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安蕙

在國民黨與民進黨提名辦法的規章中,關於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機制早有明文。國民黨主要採用「七三制」,也就是 70% 電話民調、30% 黨員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民進黨則是在 2011 年後採用「全民調」的方式,百分之百交由電話民調進行初選。由民調機構隨機打電話到家戶進行選民意向調查,然後決定政黨的提名人選,這樣的初選機制其實是世界上難得一見的方式。

在研究政黨初選制度的經典《候選人如何產生:比較觀點》(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書中,作者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研究了九個民主國家後,發現政黨初選大多是掌握在區域幹部或黨中央手上,對於一般非黨員的民眾而言,就算是該政黨的支持者也不大容易參與初選過程。即使是美國總統提名方式之一的開放式初選,也需要由民眾主動前往投票。像台灣這樣,即使是黨的高層幹部也要守在電話前,等待會不會被電話民調給抽中,是將政黨重要決策直接交給不特定選民、相當分權式的有趣現象。以下本文將聊聊這個獨特的初選機制為何產生、民調初選的缺點以及為何藍綠都愛民調初選。

民調初選的誕生與進行

台灣自解嚴以來,國民兩黨的初選制度經歷黨員投票、黨中央決定、公民投票(仿效美國開放式初選)、幹部評鑑後,逐步發展到現今以民意調查為初選的主要機制。在民調問卷的設計上,總統、立委這種單一選區的民調是「對比式」(與他黨候選人進行PK戰)與「互比式」(候選人個人支持度)兩種類混用:對比式民調是競爭政黨之間參與初選的候選人進行比對;互比式民調則是列出黨內參加初選的候選人,讓選民選擇支持的人選或支持與否。具體來說,「對比式」就是媒體經常採用的「兩黨對戰組合」,例如朱立倫v.s.蔡英文、韓國瑜v.s.賴清德。「互比式」則是同黨內投入初選者一起進行民調,如民進黨 2020 年總統候選人初選即是民眾從蔡英文、賴清德兩人中選出一位。

順帶一提,面對 2018 年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初選因為提名名額較上一屆 2014 年太陽花學運發生時為多,所以大部分選區採保證提名現任者的機制,若有非現任者欲爭取提名,則是進行互比式民調決定。民進黨的直轄市議員初選,則不論是否現任,皆一起進行互比式民調;非直轄市的其他縣市初選雖沒有明文規定,但也多採用民調初選。在民進黨進行宜蘭縣三星鄉議員提名時,甚至發生了侵入民宅接聽民調電話這種令人驚訝的狀況。

民意調查作為初選方式,並非一成不變。回顧民調初選的方式,都曾因應當下社會及政黨現況而有所調整。2007 年民進黨聲勢低迷,出現黨內互相攻擊的「十一寇」爭議,於是總統初選便推出所謂的「排藍民調」。2015 年國民黨總統初選時,為了防止洪秀柱被提名而推出「防磚條款」,規定若初選只有單一候選人,其支持度必須超過三成才可獲得提名。到了 2017 年,為了因應青年參政的社會氛圍,國民兩黨都新增了「青年/新人民調加權」,民進黨原本考慮直接徵召青年參選,在引發爭議後就改為民調加權,於該年 9 月提出;同樣的措施,國民黨則是在 10 月宣布。

民調初選的限制

台灣不少優秀的學者曾針對「民調初選到底可否提出最強候選人」的議題進行很多相關研究,結果卻顯示差強人意。原因在於,民意調查自身有許多局限,例如真實性的疑慮(選民是否誠實作答)、數據太過接近在誤差範圍內、家戶電話使用率下降、機構效應(泛綠支持者聽到中X集團直接掛電話)等等。除此之外,也有可能遇到選民謊報年紀、故意回答對方較弱的參選人以利自己支持的陣營、以及沉默螺旋的跟風效應等等弊端。學者專家確實有試圖設計出精準民調初選的方式,包括對難以接到家戶電話的族群加權、納入手機或網路民調等等,但目前還沒有非常重大的突破。那麼,對於實際運用民調初選的政黨來說,難道他們不曉得會有這些缺失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他們還是鍾情於民意調查呢?

