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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里斯.史特曼;譯/鄭淑芬

離婚與本書前面所描述「愛的終結」的其它形式很不相同,因為那是一個耗時甚久的決定,需要搬出一大套理由,方能使這種決定在自己和周遭人的眼裡看起來都合情合理。由於離婚是一種有意識的決策形式,因此具有敘事結構,行為者通常嘗試以回顧的角度解釋自己或是當事對方的決策。愛的終結通常是在許多事件發生之後才會出現,而且這些事件又會透過敘事脈絡和理由被認知、串聯在一起,此即呂克.波坦斯基和洛杭.戴夫洛所稱的「自我辯護手段」(regimes of justification)25,一方面交代個人做出或是感受某事的原因,一方面提出具有普遍性質的準則。

頓悟

這些辯護手段包含麥克.斯托克(Michael Stoker)所說的「行動動機」以及「想達成的行動目標」。26 有關愛的終結的敘事和墜入愛河的敘事截然不同,因為前者強調的是頓悟、啟示或是理解,在那其中,當事人掌握了、看清了現實的新面向。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提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雅莉莎.皮爾沙勒.史密斯(Alyssa Pearsall Smith)時曾說過:「有天下午我出去騎腳踏車。當我沿著一條鄉間小徑騎下去時,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愛雅莉莎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對她的愛已是過去式了。」這就是一個十分恰當的例子。27他們在一九一一年結婚,在一九二一年離婚,而羅素所形容的愛之終結正是一種突然的啟示。再以我自己的樣本為例,丹尼爾(Daniel)是一位六十四歲的以色列文學評論家,他回憶道:

我依然清楚地記得(要和她分手的決定)是如何開始的。我在洗碗,她走進來,說了些什麼我不記得了。在那一刻,在洗碗時,我第一次告訴自己:「我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一旦我的心裡冒出這些話,我就無法再留下來。我再也受不了了。

「啟示」的發生也可以由某個突發的事件所觸發,例如當事人愛上了別人或者進一步了解了伴侶。有些受訪者提到了「轉折點」,也就是他們對伴侶的觀感發生變化的時刻。由可見或不可見的事件所引起的(情感)「轉折點」,此一主題一直是許多現代文學和電影作品的核心。例如,二○一四年由瑞典電影製片人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執導的電影《婚姻風暴》(Force Majeure),即揭露了夫妻之間的裂痕,因為在一場雪崩發生時,丈夫為了保護自己而撇下妻子和孩子逃命去了。該事件即標誌了一個轉折點,妻子對丈夫的底細有了全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他們之間造成了新的裂痕(儘管家庭最終仍未潰解)。

嫌隙積累

敘事的第二種形式是「嫌隙積累」:小事以及日常衝突逐漸破壞了親暱關係的結構。在阿維賽.馬格利特的用語中,此即所謂的「侵蝕」(erosion)。這是一個十分恰當的比喻,日常生活中的瑣碎雜事拆毀了原本將日常生活的結構縫合在一起的針腳。小事情不斷累積,直到受訪者走到自己所描述「覆水難收」的地步為止。在這種敘述中,當事人會蒐集與對方有關的事實、行為、言語或手勢,作為「我們的關係再也行不通了」的證據。克萊爾.布魯姆(Claire Bloom)是與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結婚的著名女演員,她這樣描述對方向她提議離婚時的聲明:

我設法保持冷靜並問他:「你為什麼這麼生我的氣?」菲利普繼續對我抱怨了兩個小時,幾乎連氣也沒有喘一口:我的聲音如此柔和,讓他感到疏遠,我是故意以這種方式對他說話的;我在餐館裡表現得很奇怪,有時看看手錶,有時低聲哼唱幾句;面對他的那些病症,我表現出恐慌,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那次我們抵達醫院準備做心臟手術時,我一時找不到護士,害他不得不在走廊上走來走去找來一位。……我要他去看他最討厭的歌劇演出。……等等、等等。28

在這個例子裡,對方與當事人的行為模式相互衝突,導致後者煩心、惱怒。

該敘述以「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形式呈現,或者採用「使水壺溢出水來的那一滴水」或是「忍到忍無可忍為止」的比喻。它描繪出的自我是每天必須應付意見分歧和衝突的自我,而這些積累起來的分歧和衝突最終演變成難以承受,或者在數量上超過了兩人關係中「好」的成分。只要意見分歧或是爭吵經常發生,當事人通常會採用此種敘述。這種敘述最熱衷於提出「證據」,以便證明在兩人關係中或是在伴侶一方身上(或者當事雙方身上)存有缺陷。

