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思賢 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過去這些年,一如以往,這世界著實歷經動盪;而過去這些年,福山本人的思想也經歷動盪,例如從擁抱新保守主義(宣稱在資本主義民主內的歷史終結論),支持小布希總統,到轉而咒罵他,質疑反恐,反對美國輕率對外用兵以顯示霸權,或美國國內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惡化。一個專業政治研究者歷經巨大心智轉折,無疑是挫折痛苦的(雖不乏先例),被世態表象欺瞞是忿懟自責的。在卷首他表明了對人類政治發展景況的憂心,看見「政治衰敗」現象的逐漸侵襲,故我傾向把這本書看成是他的「知識之旅」(intellectual odyssey)的最後階段—贖罪式反思,向全人類社會性存有的實際面貌與合理狀態「敬謹朝聖」(pilgrimage),完成政治學者的天職。

福山想完成何事?這本書的書名其實令所有政治學者眼紅:《政治秩序的起源》。而本書只是〈上卷〉,他還要推出關於各個國家如何能成就「政治秩序」的〈下卷〉。而這兩個主題不正就是普世無數政治學者日思夜想的事情?無疑這是艱鉅浩大而野心勃勃的工程,近年來只有宗教研究上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神的歷史》(A History of God),政治哲學上羅爾斯(John Rawls)《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與政治經濟學上法國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之類性質之著作可比擬。福山想要探究(人民得享較幸福生活的)近世自由民主國家究竟如何演化而成?畢竟,在一、兩千年前,人類不論膚色文化族裔,其政治景況本質上相去不遠,都缺乏自由民主與人性尊嚴之保障,只因降生華冑或百姓家而命運不同,或是身為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國度之成員處境相異而已。人的財產,生命與福祉似乎全繫於統治者之良窳、環境之隨機偶然變化,並無適當之保障。

十七、八世紀後,歐美出現民主自由國家,人類「政治秩序」的典範於焉出現。本書即是要追述法國大革命前人類各式政治發展的歷史(當然是從主要文化或區域各取一些為例),評析其特色與優缺點。而若要比較,自然需有標準,於是福山提出三要素:「國家機器」(the state institutions)的建構程度,行「法治」(rule of law)的程度與「可問責的政府」(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出現之程度。他從此三方面著手來展開他的龐大歷史比較工程。

然福山的「歷史」研究,竟然是從黑猩猩與茹毛飲血、形成遊團逐水源而居的「史前」原始人類開始,著實令人吃驚。這就是本書的特色:他從人類學與環境、生物學的角度,探究人類形成政治、社會組織的成因與歷史,脫離前此以來對於此問題的主觀或哲學臆想,而用實證與「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人類政治的演化,也即是他自己所說的以「描述自然狀態及人類生物學作為起始」。據此,本書有兩個研究方法上的堅持,一乃是學科的整合,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歷史融於一爐來解釋人的社會組織之演化問題,希望能夠提出最有說服力的演化模型。二就是蒐集大量古代各民族的人口、經濟與典章制度等考證資料,「讓數字說話」。第一點顯示福山的觀念新穎有開創性,勇於嘗試自古以來研究國家起源者未能踏入的(較精緻高階)範疇。第二點大概得歸於他的博覽群籍好學強記,才能處理大量的跨文化資料,很明顯這同第一點一般是高難度的(但此風格或能力有些類似他的老師,已故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專門在消化極大量令人眼花撩亂的資料後歸結出重要看法)。

福山對人類「國家機器」史的討論能夠從古代中國開始,這見地令人矚目。近代中國受帝國主義欺凌,於是大家很理所當然會視中國的政治制度「無足可觀」(雖然在文化甚至科技史上也許還對中國存有「敬畏」),否則何以淪落至此?但福山卻堅持討論人類國家機器與政治建制非自中國始不可,因為兩千多年前秦漢時世界第一個複雜「國家機器」即已誕生,只不過其缺乏良好「政治秩序」的另兩項要素:「法治」與「可問責的政府」而已。對福山來說,如以汽車比喻,彷彿兩千年來中國都具備強有力的「引擎」,只不過「駕駛者」不當,因此方向、行動常混亂(沒有「法治」),也沒人追究駕駛失職問題(沒有「可問責政治」)。

福山還有一重要發現,就是對西方「法治」成因的觀察,這也是他優異學術能力的展現之例:他從大量頗專門的中世紀史及教會史的研究成果中,歸結出「在西方,宗教組織所贏得的獨立地位(從十一世紀教宗格列高里七世〔St. Gregory VII〕的改革始),演變為司法部門的獨立地位」。換句話說,西方的「法治」竟受惠於「教會法」的傳統。這解決了長久以來大家的疑問:為何「法治」獨在西方成形?西方古代、中世紀不也有與其他文化一般「君王高於法律」(Kings above the law; regnum legibus solutus)的傳統嗎?本書對此有精采的追述,對我們理解西方這一對人類政治最大的貢獻—rule of law—幫助很大。

此外,福山對於「議會」制度的最終發展出制衡君主之功能與「可問責政治」也做出歷史描繪,他的解釋是:「可問責的政府」需來自於國家各政治單元間的勢均力敵之巧妙平衡,這有可能是一個歷史偶然,首先出現於英國。統治者權力過大或貴族、議會過於強大,都不會形成一個「國家機器」有效能,但同時需負「問責」壓力的政體。我們若有耐心細讀這段歷史,一定頗覺興味。

本書述及之範疇驚人,除了對一些歐洲國家,如英、法、德、丹麥、西班牙、俄羅斯等之政治史作了描繪,也對非西方的回教世界、印度與中國歷史詳加回顧,它的知識性助益自不待言。讀完後我們好像短時間內某種程度鳥瞰了世界文明史,而且又有幾項精采的結論可供反思咀嚼。更刺激的是,這一切都還只是為了本書下卷暖身。

※ 本文摘自《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導讀,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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