為何藍綠都愛用民調初選

民調初選這個獨步全球的提名方式,是由民進黨率先在 1997 年的縣市長選舉中起用,採取兩階段初選:第一階段黨員投票,若是無結果,則第二階段進行民意調查。之後民調的比例逐年增加,直到現在的「全民調」。後來國民黨也仿效民進黨的初選方式,拉高民調在初選中所占比例(民調 7 成、黨員投票 3 成),甚至在溝通協調後也可以採用全民調。

為何藍綠都愛民調初選?主要來自幾項因素:

一、避免違反選罷法,公正公開大家都服氣

過去國、民兩黨都有所謂「人頭黨員」、「口袋黨員」的弊病,採用黨員投票的方式恐怕難以提名出真正貼近民意的候選人。隨著選罷法第101條將黨內初選賄選納入規範,「人頭黨員」現象可能為政黨招來麻煩與負面評價,因此藍綠紛紛放棄黨員投票的初選機制。民調初選讓政黨站到一個類似選務機關的公正位子上(如民進黨黨中央有自己的民調中心),又是一門科學,比起黨員投票或幹部評鑑等可能淪為黑箱作業,民調是讓黨內競爭者都可以信服的機制。

二、有效又快速地找出有可能當選的參選人

能夠有效挑出會當選的參選人,就是初選的好方法。民意調查可以找到具知名度的參選人毋庸置疑(至少選民答得出他/她的名字),樂觀一點地推斷選民都是誠實的話,也可以發現哪位參選人是最受支持的。比起其他初選方式,民意調查作為一個科學化的方法是相當有效的,尤其是在單一選區的選舉中,通常是藍綠一對一的對決,雙方都會推出自己最強的人選。至於敵對陣營的選民會刻意回答支持己方較弱的參選人,對兩黨來說,反正雙方都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那就算是藍綠相互抵銷了。

三、貼近民意、走向大眾化政黨

民調初選這種把權力分散到不特定選民的方式,把公職選舉的候選人直接交由選民決定,不但減少了黨內鬥爭的負面影響,也可以「測水溫」找出民眾支持的候選人。傾聽民意、爭取選民認同,無疑是在民主社會勝選的最重要關鍵,透過民調初選,政黨可以得到民主美名,又能避開黨內派系紛擾和人頭黨員等賄選疑慮,何樂不為。

四、擺平黨內派系紛爭

民進黨黨內的派系文化較為鮮明,初選採用民調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派系在這樣的框架之下運籌帷幄派系利益(例如找所屬派系的政治明星站台、指派選區等)已是常態。在國民黨的文化中,民調初選可以讓中央擺脫地方派系對於提名權的絕對控制,藉由直接訴諸民意來決定該提名哪位參選人。至於民調到底準不準?能不能挑出「最」可能當選的候選人?這點當然重要,但其實並不是政黨最最在乎的事。在民調初選的討論中,我們不妨忘記民調統計科學的種種精準要求,而是把民調初選想成是美國「開放式初選」的電話投票版,只要黨內都臣服這個遊戲規則、挑出候選人之後,大選階段還可以利用掃街拜票、配票等後續競選手段衝刺,讓黨提名的候選人順利當選。

2019 年曾有國民黨參選人拋出「兩階段初選」的想法,提議在黨內進行互比式初選後,待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確定了候選人,再進行第二階段的對比式民調。不論是哪一種初選機制,藍綠都不樂見黨內在初選階段廝殺激烈,進而嚴重影響到大選階段的團結與動員。因此找出大家都可接受的遊戲規則,便成了初選制度中最重要卻隱而不宣的目的。

※ 本文摘自《菜市場政治學:民主方舟》,原篇名為〈對比式、互比式、全民調:「民調初選」限制多,為何藍綠仍情有獨鍾?〉,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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