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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每天半夜走進文字荒田耕作的莫名其妙生物,雜食亂栽,還沒種出一顆果實,已經犁整下畦荒地。

文/犁客

「寫小說痛苦啊,那十個月,明天要寫的今天還沒想到,」唐福睿說,「在我寫最後一個字之前,我都不確定我能不能寫得完。」

唐福睿口中的小說,是拿下「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大獎」的首獎作品《八尺門的辯護人》──「因為想拍成影視作品,所以本來寫的是劇本大綱,後來才改寫成長篇,」唐福睿說,「我先前沒寫過長篇小說,只練習寫過一些短篇故事而已。」

沒寫過長篇的人很難切身體會經年累月與同一個故事糾纏的感覺,不過要說唐福睿完全缺乏處理大量文字敘事的經驗,倒也不全然正確──唐福睿在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唸是電影導演碩士學位,但在赴美留學之前,他已經在台灣當了五年執業律師。律師職務對文字的要求,加上編劇的訓練,讓他抓牢故事主軸,以編劇邏輯推展故事。

從律師到導演

從執業律師跳進創作領域,旁人看來訝異,唐福睿講來倒不帶什麼神奇色彩。

「讀法律沒有特別原因。」唐福睿坦承,「當然我不討厭,從前蠻喜歡看《法內情》、《法外情》那些港片,覺得自己是有正義感的;加上父母親也希望孩子唸書能有好出路,所以考試志願填得到法律,就去唸法律了。其實唸了就發現和想像的不大一樣,但不會覺得排斥。」

畢業後成了律師,那種「不一樣」就更明顯了。「我們的法學教育重理論,比較不重實務,當律師就發現實務上不是這麼回事;」唐福睿說,「學校有教科書可以查可以用,但出庭的時候靠的就是熟悉法條,以及和人溝通、講述的技術。」

當律師時,遇上的都是小小的案子,小小的人物,但唐福睿有時會從中獲得一些與旁人不同的感觸。「有一樁家族爭遺產的官司,過世的父親在台北市留下一棟日式平房,子女、律師和法官一起去看現場。」唐福睿回憶,「大門一開,我看到院子裡有棵大桂花樹,大概兩公尺高;小時候爺爺奶奶家裡也有,所以我知道桂花樹這高度得長很久。樹上開滿了花,週圍也都是花;我站在旁邊看那些人站在樹下討論分遺產的事,好奇他們什麼時候會想到該看看樹?」

或許是這類感觸多了,或許是考慮爭取公費留學機會時不想再繼續浸在法條當中,「那時白天工作就是律師了,晚上讀書就不想繼續唸法律相關的東西,所以就轉唸電影,想說當興趣。」唐福睿笑著解釋,原來「唸興趣的」結果考取了公費資格,「放榜那天,我爸說完蛋了──我可以理解,畢竟我法律走很順,搞創作風險很高。」

雖說如此,但唐福睿不認為自己的決定帶著毅然決然為創作獻身的浪漫衝動,「老實說,考到律師執照就一輩子都有資格,我總想,如果創作混不下去就回去當律師吧;」唐福睿說,「所以覺得這沒有多艱難、不算什麼很大的犧牲,不像大家想得那麼誇張啦。」

「法律普及」的管道

唐福睿學生時代拿V8拍過鬼片,利用學校視聽中心的剪輯設備後製,「那時拍片完全靠直覺,沒有理論基礎;」唐福睿說,「為了準備考試時當然唸了相關的書,不過不是科班出身,進了學院就知道專業完全不一樣。」

加州藝術學院有四、五千名學生,全是與藝術相關的學系。開學前一天,唐福睿的系主任找師生辦見面會,要大家圍成一圈自我介紹,「雖然我們要唸電影,但系主任說我們不用講自己喜歡的電影或導演;」唐福睿說,「他認為你可以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因為那是進入學院之後要尋找的東西。你可以沒有足夠的知識、可以迷惘,老師會包容你、幫你找到你喜歡和擅長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是很難忘的教育文化衝擊。」

藝術學院教授基本技術,鼓勵學生追求自由創作,培養創作者怎麼講述心裡的故事。完成學業之後,唐福睿以講述補習班師生性關係的劇本《童話世界》拿下「拍台北銀劇本獎」,「那個故事也涉及法律體系裡殘存的父權,我想繼續寫我熟悉的法律題材,把故事當成某種『法律普及』的管道;」唐福睿說,「所以決定要寫『死刑』。」

《八尺門的辯護人》與死刑

台灣社會對死刑存廢具有頗大的歧見,唐福睿因此在《八尺門的辯護人》裡,將對死刑的不同觀點放在不同的角色身上,藉由謀殺案件帶出法庭攻防、真相偵搜、政治操作,以及對死刑各種面向的詰問與思索。「書裡的角色沒有影射任何現實政治人物,角色名字可能來自身邊的朋友,例如『連晉平』是用我幾個替代役弟兄的名字拼湊的,『Leena』是我田調對象女兒的名字;」雖然角色是虛構的,但故事當中的社會氛圍完全貼合台灣現況,而且核心案件脫胎自著名的「湯英伸事件」──唐福睿說明,「主角『佟寶駒』這個名字其實有點怪,但它是從湯英伸的辯護律師『董良駿』變化來的。」

湯英伸是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執刑時還未滿二十歲,事件發生在三十多年前,案件凸顯了原住民在漢族社會當中受到欺壓、歧視、剝削等等不當對待的問題──遺憾的是,三十餘年後的台灣,把原住民換成移工,類似的狀況不但仍然存在,甚至還多了弱弱相殘的嚴苛事實。而《八尺門的辯護人》不僅帶讀者直視這點,甚至在最後揭露案件真相時下了重手。

「我本來不想交代案件真相,那是寫劇本時才加進去的;」唐福睿坦承,「要不要放到小說結尾?其實掙扎很久啊。」

要「講得多直白」常是創作者難以抉擇的尺度,但以《八尺門的辯護人》而言,最後一章能夠迫使讀者再次思索「死刑」的意義,完美地扣合主題。

「我在學校唸法律的時候大家會討論,不過談得比較淺;我認識的法律人和社群同溫層感覺上都反對死刑。」唐福睿說,「死刑討論有點哲學層次,不過也涉及到很實際的人權問題和價值觀。」

八尺門的辯護人》並非一面倒地贊成或反對死刑,而是藉由不同視角帶出的不同價值刺激思考──法律是權衡罪與罰、依此維繫人類社會運作的工具,唐福睿的「法律普及」創作企圖,正好指向這個根本的問題。

罪與罰之間:

  1. 「把真凶找出來」遠遠不足以「伸張正義」
  2. 毋需上網,你已身處網中──談陳浩基《網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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