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步全球的「民調初選」限制多，為何藍綠仍情有獨鍾？

文／吳安蕙

在國民黨與民進黨提名辦法的規章中，關於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機制早有明文。國民黨主要採用「七三制」，也就是 70% 電話民調、30% 黨員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民進黨則是在 2011 年後採用「全民調」的方式，百分之百交由電話民調進行初選。由民調機構隨機打電話到家戶進行選民意向調查，然後決定政黨的提名人選，這樣的初選機制其實是世界上難得一見的方式。

在研究政黨初選制度的經典《候選人如何產生：比較觀點》（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書中，作者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研究了九個民主國家後，發現政黨初選大多是掌握在區域幹部或黨中央手上，對於一般非黨員的民眾而言，就算是該政黨的支持者也不大容易參與初選過程。即使是美國總統提名方式之一的開放式初選，也需要由民眾主動前往投票。像台灣這樣，即使是黨的高層幹部也要守在電話前，等待會不會被電話民調給抽中，是將政黨重要決策直接交給不特定選民、相當分權式的有趣現象。以下本文將聊聊這個獨特的初選機制為何產生、民調初選的缺點以及為何藍綠都愛民調初選。

民調初選的誕生與進行

台灣自解嚴以來，國民兩黨的初選制度經歷黨員投票、黨中央決定、公民投票（仿效美國開放式初選）、幹部評鑑後，逐步發展到現今以民意調查為初選的主要機制。在民調問卷的設計上，總統、立委這種單一選區的民調是「對比式」（與他黨候選人進行PK戰）與「互比式」（候選人個人支持度）兩種類混用：對比式民調是競爭政黨之間參與初選的候選人進行比對；互比式民調則是列出黨內參加初選的候選人，讓選民選擇支持的人選或支持與否。具體來說，「對比式」就是媒體經常採用的「兩黨對戰組合」，例如朱立倫v.s.蔡英文、韓國瑜v.s.賴清德。「互比式」則是同黨內投入初選者一起進行民調，如民進黨 2020 年總統候選人初選即是民眾從蔡英文、賴清德兩人中選出一位。

順帶一提，面對 2018 年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初選因為提名名額較上一屆 2014 年太陽花學運發生時為多，所以大部分選區採保證提名現任者的機制，若有非現任者欲爭取提名，則是進行互比式民調決定。民進黨的直轄市議員初選，則不論是否現任，皆一起進行互比式民調；非直轄市的其他縣市初選雖沒有明文規定，但也多採用民調初選。在民進黨進行宜蘭縣三星鄉議員提名時，甚至發生了侵入民宅接聽民調電話這種令人驚訝的狀況。

民意調查作為初選方式，並非一成不變。回顧民調初選的方式，都曾因應當下社會及政黨現況而有所調整。2007 年民進黨聲勢低迷，出現黨內互相攻擊的「十一寇」爭議，於是總統初選便推出所謂的「排藍民調」。2015 年國民黨總統初選時，為了防止洪秀柱被提名而推出「防磚條款」，規定若初選只有單一候選人，其支持度必須超過三成才可獲得提名。到了 2017 年，為了因應青年參政的社會氛圍，國民兩黨都新增了「青年／新人民調加權」，民進黨原本考慮直接徵召青年參選，在引發爭議後就改為民調加權，於該年 9 月提出；同樣的措施，國民黨則是在 10 月宣布。

民調初選的限制

台灣不少優秀的學者曾針對「民調初選到底可否提出最強候選人」的議題進行很多相關研究，結果卻顯示差強人意。原因在於，民意調查自身有許多局限，例如真實性的疑慮（選民是否誠實作答）、數據太過接近在誤差範圍內、家戶電話使用率下降、機構效應（泛綠支持者聽到中X集團直接掛電話）等等。除此之外，也有可能遇到選民謊報年紀、故意回答對方較弱的參選人以利自己支持的陣營、以及沉默螺旋的跟風效應等等弊端。學者專家確實有試圖設計出精準民調初選的方式，包括對難以接到家戶電話的族群加權、納入手機或網路民調等等，但目前還沒有非常重大的突破。那麼，對於實際運用民調初選的政黨來說，難道他們不曉得會有這些缺失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他們還是鍾情於民意調查呢？

