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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翰.勒卡雷;譯/宋瑛堂

我在三十歲的年紀以專注、不對外分享的個人壓力以及極大的私密性寫下了《冷戰諜魂》。當我在波昂英國大使館以資淺外交官的偽裝擔任情報官時,我的身分對我同事是祕密,多數時間對我自己也是。我在這之前寫了兩本小說,不得不採用假名,而雇用我的情報局也得在它們出版前先審核過。

他們經過漫長的反省後,也核可了《冷戰諜魂》的出版。倘若他們沒有同意,我直到今天也想像不到我會走到什麼地步。

結果他們似乎正確但老大不願意地做出結論,認為這本書是徹頭徹尾的虛構作品,與個人經驗無關,因此不會構成洩密。然而,全球媒體卻未採用這種觀點,反而異口同聲認為本書不僅真實,還是某種啟示性的「來自另一邊的訊息」,使我束手無策、只能靜坐以觀,陷入某種麻痺的敬畏,看著書爬上排行榜和停在那兒,而一個接一個權威宣布它是真實故事。

除了我的敬畏,光陰也帶來某種無力的憤怒。

我氣憤是因為打從我的小說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識到我今後將永遠被標記為改行作家的前間諜,而不是像一群同伴作家摸透了諜報世界,決定動筆寫下來。

只是當時的記者不肯這樣看待。我被當成浮上檯面的英國間諜,告訴世人內幕究竟為何,而我說的任何反駁都只會加強迷思。且既然我的寫作對象是著迷於詹姆士.龐德、急於尋找解毒劑的大眾,這種迷思也就固定下來了。在此同時,我得到作家們夢寐以求的注意力;我唯一的問題是我不相信自己的公開名聲,我即使認同它的同時也不喜歡它,而我就算想要,也根本沒有任何事情能阻止這股浪潮。我亦不確定我是否真的想阻止它。

在一九六○年代,以及直到今日──英國情報局成員的身分不論今昔都是國家機密,洩露之便是犯罪。情報局想要的話可以選擇洩露名字,他們能讓一、兩位情報大亨亮相,給我們一窺他們的神通廣大──等我說完──還有他們的開放性。可是洩密的前成員呢,他們就等著遭殃了。

反正,我有我自己的顧忌,而且跟外界猜想的正好相反,我跟前雇主沒有過節。我在這本小說於美國成為暢銷書的幾個月後接受紐約媒體訪問,我忠誠但緊張地吐出否認:不,不,我從沒做過諜報行業。不,這只是一場惡夢:它實際上也的確是。

這種矛盾近一步複雜化,因為一位有人脈的美國記者偷偷告訴我,我的現任情報局長通報前中情局局長說我是他麾下的軍官,而他說他沒告訴任何人,只跟他為數極為龐大的好友隨扈講過,所以那房間裡的任何人都曉得我在撒謊。

這五十年來,我面對的每場訪談似乎都有意鑽開不存在的真相,這或許便是我為什麼對這種過程產生反感的理由之一。

《冷戰諜魂》這本作品脫胎自被政治厭惡及個人困惑消磨殆盡的倔強想像力。五十年過去,我從沒將本書連結到任何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只除了一次在倫敦機場的無言偶遇:一位身穿斑駁雨衣、精疲力盡,像是軍人的中年男子將一把混雜的外國零錢拍在吧檯上,用粗啞的愛爾蘭口音點威士忌,一直喝到把錢用光為止。就在那一刻,艾列克.利馬斯誕生了,或者我的記憶(不見得是可靠的線人)是這樣告訴我的。

如今我認為,這本小說是在我的人生永遠大不同後掩飾得不太好的內心爆發,不是第一次爆發,也不是最後一次。還有,沒錯,是的,我寫這本書時正捲入斷斷續續進行十年的情報工作;這十年對我個人影響很大,因為我繼承了年紀沒大到能參加二次大戰的罪惡感──以及更重要地,我是戰爭牟利者的兒子,這是另一樣我感覺得守密的事,直到我父親過世為止。

可是我一直不是幕後首腦,也不是幕後無腦,而早在我踏進情報世界之前,我對小說就擁有一股天分,使我變成半信半疑的事實收集者。我在我的間諜工作從沒冒過個人風險;我經常被它弄得百般無聊。要是實情並非如此,我的雇主就不會准許我出版我的小說了,就算他們事後會對於放行這件事搥胸頓足;但他們懊悔是因為他們認為太多人過度認真看待它,以及任何對於英國情報局會出賣自己人的暗示都有損於該局的道德原則,對招募新血不利,因此對大英帝國就是「壞事」,是個沒有明確解答的指控。

這本小說並不「真實」的證據──我這輩子到底得重複多少次啊?──就在它得以出版的事實裡。的確,某部門雇用過我的前主任,在出版後正式宣稱我在部門內的貢獻微不足道,這我也能相信。另一人則描述這本小說「是唯一成功過的該死雙面諜行動」──此話雖然不實,但很有趣。麻煩在於,當專業間諜跑來對他們自己人做出明確陳述時,大眾傾向會相信相反的事:這害得我們被丟回一開始的境地,連同我在內。

假如間諜們在那個年代沒有吸收我,某個同樣運氣不佳的組織也會,而我過了幾年後必定就會自掘生路。

《冷戰諜魂》背景

那麼小說的深入背景呢?戰後十五年持續感染東西德每個角落的景觀、氣味與嗓音?利馬斯棲身的柏林是人類愚行與歷史矛盾的典範。我在一九六○年代早期於波昂英國大使館的疆界內觀察到這點,偶爾則能親眼見證。但是我看著柏林圍牆從鐵絲網進展到空心煤渣磚,看著冷戰的堡壘在猶有餘溫的血戰灰燼上建立起來。我也完全沒察覺一場戰爭到下一場之間的轉變期,因為在情報世界裡幾乎只有一場戰爭。對強硬派而言,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是分散注意力用的,現在它打完了,他們可以著手真正的戰爭,這場仗始於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黨人革命,從那之後就一直在不同的旗幟與偽裝下交火。

