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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智恩;譯/簡郁璇

「我太痛苦了,才對員工做出羞愧的行為,對不起。」

「總統之路太艱辛了,是我的位置太辛苦,而我太孤獨了。」

「抱歉對年紀輕輕的妳做了這種事,以後絕對不會再犯。」

「妳是隨行祕書,就諒解我一下吧。」

「妳是我的影子,拜託妳守護我到最後。」

「拜託妳保密。」安熙正每次性侵後就會立即道歉。他不斷洗腦我,彷彿隨行祕書連性需求都必須滿足他。

「這只是成大事的過程,重要的是結果。現在妳碰到的事情不構成任何問題。」這種話我也聽他說過很多次。

「妳是很出色的幕僚。我很信任,也很仰賴妳。」

「只要照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

「忘掉一切,堅強地工作吧。」

「只要記住俄羅斯和瑞士的美景就夠了。」他不斷將這些話掛在嘴邊,只為讓我不去把性暴力視為一種問題。

反覆道歉和接連不斷的高強度工作,讓我無暇思考其他。只要安熙正稍微看到我有些精神渙散,就會向我道歉,直到我看起來沒事為止。他用這種方式讓部屬遭到性侵後依然盲目服從,徹底封住我的嘴。

但性暴力和道歉仍舊一再上演。無論在辦公室或慣用車輛內,他會隨時碰觸、撫摸我的胸部或大腿等身體部位。在車內睡覺或休息時,他會要我坐在身旁替他按摩手掌。在深夜時分的偏僻場所、洗手間外、火車和餐廳內,他也會避開眾人視線對我進行猥褻。「不覺得旁邊那女人的腿很美嗎?」「女人都喜歡我。」「我有長那麼帥嗎?」種種性騷擾行徑變本加厲。起初我羞愧難抑,過了某個時間點後,開始麻痺無知覺。

假如能撐過今天,假如能夠忘掉夏天的性暴力,這點猥褻和性騷擾根本不算什麼,靠工作克服一切吧。我低聲覆誦著。

大家問我:「為什麼默不吭聲地被性侵多達四次?」

我倒是想問安熙正這個問題。

第一次性侵後,他不斷說,「忘了吧,以後我再也不會那樣了。」

連同施暴的第二次性侵發生後,隔天他又說:「我太慚愧了,對不起,忘了吧。」

再一次,他以最大的力氣壓制住表達拒絕的我,對我進行第三次性侵。他反覆說,只記住瑞士的美景吧,全忘了吧,忘了吧。

每一次,當我想要遺忘一切活下去時,他又會喚出我的記憶。「妳該不會要參加 MeToo 吧?」接著又發生第四次性侵。

我倒是想問他,「為什麼性侵我,還多達四次?」對我來說,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被性侵。

大家又問我了:「都碰到那種事了,怎麼還能只顧工作?」

我只剩下工作了。過去他人對我的傷害,在我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傷痕。曾經把「人」當成一切的我被奪走許多東西,離婚即是如此,而這件事更像是終結了我的人生。在從此毫無期待的人生中,我能仰賴、能竭盡全力的就只有工作,如果連它都拋下,我真的會生不如死。

安熙正的律師問我:「為什麼遭到性侵後,沒有第一時間告知警察廳或監察機關?為什麼沒有立即辭職?」

我很清楚這個世界是如何處理性暴力事件。令人惋惜的是,我就在一旁目睹了受害者有多無助、調查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如何決定處罰,以及處罰落在何種程度,所以我深知這一切不容易。

擔任安熙正的二十四小時隨行祕書,我隨時在替警方高層轉接電話給知事;我隨同知事與國家情報機關的首長見面,也在青瓦臺等待知事和總統用晚餐。我就在旁邊看著對知事來說等於家常便飯的對話與會晤,並經常再次深刻體認到握在他手中的權力。一旦我報警,接到通報的人會是安熙正人脈的部屬。就算在遭到性侵當下立即報警,我也不認為會進行調查。第三次受害發生在國外,我認為更沒有人會採信我的說詞。

加害者更握有人事權。我必須拿薪水償還學費、撫養家人。即便要找其他工作,也不能先辭職。在龐大的權力網內一旦被列為黑名單,可能就會找不到任何工作。因此我相信了安熙正每次性侵後的道歉,我必須相信。我很努力告訴自己,每次犯罪都是單一事件,每一次都會是最後一次。

然而就在他提及 MeToo 卻又第四次性侵後,我突然領悟到這不會是最後一次,而是另一個開始。他的道歉根本不具任何意義。那不是真摯的道歉,而是為了下次犯罪使出的手段,是為了利用我、捆住我的項圈。

但擔任隨行祕書必須和安熙正形影不離,我根本無暇思考其他,就像他持續在旁監視我。直到職務變更為政務祕書後,才總算覺得自己逃離了安熙正的魔掌。直到最後一次遭受性侵,前輩說願意幫助我,才終於趁隙從地獄逃了出來。

※ 本文摘自《我是金智恩》,原篇名為〈先為下次的惡行道歉〉,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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