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成就可能決定我們的收入？「蓋茨比曲線」點出關鍵

文／馬修．傑克森；譯／顏嘉儀

於是我們奮力揮槳，逆流而上，承受著那股不斷將我們往回推的壓力。 ───費茲傑羅，《大亨小傳》

顯而易見地，父母從小給予孩子的資源與成長環境，將影響孩子未來的成就與幸福。一般而言，我們會比較子女與父母的收入、財富與學歷等條件，來衡量世代間的社會地位有多僵固。你的命運與父母的成就有多大的關聯性呢？圖 6-1 顯示了子女與父母收入的關聯程度。這個指標就是所謂的「代際收入彈性」。

代際收入彈性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假設你父母的年收入比我爸媽高出 10％，那麼作為子女的我們步入職場後，你的收入會比我高多少？如果答案是 10％，這代表父母那一代的優勢完全跨代保留了下來。也就是說，你父母的收入比我爸媽高出 10％，你的收入也比我高出 10％，這兩個數字的比值為 1，此時社會處於完全不流動的狀態：我們的相對地位，與父母那一代的相對地位完全一樣。

但如果你的收入只比我高出 1％，那麼你父母那一代的優勢只有 1/10 被傳給了下一代。而如果作為子女的我們收入一樣高，那代表此時社會處於完全流動的狀態，因為我們的相對地位與我們上一代完全獨立，此時代際收入彈性為 0。

根據這個邏輯，我們可以用代際收入彈性來衡量社會不流動性。以美國來說，代際收入彈性（社會不流動性）略低於 1/2；而圖中不流動性最嚴重的秘魯，則高達 2/3。〔4〕〔5〕

「美國夢」的迷思

也許你會對美國在圖中的排序之高感到驚訝。與加拿大相比，美國的不流動性幾乎是兩倍之多。英國的排名也頗高。

美國社會的高度不流動性也許讓你相當驚訝，但所有人都會同意，美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當你漫步在美國的大城市中，映入眼簾的除了極富有的社區，也會有極度貧困的社會角落。然而諷刺的是，我們一直以為美國是所謂的「機遇之地」，懷抱著「美國夢」幾乎是所有美國人靈魂與身分認同的一部分。無論血統，只要人們努力工作、懷有技能或才華，都將在此獲得回報。「人們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這是《獨立宣言》的中心思想，也是所有人對美國的期待：「機遇之地」的社會流動性，至少要比其他國家好吧。

我們都聽說過一些相當勵志的成功故事。比方說我的爺爺雖然沒拿到高中學歷，一輩子在一家卡車公司工作，但我的父親還是想辦法念完了大學與研究所，成為了一名核物理學家。歷史上的美國被封為「機遇之地」可說是當之無愧。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的移民浪潮中，無數的拓荒者前往中西部發展，創造了一段極長的經濟榮景（當然也偶有波折）。對這群為了脫離貧困而離開故鄉的移民來說，美國處處皆有就業與發展的機會。人們搬到加州，追求致富的可能。在當時，教育雖然重要，但絕非一個人能否過上體面生活的關鍵。對那些懷抱著美國夢追求發展的人來說，那是個黃金年代。二戰後也迎來了一段製造業起飛、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社會中出現大量的中產階級，人們普遍認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態。

然而，當我在 15 年前開始研究社會不流動性的現象時，情況有了驚人的變化。我第一眼看到美國父母與子女教育程度的相關性時，簡直難以置信，我想一定是資料哪裡出錯了。然而深入研究後，我才發現所有資料拼湊出的都是同一個故事：如今的美國，不管在收入、教育、財富、甚至壽命等方面，父母與子女的跨代相關性都比許多國家來得更高。在這方面名列前茅，絕非什麼好事──這意味著社會高度不流動。

你不是唯一一個誤以為美國社會流動性還不錯的人。許多人對社會流動性的想像，與現實相距甚遠。例如圖 6-1中，德國社會的不流動性程度為 0.32，美國的數字為 0.47，幾乎是德國的 1.5 倍。然而，如果你問美國人「努力工作是否能改善生活」，你會發現 84％ 的美國人對此持正面態度，但同樣的問題只有 62％ 的德國人樂觀以對。〔6〕

2012 年 1 月，時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阿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清楚地揭示了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的關係。當時克魯格展示了「蓋茨比曲線」（Great Gatsby Curve）：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之間存在驚人的關聯性；這是邁爾斯．科拉克（Miles Corak）在 2011 年發現的現象。為了給這條曲線取個好名字，克魯格拿出一瓶葡萄酒作為獎賞，向所有的年輕員工徵求好點子──這瓶酒最後被賈德．克萊默（Judd Cramer）贏得，他的命名靈感來自於《大亨小傳》的主角蓋茨比，在跨越社會階級時面對的困難。〔7〕圖 6-2 呈現了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之間的緊密關係。

