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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妮特.拉蘿;譯/林佑柔

晚春下午,蓋瑞・塔林格在自家後院的游泳池玩水。他是白人,今年小學四年級,住在市郊一棟有四間臥室的房子。一如多數傍晚,他快速打發晚餐,父親開車送他去參加足球訓練。這只是他參與的眾多活動之一,他弟弟在另一個球場參加棒球比賽。傍晚時分,他們的父母通常能放鬆心情,小酌一杯,但今天不是啜飲紅酒的日子,塔林格夫婦急忙換下工作服裝,要孩子們準備去球隊訓練。

就在車程約十分鐘的地方,小學四年級的黑人[1]學生亞歷山大・威廉斯剛結束教學參觀日,準備返家,他母親開著皮面坐墊的凌志汽車來接他。現在是星期三晚上九點,亞歷山大的母親帶著疲憊下班,行程滿檔的星期四還等著她,明天得在清晨四點四十五分起床,出門工作,晚上九點以後才能回家。星期六早上八點十五分,她得送亞歷山大去上鋼琴課、去唱詩班練習,再去參加足球比賽。他們在黑暗中驅車,亞歷山大的母親輕柔地跟孩子談話,向他提問,並引導他發表自己的看法。

親子間會討論問題,這是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重要特徵,就像許多中產階級父母,威廉斯女士和丈夫認為他們是有規劃地開發亞歷山大的才能。蓋瑞和亞歷山大這些中產階級的孩子,生活排滿了父母一手規劃安排的活動,父母確保孩子能獲得這些經驗,讓孩子接受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在這類培育過程中,孩子建立起權利感(a sense of entitlement),權利感有很大的影響,讓孩子在學校環境中學會質疑成年人,認為自己和成年人平起平坐。

在稍遠的二十分鐘車程外,幾個孩子住的是藍領街區公共住宅,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童年。亞尼里先生是勞動階級白人,他去接上完補習班的兒子小比利,回家後,亞尼里先生小酌啤酒,比利看電視,然後騎腳踏車到街上玩。某些傍晚,他會和父親坐在家門外的人行道打牌。比利的母親是清潔工,下午五點半左右下班回家做晚餐,全家人再一起用餐。家庭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亞尼里女士每天都會打電話跟「一大家子」聯繫,比利的叔叔常常晚上順路拜訪,有時還會帶比利最小的堂弟一起過來。春天時,比利在當地棒球隊打球,他不像蓋瑞和亞歷山大那樣,一星期安排了四場活動,棒球是他今年唯一參加的組織式課外活動。白人勞動階級出身的溫娣・戴佛也住在同一條街上,她總是和堂姊妹們共度傍晚,一起擠在客廳地板上,邊吃爆米花邊看影片。

夏日傍晚,在更遠的地方,住在公共住宅的四年級黑人男孩哈若德・麥克拉斯特在家附近玩耍,兩個堂兄弟也和他一起玩。他們想打籃球,但花了一個下午還是弄不到球,只好看電視上的體育比賽。在暮光中,他們打了場水球戰,哈若德試圖讓鄰居拉法特小姐淋濕。人們坐在公寓外的草坪上,音樂和電視聲從敞開的門窗流洩而出。

比利、溫娣,和哈若德身邊的成年人希望給孩子最好的生活,但由於經濟上的困頓,父母只能努力養家糊口、安排住房、應付不安全的環境、帶孩子去看醫生,還常常得長時間等待根本不會來的公車,還要給孩子洗衣、按時送孩子上床睡覺,並在隔天早上讓他們好好去上學。和中產階級的父母不同,勞動階級的父母不認為有規劃地教養孩子是教養的必要因素,他們特別不贊同參加家長排定好的休閒活動。他們不像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的父母那樣注重規劃栽培,對他們來說,父母最重要的責任不是引導孩子們說出感受、觀點,和思想;相反地,成年人和孩子間有一道相當明確的界線,家長傾向於下指示,告訴孩子該做什麼,而不是用道理說服孩子。

中產階級的孩子參與父母安排的活動,勞動階級和貧困階級的孩子對休閒活動有更大的控制權,大多會自由外出,和住在附近的親戚朋友一起玩耍,他們的父母和監護人讓孩子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2]。然而,這些孩子和父母仍要與社會中的重要體制互動,例如堅持推行規劃栽培策略的學校。對勞動階級和貧困階級家庭而言,家庭教養的文化邏輯和體制標準不一致,造成了以下結果:採用規劃栽培策略的父母讓孩子們獲得權利感;比利・亞尼里、溫娣・戴佛,和哈若德・麥克拉斯特等孩子在體制中的經歷,則讓他們產生疏離感、不信任感,和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