微創傷

在第三個(也許也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敘述中,某些事件、行動或者話語都起到「微創傷」(micro-traumatic)的作用,也就是說,某些事件、行動、話語標誌了與一個人道德原則或大或小的扞格,讓主體回憶起這一衝擊時,將其視為自己無法治癒或是康復的事件。這些造成創傷的事件被認為破壞了信任(性方面的或情感方面的),且所造成的傷害被主體定義為無法彌補,既不能治癒也無法抹淨。這種傷害經常被視為對自我價值和尊嚴的深刻侵害。下面第一個例子是法國一位四十五歲的老師艾琳(Irene)的自述:

我認為也許自己第一次對他死心,或者總之不再那麼愛他,是因為我身體非常不舒服時,他沒能將我送到急診室,只因為他不想取消與一個重要客戶的約會。在隨後的幾年中,我發現很難忘記這件事。每當他不願意陪我一起度過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時刻時,我都會感到自己被拋棄、被出賣。我一直會回想起那一次的經驗,只因為丈夫無法取消與客戶的約會,我就得孤零零地待在醫院。

因此,事後回顧起來,我覺得永遠不能原諒他。想到在十二年間,噢,不對,沒那麼久,因為那件事發生在我們結婚四年後,想到在八年間我都帶著這種感受過日子,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他,自己受的傷害有多重。我認為他從不曾意識到或猜測到。但我始終沒原諒他。我再也無法以同樣的態度信任他了。

在這個例子中,單一事件即造成被破壞的信任感無法再被修復。這種「微創傷」成為後續事件的解釋框架。瑞貝卡(Rebecca)是住在以色列的四十七歲美國裔女性,下面是她的自述:

他比我大十五歲,並且有三個前兩次婚姻中生的孩子。與他相戀四年之後,我開始想要自己生個孩子。但是他不想要。他覺得精疲力盡,而且已經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不想再要。他不介意我透過精子銀行或者類似的辦法生個自己的小孩,但是他再也不願意當全職的父親,也無法照顧這小孩了。

後來我藉由精子銀行的幫助生下自己的孩子,而命運對我們開了個玩笑:嬰兒出生後,他感到與孩子特別親近。但是我不能原諒他,因為他從一開始就不想和我一起生小孩,反而讓我求助於精子銀行。我覺得在這件對於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遭到背叛。儘管最終他願意擔負起父親的責任,但我還是不能原諒他起初並不想要我的孩子。

在這兩個故事中,創傷敘事都是從自我的核心面出發的。此一自我感覺遭受「背叛」,感覺「失望」,或者在某些案例中,自我認為自己受到「攻擊」。敘事的三種形式(頓悟、積累、創傷)造成了三種的情感敘事結構,而透過這些敘事,行為者可以回顧過去並且重構與解釋自己如何脫離情感紐帶的過程。這三種有關決策的敘事乃是對於自我脫離某種關係之方式的回顧描述,同時解釋為什麼雙方無條件可彼此隸屬的「緊密厚實關係」(thick relationship)會被侵蝕、消散和終止。29我現在要證明的是,這些情感敘事賦予本書所描述的社會力量一種形式。

但是,這裡應先清楚交代,我們所提供的離婚敘事類型並無法囊括離婚的所有原因。此外,我們也不否認,離婚通常比分手遠遠更需要一番廝鬥,而且在情感上更加激烈的事實。我只打算在這裡單純地主張,如下兩者之間是具有連續性的:一方面是在關係開始時起作用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是滲入既存的和制度化關係的文化力量。因此,關鍵點是,親暱紐帶的形成和維繫乃是社會普遍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且這生態系統會令個人負擔沉重,同時迫使他們獨自應對數種社會約束。

這些約束如下:作為自主行動領域的性;作為持續不斷之行動(由消費自我以及心理自我之改善與提升所凸顯的行動)的估值、評價與貶值;自主與依賴間不自覺的目標衝突以及對自我價值的威脅。所有這些都是一個人在擺脫自己依戀對象以及承諾之過程中(亦即愛之終結的過程中)的關鍵主題。

註釋
25 Luc Boltanski and Laurent The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26 此段話被引述於:Avishai Margalit, On Betray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9.
27 此段話被引述於:Avishai Margalit, On Betray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7.
28 Claire Bloom, Leaving a Doll’s Hous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201.
29 參見:Margalit, On Betrayal, 56.

※ 本文摘自《為什麼不愛了:更多自由卻更少承諾,社會學家的消極關係報告》,原篇名為〈分手的敘事結構〉,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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