難怪艾列克.利馬斯會發現自己跟西方情報單位一些相當令人厭惡的同僚共事了。擁有吸引人條件的前納粹不僅在同盟國家得到容忍,他們還因擁有反共資歷而大受寵溺。美國選來主持西德剛起步的情報局的第一人是誰?萊茵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將軍,希特勒東線情報處(「俄國劇院」)的前頭子,他在蘇聯的進襲中給自己挖了塊棲身之地。將軍預測到德國會戰敗,便集結他的檔案與人手,一有機會就把它們呈給美國人,後者也張開雙手接受。被招募的蓋倫巧妙地放棄「將軍」頭銜,改稱Herr Doktor(博士先生)。

但是要在哪裡收藏這些珍貴資產跟他的至寶呢?美國人決定把蓋倫跟他的人安置在舒適的巴伐利亞小村普拉赫,位於慕尼黑城外八哩遠處,對情報局總部而言也很方便。

那麼他們又選了哪座此時空出來、富麗堂皇的鄉村莊園給「博士」居住?馬丁.鮑曼(MartinBormann)是希特勒最信任的密友和私人祕書,當元首定居在那一條路過去的鷹巢時,他的好夥伴就匆匆在旁邊蓋了房子。蓋倫與他的人住進馬丁.鮑曼的別墅,這別墅處於巴伐利亞政府的保護令下。

就在幾年前,德國聯邦情報局一位當今名人出於破例禮遇,親自帶我參觀那裡。我很推薦會議室裡的一九三○年代家具,以及後花園的新藝術派雕像,但主要景點絕對是往下通到地窖的巨大綠色旋轉梯,以及那座裝潢齊全的碉堡,就跟元首的一樣,只是比較小。

艾列克.利馬斯會是普拉赫村的常客嗎?他別無選擇。很少深入東德的特務行動能在沒有西德聯邦情報局的默許下進行。而利馬斯的經常拜訪,是否可能會遇見「博士」寶貴的反情報主任海因茨.費爾費(Heinz Felfe),前納粹親衛隊與親衛隊保安服務處成員?絕對會有。費爾費是傳奇探員,他難道沒有隻手揭發一狗票蘇聯間諜嗎?

他當然有,這也不奇怪。等他終於露出真面目時,他已經替莫斯科臥底了十四年,卻只被拿來跟一群運氣不好、關在莫斯科的西德探員交換。

利馬斯是否會很享受透過黃金行動(Operation GOLD)取得的超高機密「特別資料」──這行動耗費天價挖了四分之三哩的英美隧道,竊聽柏林東區路面幾呎下方的俄國通信電纜?早在第一把鏟子挖進地下之前,黃金行動就早已被名為喬治.布萊克(George Blake)的蘇聯間諜洩密,此人為英勇的北韓前囚犯,也是英國情報局的驕傲。

直到今天,許多黃金行動的推手都希望我們相信,他們的行動不僅是工程上的勝利,也是一場智力妙計;他們依據的可議論點是蘇聯人實在不想掀自己間諜的底,所以讓通訊照常通行。

黃金行動在幾年後解散[1],而一度是局長人選的金.費爾比(Kim Philby)[2]也被揭露是莫斯科的間諜。難怪可憐的利馬斯在倫敦機場會需要喝猛烈的威士忌了。擁有他不變忠誠的英國情報局正處於集體腐敗當中,得再花一個世代的時間才能治癒。他知道這點嗎?我想他內心深處很清楚。

我想我想必也曉得,否則我就不會在幾年後寫下《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了。

一本可信的小說

那麼來說這本小說的優點──或者它的冒犯,全看你的立場──並不是在於它真實,而是它可信。

這場惡夢事實證明是全世界最多人共有的惡夢,畢竟它問起我們五十年後仍會捫心自問的同一個老問題:我們在正當捍衛自己西方價值的路上可以走到多遠,卻不會連帶拋棄它們?我筆下虛構的英國情報局局長──我稱他為老總──毫無疑問有答案:

「我認為啊,總不能因為自己政府採取仁慈親善的政策,我們在心狠手辣的程度上就甘願被敵人比下去了吧?」在今天,你能聽見同樣的男人(有一口更好的牙齒和一身更俐落的西裝)在辯解伊拉克災難性的非法戰爭,合理化二十一世紀偏好的中古世紀拷問手法,或捍衛讓關在櫥櫃裡的精神病患攜帶半自動武器的權利,以及使用零風險的無人機暗殺人們察覺到的敵人,任何站在目標身邊的人都是倒楣鬼。

或者,這人會是他企業的忠誠僕人,對我們保證吸菸不會危害第三國家的健康,而大銀行的存在都是要服務大眾。

我過去五十年來究竟學到了什麼?回首想想,其實也沒什麼。只有特務世界的道德跟我們自己世界的道德非常相像罷了。

註釋
[1]黃金行動的隧道在一九五五年完成,但蘇聯士兵在一九五六年「發現」隧道而使之關閉。但由於記錄下來的竊聽內容太過龐大,所以計畫仍進行到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波蘭人民共和國軍事情報局副局長Michael Goleniewski投奔西方,因而揭發喬治.布萊克跟海因茨.費爾費等蘇聯臥底,英美才得知計畫為何失敗。
[2]費爾比出賣勒卡雷的身分給蘇聯,使他在一九六四年退出情報界和成為全職小說家。

※ 本文摘自《冷戰諜魂》,原篇名為〈五十年後(二○一三)〉,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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