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克.湯普森;譯/王審言

當「觀眾」(audience)這個字的意義,不再僅是觀眾,至今在英文中還找不到百分之百滿意的對應字眼,公眾這個詞又該怎麼辦呢?

媒體高層在冷冰冰的字眼中擺盪:使用者、消費者、顧客;政治人物嘴裡則是冒出個別投票者或是整體選民。這些詞展現一種工具性:我們是根據我們想從受眾身上抽離出什麼,才來界定他們的意義。如果你不想引發一夥人戴上法式三角帽(tricorn hat)揮舞燧發槍(flintlock,譯註:法國大革命時的配備)跟你拚命的話,「市民」(citizenry,譯註:法國從一三○二年開始召開三級會議,解決政治或稅收難題,分別由教士、貴族與市民組成。一七八七年,日益壯大的市民階級不滿教士貴族的專斷,發動武裝革命,攻占巴士底獄)這個詞請慎用。所以我們還是使用「公眾」(public, 譯註:政治學者經常使用public sphere,「公共領域」這個用語,即下文所指的意義)這個詞好了,至少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到一群人占用的領域:在他們覺得必須離開私人生活的時候,可以聚集在一起,傾聽大家的聲音,或者,有時也能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他們使用的語言,就是本書的主題。

一個健康的、高效率的公眾語言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呢?他們跟我們想要提升公眾語言的品質,應該走出怎樣的第一步呢?

我們都同意公眾審議是民主最核心的理念——老百姓衡量議題的輕重緩急,決定支持哪種對策,再選出他們認為最具治理能力的黨派與領袖——那麼,「審議」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在英語世界,最簡單也最有影響力的模式,就是陪審制度。陪審團審視所有證據、聽取雙方論述,考慮判決;這意味著個別的陪審員必須透過討論以及辯論,化解歧見,獲得一致的結論。

思考完美的公眾政治審議,難免聯想到陪審間的情況、想到對話過程,原則上,每一個公民都需要奉獻心力,引領最終決策。每個人——包括反對者——都有吃重的戲分。我們當然知道實際狀況複雜得多,陪審員的歧見可能更分散,但多多益善:越多關切、越多辯論、越多人投入,結果就越好。

問題是,這種期許現實嗎?陪審團需要每位陪審員到場。由於缺乏特殊的公眾職責,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並不會表達看法,更不會批評別人的意見,只有一小部分的線上新聞讀者,會把他們看到的內容分享給朋友,更少數的他們會寫評論。

在加入政黨悉聽尊便的國家,成為黨員並不附帶任何社會與生涯利益,大多數的人也不想參與政黨活動。我們不該吝惜掌聲,鼓勵這些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加油打氣的啦啦隊長、部落客、異議分子,但是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並不是靠這些人維持,而是剩下的90%,甚至更高比例的老百姓。他們不曾參與任何政黨或公眾活動,只在私底下,看、聽,或是發表意見(如果他們真的會議論政治的話)。

當代的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制度也不是靠(至少不會比雅典直接民主更倚賴)每一位市民,期望他們積極參與政治辯論,或者例行性的決策過程。它倚靠的是有願意、有能力吸收事實、傾聽辯論的尋常老百姓,期望他們在這樣的基礎上,每隔幾年選出代表他們行使政權的人。

也許這聽起來太溫和、太被動。但在民主政治,這是一切。超過政黨、超過領導者,事實上,這就是民主。本書的論點就是:今日政客與媒體向公眾說話的方式,讓這個民主本質性的職責更難解除;但結果卻導致公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一併捨棄他們的憲政角色。願意花工夫參與政治的人,又受到扭曲現實的觀點支配,只剩眼前的選擇。如果我們想在短時間內,凸顯問題的嚴重性,政客與媒體就要擔起責任;但是公眾本身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自己成為更好的民主政治主人呢?

修辭,永遠引發爭議——如果辦得到的話,柏拉圖會很樂意在修辭剛誕生的時候,直接把它掐死。我們在書裡一再發現:視而不見,或是假裝可以徹底揚棄修辭,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請傾聽巴門尼德詩作中的女神智慧珠璣,也就是我放在本章開頭的引文。至少我讀起來,在這個發人深省的片段裡,女神很清楚的分辨出真知與意見間,是有差別的,卻也提醒我們:在直抵問題核心之餘,也要注意俗人錯誤的意見,兩者在本質上一樣重要。而修辭就是這些意見成形與分享時的語言。

女神在指令中暗示:意見與意見的修辭永遠黏著我們,如影隨形。世上並沒有什麼魔法棒或者美化工程,能把我們從現實世界傳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在那裡,只有完美的事實、完美的真實性,不管什麼,都沒有瑕疵。這不是我們人類的本性,自然也不會是語言的本質。

讓我們把公眾語言放進公民教育的核心。憲政史、政府分權的結構設計、法案如何變成法律、法庭的運作實況——這些內容當然應該進駐孩子的課程表,但是沒有一個比得上駕馭公眾語言。極少公民有機會參與立法程序。即便全盤掌握英國下議院或美國參議院的工作細節,也無法幫助搖擺選民拿定主意。但每一次他們讀或看一則新聞、聽一場演講、打開一個行動應用程式,甚至看一則廣告——全都是無所不在的修辭。寄望修辭能成為理性思辨、批判說服的藝術,再也沒有比讓批判受眾(critical audience)崛起更重要的助力了。

我們要教孩子分析每一種公眾語言,從行銷話術到電視、廣播、網路與社交媒體裡最高尚的政治宣示。年輕人應該學習政治修辭與廣告的歷史,研究個案,用文字、照片與影像,開創他們自己的公眾語言。

媒體,尤其是有使命感的媒體,像是BBC或者《紐約時報》跟各類機構—博物館、智庫與基金會一樣,扮演重要角色,推進觀眾對於科學以及其他政策領域的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遇到立場偏執、論述可疑的訊息要示警;還要幫助閱聽大眾,在每個主要政策領域——經濟、地緣政治、科學與社會——建立自己的思考模型,將每天的統計數字、政治宣示,調整成適當比例,放進可能性評估的情境裡去了解。他們要知道怎麼挑戰不同模式,在不斷變動的環境裡,又要如何調整。

如果真有什麼黏著劑可以穩固脆弱的公眾領域,比較可能的是正確修辭,而不是某種睿智的新法令。讓我們記住一件事情:這種修辭跟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跟各種偉大的藝術一樣,面對人類社會最糾結的難題——我們要怎麼樣跟他人相處?請教導我們的孩子修辭。

※ 本文摘自《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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