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慶樺

在瑞士電視台節目《哲學閃耀時刻》(Sternstunde Philosophie),德國物理學家漢斯—彼得·杜爾(Hans-Peter Dürr,1929-2014)說了一段讓人動容的往事。

在這個節目中,他其實是被邀請來談量子物理學,但是他敘說的不只是物理學,還是自己的人生。一九二九年出生的他,經歷了德國最悲慘的戰爭時刻。他的父親被徵召上了戰場,母親獨自扶養多個小孩,十幾歲的他嘗盡貧困,最好的朋友死於戰時,他對人類完全失望。

這個失望的少年,怨恨人生的不公,而戰爭結束時,美國人來了,突然他便成了罪犯。美國人視他與家人親友們如戰犯,可是他什麼都沒做啊,甚至還是戰爭的犧牲者。失望的少年更加失望了。

他說,當時他並未看過集中營,也不相信這種超乎想像的屠殺機制,認為這一切都是戰勝國為了懲罰德國人而想出來的謊言。主持人問他,難道你沒有罪責意識嗎?他說,沒有,一點也沒有,我當時認為我是無辜的,世界對我如此不公。
他對人類不再有信心,決定投入科學研究,那至少是他可以信賴的東西。二戰結束八年後,他獲得獎學金,到了美國柏克萊大學讀書。

當時流亡美國的德國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剛剛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在美國學界愈來愈被重視。她受邀至柏克萊大學舉行關於極權主義的講座。年輕的杜爾心想,且讓我去聽聽她說什麼吧。在那十四天的講座裡,他看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思想者,不可思議不只是因為思想深度,還在於這是使他建立對人類信心的人。當時他告訴自己,這是一個我信得過的人。

為什麼他覺得鄂蘭可以信賴?因為鄂蘭開始敘說那些並不邪惡者的故事,那些如他一樣平凡人的故事。在戰後,戰勝國急著為德國人們定罪,德國人作為整體承擔了戰犯的形象,沒有人在意像杜爾一樣的平凡人在戰爭時經歷了什麼歷史。而在柏克萊的課堂上,鄂蘭對著戰勝國的人們說出了不被聽到的故事。杜爾深受感動。

鄂蘭當時在課堂上對著美國人說,你們必須知道這件事:當你們看著一個群體,犯了錯,這個群體的罪責,從外界看起來,會比他們自我感受到的罪責更嚴重。反過來說,群體中的人,自我斷定的罪責,會比他們實際的罪責要小。

這正是年輕的物理學者的想法。他原來絲毫感覺不到自己的罪責,可是在鄂蘭的帶領下,他開始反省自己作為那個群體的一份子——即使自己並未參與大屠殺或者排猶——必須一同負起的罪責。那是什麼罪責?

鄂蘭解釋,所謂的有罪,並不是指你殺害某人,而是,如果你觀察到某件事情,你知道那是錯的,但是你卻別過了頭。
當然,人們會說就算我插手也改變不了什麼。但是鄂蘭認為,即使改變不了什麼,也不表示我們可以認為那與我們無關;我們有這樣的義務:你必須走向那個施加惡行者,問他/她:我看到了這一切,請告訴我,為什麼必須做這些事?我們有義務必須提問,讓對方解釋他的行為;這個質問,是重要的一步,因為行為者第一次必須把自己放在反思時刻中。

杜爾此前從來沒有這麼思考過。他確實曾經見過人們犯下錯行,卻不曾提出質問;他當時覺得無能為力,卻不曾面對犯錯者詢問:為什麼?

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對於那場大屠殺負有責任。

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這種提出「為什麼?」的行動,正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倫理行動;它改變了在不正義事件中的關係,旁觀者不再旁觀,不再接受事情就是這樣,也許並無法成為抵抗者,或者其實也改變不了結局,但是有義務成為質疑者;施害者也必須去回應他人的質疑,不再能毫無忌諱地施害,而必須說明自己行為的動機與理據。你為什麼要加害?或者,你為什麼要旁觀?目睹不義的人有責任問,而參與不義、或者別過頭去的人,有責任回答。

關於個人責任,鄂蘭後來在一九六四年寫成的一篇論文〈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也有交代。這篇論文寫在《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後一年,接續該書的罪責問題,試圖釐清的正是杜爾在柏克萊課堂上感受到的東西,也是戰後糾纏著杜爾一整代德國人的難題:面對獨裁統治時,作為個人的我具有什麼樣的責任?我與不義的集體之間的關係為何?我應該背負不由我犯下的那些罪責嗎?

鄂蘭拒絕了無差別的問責德國人的作法。她說:「我在這裡希望提出的一點,超越了眾所周知的集體罪惡概念的謬誤,這概念首先被用到德國人及其集體過往之上——全德國,還有從路德到希特勒的整個德國歷史都該被起訴——事實上,這樣的說法很有效地替所有實際上做過某些事情的人洗刷了罪名。因為如果說每個人都有罪,就等於沒有人有罪。」[2]

因此,每一個在獨裁政體中的人都應該被個別探究其責任。她的這個說法,與其老師雅斯培的立場相同。雅斯培於戰後,德國仍在廢墟中時,在海德堡大學舉行了「論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的講課,後編輯成書出版,直接回應了戰後應如何看待德國人的罪責之問題。雅斯培認為,不能對德國人一體而論,在納粹時代,德國人就是對猶太人一體而論,無視於那族群身分背後無數獨特的臉孔;倘若無差別的讓德國人負擔集體罪責,那麼這與法西斯意識形態何異?

因此,每一位經歷過威權時代的人都應該被探究其個人責任,不該以集體責任為名「替所有實際上做過某些事情的人洗刷了罪名」。這是個嚴格敲打每個人良知、勇氣與判斷力的思想家,因而政治學者史蒂芬(Cora Stephan)說,對於戰後的德國來說,鄂蘭「廣受注意,但不被喜愛」(Geachtet, aber nicht beliebt)。而尤其是,鄂蘭對戰犯艾希曼的觀察,從「日常平凡中的邪惡」這樣的概念談艾希曼如何做為官僚體系殺人之幫凶,使得鄂蘭不受喜愛,因為,人們相信她在德國人中看到「我們每個人之中都存在著艾希曼」(Eichmann in jedem von uns)。

這也正是為什麼鄂蘭在柏克萊大學的課堂上說,應該要細究的是個人,而不是集體。我們不可在「集體」中卸下行動的責任,而必須自問,是否我們在那關鍵的時刻上,別過了頭,不曾做出必須的行動。

註釋
[2]〈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收於鄂蘭的《責任與判斷》(臺北:左岸文化,二○一六,蔡佩君譯)一書。

※ 本文摘自萊茵河哲學咖啡館》,原篇名為〈鄂蘭〉,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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