來將順著她花上將近一年的時間向重慶移動的這段路程記憶，來觀察這次遷移。陳克文日記中也記述有關南京、徐州和武漢會戰的內容，讓我們可以藉由這些內容看到當時原本在南京，後來遷至武漢的政治中心內部氛圍變化。
南京
陳克文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述著：「今日又是生平可紀念的一個日子」，「竟要與可愛的南京告別矣。一別之後何時可以再來，錦繡城池，是否不至被敵騎蹂躪，誰敢預言。」5陳克文的被迫離開，讓他傷心不已：「想起十年前之荒落古城，如今見摩登起來，竟不免落於敵人手，好比千金嬌養女，才達成人，陷於賊手。」 前一日他曾前去和昔日長官及良師汪精衛見面，對方雖然認為前景堪憂，仍勸他以堅忍、決心和團結。汪精衛認為：「軍事既失敗，外交局面又不利至此，中華民族其將一任日人之宰割乎！」對照後來南京發生的事情，這個判斷竟一語成讖。
陳克文出走南京時，蔣介石正前往紫金山，登上中山陵前石階，向國父謁靈告別。這時的蔣介石，心中仍在為是否應該防守南京而掙扎不已：「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沒有人相信國民政府軍隊（國民革命軍）可以守得住南京，但毫不反抗就棄守這個新中國的象徵中心會給人不負責任的觀感，後果將難以預料。此外，對要放棄「價值數百萬美元」裝備的做法，像是散布在城裡和近郊，甚至沒怎麼使用到的高射炮和各式火炮，多少會有一些猶豫，這種心理也會影響決策。
最後蔣介石仍決定要短期固守「首都及國父陵寢所在地」。早在他拜謁中山陵的十天前，國防最高會議就已下令將國民黨重要機關及政府機構遷往重慶，所有作戰指揮所需的軍官皆動身前往武漢。一旦撤往重慶的決定確定，決策的理由也開始布達，即「維持政府的存續」，才能「抗戰到底」。而且在南京和日軍作戰仍然有一定意義。蘇聯有可能會介入這場戰事，國民政府派往蘇聯的特使回報表示蘇聯正有此考慮。透過蘇聯駐南京代表團，國民政府得知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Marchll K. Y. Voroshilov）曾表示「如果中國抗戰到了生死關頭，蘇聯當出兵，絕不坐視」之後，蔣介石於十一月三十日以私人身分傳話給史達林，請求蘇聯出兵。
十二月五日，史達林表現出現推諉的態度。就在同一天，南京會戰開打。這場戰役來得一點也不意外，所有人早在等其爆發了，甚至在陳克文離開南京前，就已「滿城蕭索，遷避之人，不絕於途。老百姓半肩家當，拖男負女，茫茫不知何往」。保衛南京的任務由唐生智將軍負責，在戰前他就誓言「與南京共存亡」，而且為了強調自己背水一戰的決心，他下令下關的港口渡輪全部撤離。
唐生智拒絕了日本十二月十日提出的勸降提議。隔日，蔣介石指示他繼續堅守南京，並表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但及至次日防守顯已無望，日軍從三面包圍南京，僅留下東側的長江沿岸，使該處成為唯一可以撤離的路徑。當日軍接近南京城下，只剩下少數幾個城門可供進出，城市居民或防守士兵幾乎已經不可能逃散到城外鄉下。更何況當日軍兵臨城下時，日本海軍也突破在長江下游設下的障礙，在離南京不遠處現蹤。
十二月十二日，唐生智認為南京已不能再守，遂下令各部隊相機突圍。但當唐生智再次下達「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七十四軍及教導總隊，有輪渡時可過江」的口頭命令後，撤退的狀況開始變得混亂。成千上萬士兵拔腿狂奔衝向下關渡口。「不僅車輛不能進退，人與人之間也無法轉動……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隊以槍擊毀，沉沒者有之，裝運過重沉沒者亦有之」，至於因爭相踩踏而造成死亡的人數則不清楚。一份「第三戰區南京會戰經過概要」估算，當時共有十個師湧至下關，人數約達十萬人。這個數量可能是高估的，因為有些師級部隊是自淞滬戰場撤退下來的，數量已低於原編制。即便如此，實際死亡人數依然相當可觀。
唐生智雖然誓言死守南京，但仍幸運出逃。他離開南京時為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八時，依據後來的報告透露，他離開時甚至沒有通知部屬。離開南京後他前往武漢，為南京戰敗請求蔣介石的原諒及處分，蔣介石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責難他，很可能是因為他也要為這場如同災難一般的敗局負責，但卻因此背負上懦弱和無能的罵名。陳克文在日記中表示，武漢有謠傳，說唐生智曾匯四十萬元到香港，暗指唐生智之所以接任衛戍首都之職，恐是因為貪占軍費而非基於民族大義。唐生智後來潛心研究佛學，以示他再無野心。相關的傳言，也有可能目的其實只是要將戰敗的責任諉過給他而已。