為何藍綠都愛用民調初選

民調初選這個獨步全球的提名方式，是由民進黨率先在 1997 年的縣市長選舉中起用，採取兩階段初選：第一階段黨員投票，若是無結果，則第二階段進行民意調查。之後民調的比例逐年增加，直到現在的「全民調」。後來國民黨也仿效民進黨的初選方式，拉高民調在初選中所占比例（民調 7 成、黨員投票 3 成），甚至在溝通協調後也可以採用全民調。

為何藍綠都愛民調初選？主要來自幾項因素：

一、避免違反選罷法，公正公開大家都服氣

過去國、民兩黨都有所謂「人頭黨員」、「口袋黨員」的弊病，採用黨員投票的方式恐怕難以提名出真正貼近民意的候選人。隨著選罷法第101條將黨內初選賄選納入規範，「人頭黨員」現象可能為政黨招來麻煩與負面評價，因此藍綠紛紛放棄黨員投票的初選機制。民調初選讓政黨站到一個類似選務機關的公正位子上（如民進黨黨中央有自己的民調中心），又是一門科學，比起黨員投票或幹部評鑑等可能淪為黑箱作業，民調是讓黨內競爭者都可以信服的機制。

二、有效又快速地找出有可能當選的參選人

能夠有效挑出會當選的參選人，就是初選的好方法。民意調查可以找到具知名度的參選人毋庸置疑（至少選民答得出他／她的名字），樂觀一點地推斷選民都是誠實的話，也可以發現哪位參選人是最受支持的。比起其他初選方式，民意調查作為一個科學化的方法是相當有效的，尤其是在單一選區的選舉中，通常是藍綠一對一的對決，雙方都會推出自己最強的人選。至於敵對陣營的選民會刻意回答支持己方較弱的參選人，對兩黨來說，反正雙方都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那就算是藍綠相互抵銷了。

三、貼近民意、走向大眾化政黨

民調初選這種把權力分散到不特定選民的方式，把公職選舉的候選人直接交由選民決定，不但減少了黨內鬥爭的負面影響，也可以「測水溫」找出民眾支持的候選人。傾聽民意、爭取選民認同，無疑是在民主社會勝選的最重要關鍵，透過民調初選，政黨可以得到民主美名，又能避開黨內派系紛擾和人頭黨員等賄選疑慮，何樂不為。

四、擺平黨內派系紛爭

民進黨黨內的派系文化較為鮮明，初選採用民調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派系在這樣的框架之下運籌帷幄派系利益（例如找所屬派系的政治明星站台、指派選區等）已是常態。在國民黨的文化中，民調初選可以讓中央擺脫地方派系對於提名權的絕對控制，藉由直接訴諸民意來決定該提名哪位參選人。至於民調到底準不準？能不能挑出「最」可能當選的候選人？這點當然重要，但其實並不是政黨最最在乎的事。在民調初選的討論中，我們不妨忘記民調統計科學的種種精準要求，而是把民調初選想成是美國「開放式初選」的電話投票版，只要黨內都臣服這個遊戲規則、挑出候選人之後，大選階段還可以利用掃街拜票、配票等後續競選手段衝刺，讓黨提名的候選人順利當選。

2019 年曾有國民黨參選人拋出「兩階段初選」的想法，提議在黨內進行互比式初選後，待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確定了候選人，再進行第二階段的對比式民調。不論是哪一種初選機制，藍綠都不樂見黨內在初選階段廝殺激烈，進而嚴重影響到大選階段的團結與動員。因此找出大家都可接受的遊戲規則，便成了初選制度中最重要卻隱而不宣的目的。

※ 本文摘自《菜市場政治學：民主方舟》，原篇名為〈對比式、互比式、全民調：「民調初選」限制多，為何藍綠仍情有獨鍾？〉，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