美國也許是機遇之地,同時也是不平等的國度。本書認為,父母的社會地位以無形但強大的力量,影響著孩子的生活經歷。深入觀察、訪談中產階級(包括中上階級成員)、勞工階級,及貧困階級家庭後,我們發現,不平等已經深入文化結構。本書前面的章節是對十二個九歲到十歲孩子的家庭密集觀察研究的成果,我認為家庭生活的各個關鍵要素緊密結合,成為一套「教養的文化邏輯」[3]。換句話說,家庭間的差異似乎聚合成具有意義的模式,中產階級的父母傾向於規劃栽培的文化邏輯,勞動階級和貧窮階級的父母更傾向讓孩子自然成長。實踐自然成長的過程中,孩子們有很長的休閒時間,自己也會發起遊戲,成人和孩子間的界線分明,而且孩子們每天會和親戚頻繁互動。

勞動階級和貧窮階級的孩子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但他們擁有更像「孩子」的生活,也擁有更高的自主權,得以免於成年人的介入,掌控自己長長的休閒時光。中產階級的孩子雖然無法長時間和親戚相處,也沒有很長的閒暇,但他們似乎可以獲得體制上的重要優勢,在規劃栽培的教養過程中,孩子學會了有助於投入職場的寶貴技能。本研究中,中產階級白人和黑人兒童確實表現出某些重要差異,但最重要的分野與種族無關,如本書所說,差異主要是因階級而異。階級差異,包含階級對家庭生活與教養的影響,塑造了孩子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

文化期待

教師、醫生,和輔導員是以兒童為主要工作對象的專業人士,他們在教養孩子上通常有共識,但針對個別孩子或家庭的教養標準上,有時也會產生分歧,例如:孩子朗讀時讀錯單字,父母是否該讓孩子停下,並糾正發音?對此,教師有不同看法。輔導員對於母親是否過度保護孩子也有不同的標準。然而在大原則上,專業人士幾乎毫無爭議地認為,適當的教養方式能促進兒童的教育發展[4],教養標準包括和孩子交談、發展孩子對教育的興趣,並在學校教育中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性。同樣地,教養標準強調跟孩子講道理的重要性,教導他們透過協商來解決問題,而非靠身體力量。由於人們普遍接受這些準則,這些準則也在在強調父母應該如何教養孩子的實際做法,因此形成了一個關於「如何教養」的主流文化期待,專業人士間對於教養主要原則的共識於是滲透到我們的社會之中,一小群專家可能就這樣塑造了一大群父母的行為準則。

兩世紀以來,專業人士的教養建議常常變動。過去,專家曾強力主張奶瓶餵養,也曾提倡嚴厲對待孩子與採用體罰的好處,並對父母縱容孩子的後果提出嚴厲警告。然而如今,這些見解已經轉變,專家們現在推崇母乳餵養,並主張對孩子表現出情感溫暖、以講理交涉。比起勞動階級的父母,中產階級父母似乎更迅速且徹底地改變了教養方式[5]。當專業建議從奶瓶餵養轉向母乳餵養,從嚴厲管教轉向溫情同理,從責打管教轉為隔離法則(time-outs),中產階級父母都迅速地應對改變[6]。此外,最近幾十年,美國中產階級兒童不得不面對所謂的「喪失恩寵」[7]。因為擔心孩子的未來,中產階級父母致力於確保孩子能夠參與組織式活動,讓孩子未來有可能因此出人頭地。

中產階級父母審慎遵從當下的專業標準,採用規劃栽培,試著激發孩子的發展,培養他們的認知能力和社交技巧。但對勞動階級和貧困階級而言,考慮到經濟和教養的艱巨需求,他們必須不斷辛苦工作,才能滿足舒適、食物、住所等其他基本需求,由於這些負荷,父母無暇刻意栽培孩子,或提供其他中產階級家庭會有的休閒活動。對勞動階級和貧困階級家庭來說,支持孩子自然成長便已是很大的成就[8]

不同的教養哲學和方法會帶來什麼結果?簡單來說,這類差異會為下一代帶來不同的優勢。本研究發現,比起勞動階級和貧窮階級的家庭,中產階級家庭會進行更多交談,這種交流使中產階級的孩子擁有更敏捷的口語表達能力、更大的詞彙量、更熟悉抽象概念,也能更自在地面對權威人物。更重要的是,在體制和家庭環境下,與權威人士的互動技能也展現出差異,中產階級的蓋瑞・塔林格和亞歷山大・威廉斯還是小男孩時,就已經學會如何和成年人握手,在交流時也會看著對方的眼睛。在求職面試的研究中,學者發現求職者能給人留下好印象的時間不到一分鐘,並強調面試時眼神交流、有力的握手,及自在應對老闆的重要性。然而,像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哈若德・麥克拉斯特,他的家庭成員交談時,通常不會看著對方的眼睛。此外,伊利亞・安德森指出,在他們居住的社區中,長時間看著對方的眼睛可能會帶來危險[9]。麥克拉斯特家族代代相傳的社會能力有其價值,但在求職面試的場合中,哈若德的技能就不像蓋瑞・塔林格和亞歷山大・威廉斯的能力那樣派上用場。