日軍本來沒有攻打國民政府首都的計畫。不論是東京的參謀本部，或是戰地指揮官松井大將也好，都沒想要占領南京。然而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在杭州灣登陸後，依憑直覺向前推進。他所受的訓練就是要快速、果決地利用每一個機會，因此十一月十五日他下令部隊不要受限於作戰區域和地形限制，盡量追擊潰逃的中國軍隊殘部。當松井大將得知國民政府軍隊已喪失過半兵力，且失去作戰意志時，便轉而同意柳川中將看法，即奪取南京可以加速中國投降。日本參謀本部於十二月一日追認同意他們的計畫。日軍以一日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由於後勤作業趕不上他們的急行軍速度，不攜糧食及補給。為了不讓伏擊有機可乘，他們沿途焚毀房舍、農田，甚至整個村子。由於沒有攜帶保暖的軍毯和冬裝，他們抵達南京時已是筋疲力盡、飢寒交迫。日軍接近南京時，本來有機會可以讓日本軍隊在所有人心中留下一個好印象。因為在此之前，國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已經讓南京城內外十五公里內成為一片廢墟，就連村莊都被燒盡，南京城內「圍繞南門及下關，均已下發火把」。因為糧食和飲水已然用盡，國民黨的軍人也開始四處劫掠，根據《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Tillman Durdin）報導，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還有一個：「大家都認為反正多數被困於此的人必死無疑。」
當中國在南京最後的潰敗到來時，潰逃的市政官員和守軍造成的混亂局面結束，普通民眾如釋重負，甚至準備迎接日軍進城，而當日軍部隊由西門和南門行進入城時，市民們的確高懸著布條歡迎。
日軍非但沒有抓住這個贏得民心的機會，相反的，他們大肆犯下可怕的暴行……
逃難
日軍的地面攻擊、焦土政策和空中轟炸，說明了為什麼在戰爭一開始前兩年的難民人數最多。對某些人而言，難民生活很短暫，只是在日本大軍行經他們附近時暫時躲避，等日軍離開後又馬上折返。其他人的難民生活則留下了非常痛苦的記憶，常常是必須離開他們工作的城鎮，往其家人成長和家庭得以提供支持的地方而去。陳克文的家庭就是這樣，他的職務讓他必須和政府一起遷移，而在離開南京之前，他就將母親、妻子和孩子送回家鄉廣西。要等他千辛萬苦抵達武漢，才能打電話給妻子，他的妻子也才能向他報平安。對於另一些人而言，逃亡則是筋疲力竭、恐懼、飢餓，甚至死亡。
齊邦媛面對的就是如此。遲至十一月中旬，他們全家才一起撤離南京，一起行動的包括她仍在病中的母親，以及她父親創辦的中山中學一千多名學生。他們分為好幾批起行，先是搭乘火車到蕪湖或安慶（從南京溯長江向上游方向分別約七十五公里和兩百公里處），再乘船到武漢。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弄到了一百枝槍，並訓練年長的學生如何使用，讓他們得以在往內陸遷移的路上保護大家。
逃難的路上擁擠不堪，在齊邦媛逃難經驗中，連火車頂上都攀坐著滿滿的人，「車過第一個隧道，突然聽到車頂上傳來哭喊聲，『有人給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車內的人卻連『援手』都伸不出去。」由於日本軍機的轟炸，航行在長江上變得十分危險，齊邦媛在漆黑的夜晚上船，登船碼頭上連燈都不敢開。搶著上船的人太多，推擠間有人就落水溺死。船要啟航離岸時，仍然有人蜂擁而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齊邦媛搭乘的船只能在夜間航行，白天則利用江岸有樹木的地方躲避日本軍機。
齊邦媛的母親在他們離開南京時已然生病，在行程中病情更加惡化。一到武漢，她母親馬上被送到一家天主教醫院。她那還沒斷奶的妹妹也生病了，得了急性腸胃炎，但卻再也沒能復元。當醫生告訴她的舅舅，連她媽媽也沒什麼希望後，他買了一個小的棺材，訂了一個大的，也為齊邦媛和她的哥哥訂做了孝服。齊邦媛的母親到底還是撐了過來。她的父親隨著蔣介石留在南京，在蔣介石離開時，他才在十二月七日趕抵武漢。他當時又黑又瘦，滿身疲憊。齊邦媛還記得，當她和父親在武漢見面時，他說的話：「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