這裡我們需要先提醒讀者，有時我們看到的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可能是源於某種自然而然如此的機制。比方說，如果我們比較兩個國家，一個是人口組成單一的小國，另一個是相當異質化的大國，那麼在所有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組成單一的小國很自然地會有較低的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

又或者，如果我們只考慮工程師的子女，那不平等程度自然也會比較小，因為這群孩子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未來也更可能拿到一份不錯的薪水；而且父母與子女收入的關聯性也較低，因為父母那一代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不大，因此不太會影響到下一代的發展。同樣的道理也可以類推到礦工的子女：他們之間不平等程度也會較低，因為大多數人長大後也會是勞工階級；再加上父母那一代的條件幾乎一樣，他們的發展基本上也與父母沒有關聯。因此，通常是比較一個經濟體中的不同部門時，才會看到明顯的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這也是說，當一個經濟體的組成變得越多元時，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程度自然也會同步上升。

然而，蓋茨比曲線要傳達的訊息遠超過這種規模帶來的機制效應。比方說，丹麥的國家規模只能部分解釋，為什麼這個國家的社會不流動性與不平等程度比較低。同樣是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丹麥工人的收入比美國工人高了 50％，且享有更多福利。因此，丹麥的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低於美國，有一部分要歸因於低階技術勞工的處境：他們在丹麥雖然也屬於相對較窮的族群，但處境遠遠優於美國同等職位的勞工。

在丹麥社會，大多數人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從事的工作，像是低階技術勞工或是高階技術人員，因此低階勞工的薪水很自然地會被推高：必須要有夠高的工資，才會有人想從事這些工作，否則大量的低階工作職位將乏人問津。就社會不流動性而言，美國與丹麥都有相似的大學就讀率，但丹麥父母與子女的教育程度關聯性低於 10％，而美國則高達 50％。因此，兩國之所以在蓋茨比曲線上排名有所不同，不能只用丹麥人口組成的單一性來解釋。〔8〕

加拿大有 1/4 的人口屬於少數族裔，國內另有相當規模的移民人口，經濟活動也相當多元，製造了各式各樣的產品，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服務。儘管社會組成複雜，但加拿大卻是全世界社會流動性最高的國家之一，其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也沒有落後北歐國家太多。蓋茨比曲線有趣之處在於，為什麼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只有出現輕微的不流動性與不平等，而這兩個現象在美國與中國卻嚴重得多。

註釋
4　有許多方式都能衡量社會流動性，比方說，家長與孩子的教育、所得、財富、社會階級、壽命等條件是否存在關聯性，我們可以分別測量父子、母女、母子間的關聯性。與這類指標有關的大量研究都指出了相似的發現：家長與孩子的條件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但各國的情況差異頗大──雖然相關性的強度也取決於選用的指標到底衡量了什麼。經濟學家用「彈性」來衡量百分比變化率，以便在不同的情況下都可以進行比較。彈性能用以下方程式來估算：ln(Incomechild) = α + βln(Incomeparent) + error，因此Incomechild = factor × Incomeparent。若進一步區分兒子與女兒，兩者彈性相差不大。請見Lee and Solon (2009)。
5　這裡反應的是代際收入的相關性，而非代際財富相關性。後者主要來自財富繼承，而前者則源於財富轉移以外的許多因素。
6　請見”The American Dream? Social Mobility and Equality in the US & EU,” Dalia Research, March 1, 2017。Alesina, Stantcheva, and Teso (2018)這篇研究提供了更詳細的數據，與許多歐洲國家相比，美國人存在類似的過度樂觀傾向。他們也發現某幾個州的過度樂觀傾向特別嚴重，這些州也恰好是社會流動性最差的地方。此外，他們發現人們對社會流動性的認知，與他們的政治立場、對政府的看法，跟對所得再分配的支持程度有關。
7　你可能注意到這個命名並不完全與這張圖的含義相稱。儘管故事主角傑．蓋茨比的背景是個私酒販子，但他最後的確變得很有錢，實現了經濟上流動性。然而蓋茨比沒有實現的是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不管怎麼說，蓋茨比曲線仍然是個畫龍點睛之名，提醒大家美國社會不流動的程度，不只是社會階級，如今也包含了經濟上的不流動性。
8　關於丹麥的數據，請見Calvó-Armengol and Jackson (2009)附錄資料，美國的數據則來自 Huang (2013)。美國的就讀率是 43％，丹麥則是 39％，資料來自 http://www.russellsage.org/research/chartbook/percentage-population-select-countries-bachelors-degrees-or-higher-age（本書顯示的資料來自2016年12月6日的網站資訊）。

※ 本文摘自《人際網絡解密》，原篇名為〈社會不流動性、不平等、「蓋茨比曲線」〉，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