註釋
[1] 在描述一個社會群體時,我們會煩惱要選用什麼詞彙,尤其當這個詞彙可能強化負面刻板印象,無論用什麼詞彙來描述種族或族裔,我發現都可能造成問題。我訪談的家庭都自稱為黑人(Black),但我知道有些讀者強烈認為這個詞彙應該改成大寫,因此我遵循這個慣例。儘管如此,我並未將白人(white)改成大寫。總而言之,本書中「黑人」、「美國黑人」、「非裔美國人」等詞彙會交替使用,書中的「白人」為非西班牙裔的白種人族群。
[2] 某些讀者憂心「讓孩子自然成長」的說法輕視了父母照護孩子的勞力,他們的指責很正確,因為勞動階級和貧困階級的父母不太可能用這詞彙來描述照顧孩子的過程。這個擔憂十分重要,正如文中強調(特別是第五章),各階級的父母都需要付出大量精力來照顧孩子,特別是母親,但貧困階級和勞動階級的母親應擁有較少的相關資源。本研究中,這些父母的教養方式和中產階級父母稍有不同,他們似乎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安排兒童的閒暇生活,也不認為自己應該積極干預孩子的校園體驗。然而,勞動階級和貧窮階級的父母包辦了家務,給孩子劃定了界線和限制,在這限度之下,讓孩子們自由地生活。基於這樣的意義,我才使用「自然成長」這個說法。
[3] 我對「教養」的定義包括日常生活的常規、安排,及「習性」。我關注的是規劃栽培及自然成長。我主要採用「教養」這個概念,但偶爾也會使用「社會化」。許多社會科學學者大肆批評這個概念,認為該詞彙不準確,且暗示孩子是被動的而非主動,好像在說家長和兒女之間是單向的關係,不是對等的動態關係。William Corasaro的《Sociology of Childhood》、Barry Thorne的《Gender Game》,和Glen Elder的〈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 Theory〉都提到了這點。儘管如此,在理想情況下,既存的術語可被賦予新意,讓人進一步了解社會進程,比起其他術語,教養和社會化這兩個詞彙更有優勢,相對簡潔,不會使文章滯澀難讀,因此我決定採用這兩個術語。
[4] 關於專業人士所發揮的作用,可以參考Eliot Freidson《Professional Poweers》、Magali Sarfatti Larson《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及Amitai Etzioni《The Semi-Professionalism and Their Organizations》。當然,隨著時間推移,專業標準總是受到質疑,並產生變化。我不是說這些標準沒有阻礙或爭議,但在最一般的層面上,專業人員幾乎一致認為父母應該充分地和孩子聊聊,念書給孩子聽,在醫療保健方面也要積極主動地採取行動。
[5] 1996年Sharon Hays出版了《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探究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母親的教養態度。她發現兩方都篤信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但對懲罰的觀點不同,中產階級母親更傾向於講理,勞動階級母親更傾向於體罰。我的研究更關注於表現,而非態度。就態度方面,我並未看出太多的差異,例如所有人都渴望當個好媽媽,渴望孩子茁壯成長。在研究中,我發現的顯著差異在於這些父母會如何演繹心中的「好家長」。
[6] 參見Urie Bronfenbrenner的文章〈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Cl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7] Katherine Nweman《Declining Fortunes》;Donald Barlett and James B. Steele《America: What went Wrong?》。另可參見Michael Hout and Claude Fischer〈A Century of Inequality〉。
[8] 一些讀者擔心「自然」的反義詞會變成「不自然」,但我們認為「自然成長」的反義詞不是不自然,而是「栽培」、「人工」、「人為」,或「加工」。教養的邏輯中,這是一種啟發方式,而且不應被過度濫用。正如許多社會科學學者所說,所有的社會生活都是建構於特定社會背景,實際上,隨著時間推移,家庭生活有著相當大的變化。參見Phillippe Aries《Centuries of Childhood》;Herbert Gutman《The Black Families in Slavery and Freedom》;Nancy Scheper-Hughes《Death without Weeping》。
[9] Elijah Anderson, CodeoftheStreet; see especially Chapter 2.

※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童年【跨世代社會學革命性經典鉅著】》,原篇名為〈不同階級的兩大教養邏輯:規劃栽培以及自然成長〉,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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