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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怎麼都在直播?在直播的世界裡,他們還有聲音

文/江婉琦

二○二○年初,當時臺灣新型冠狀病毒確診人數仍在個位數,一開始人心惶惶。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第三十二例印尼女移工因照顧案二十七例老翁而確診感染。隔天,媒體開始報導這位移工於隔離時直播,並形容她「搔首弄姿」、「暴露防疫隱私」,導致輿論跟著一起罵這位病人,一位印尼移工。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這大概是每個臺灣人都曾經在心中思索過的疑問。

印尼看護伊達來臺九年,她在跨年那晚跟著同鄉好友走到臺北一○一前擠滿人的街道,拿起手機直播倒數後二○二○年的第一發煙火。

跨年後伊達回到雇主家的豪宅,把疲累的身體扔進房間的床。她說隔日早上五點醒來工作的那個家裡,有十二顆監視器鏡頭。對伊達來說,只有她手機的那顆直播照相鏡頭,對於身為移工的她,最自由。

臺灣人對直播的印象是選舉開票、聽星座、看廟會、跟網紅互動。沒有移工。事實上,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有著自己的直播世界。我常常看到他們在直播,只是大部分的時候不懂,移工透過直播,要說些什麼?

我在臺灣很好

「我第一次直播是在新豐工廠的宿舍,我打開房間的窗戶,那個海啊,太美了。之後我就開始直播,直播日出五點的光線,或是夏天時候下班看見的夕陽。」印尼朋友妮妮說。我每次看到她,她總是在直播。妮妮在新北市汐止當看護,她在臺灣工作十二年了,換過十五位雇主。每次講起二○一五年在新豐工廠的辛苦生活,妮妮總是皺起眉頭,但也在那個時候,她開始直播。

妮妮說:「辛苦的時候不可以直播。」

直播是為了讓家人知道她在臺灣過得很好;不是直接講電話跟他們說自己很好,是讓他們看,而且直播時要化妝,要看起來漂亮有氣色。

妮妮每次的直播都不太久,有次直播超過二十分鐘,是不小心醉了。她當時跟朋友在捷運站前喝韓國酒,那時候被臺灣人拍照,她不敢發布出去。「如果我發布出去,一定會有很多人說:天啊,你是女生!穆斯林!這個印尼人會喝酒!」

「我過得很好。」我問了好多人為什麼直播,這是最常得到的答案。大家都跟我說,他們希望別人看見自己在臺灣很好。他們在直播裡,展現自己很好的樣子,透過直播讓人公開觀看,證明「好像真的很好」。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

我們常常看到移工在直播,「外勞果然什麼都開直播呀!」、「500外籍移工舞廳嗨翻,臉書開直播露餡!」、「女移工吃火鍋、唱卡拉OK都要直播,害自己GG了」、「臉書還開直播到處玩樂!」如果Google搜尋「移工直播」,總是得出這些字句和新聞標題,臺灣人可以直播;移工直播,就會被說。

莉卡是一位印尼看護,在臺中照顧坐輪椅的阿嬤,必須整天不離阿嬤身邊。在莉卡的一次直播中,阿嬤在火車月臺旁坐在輪椅上,頭戴粉色毛帽、裹著橘色圍巾,身上穿戴得五彩繽紛,被莉卡打點得年輕。阿嬤在直播裡跟一位路過的印尼小哥擊掌,莉卡在鏡頭後面把這個景象直播上傳。

莉卡喜歡跟阿嬤出去玩的時候直播,她拍花、拍自己。平日跟阿嬤出門復健的時候,她也喜歡拍這位看到鏡頭就會比讚的阿嬤。

莉卡除了自己直播,她的臉書裡每天也都會有其他移工朋友直播,她會滑一下、點掉,只是看一下大家在幹嘛,「大家沒什麼(事)都在直播,哈哈哈。」

二○○八年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出版的《跨國灰姑娘》一書中提到,手機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讓移工建立網絡、聯繫家庭,或追求愛情。當時的手機只能通話和視訊,二○一六年臉書開啟直播功能,比視訊更具公共性,不只一對一視訊,而是大家都看得到。從那時開始,我常常看見熟識的印尼朋友直播,他們直播日常、休假生活,還有每一個我不理解的時刻。

對我來說,開臉書直播很尷尬,不知道要跟誰說話,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這群在臺灣的東南亞移工,這麼喜歡直播?

每週日的臺北車站大廳可能是移工直播最密集的地方。我觀察到在這裡幾乎是五個人中就有兩個人在直播。直播內容可以是吃美食的一瞬,也可以是不講求構圖的漫漫遊走。在臺北車站的直播,只屬於可以休假的少部分移工,大部分移工的直播,是發生在日常的每個時刻,在各地雇主家的廚房、小公園,和睡前的床。

據勞動部統計,截至二○一九年十二月,臺灣目前東南亞外籍移工人數接近七十二萬人,其中印尼移工人數占比最多,高達二十七萬六千人,從事社福工作者七十二%,產業工二十八%。在臺看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勞動部二○一九年統計,近九成外籍看護工無法固定休假,五成僅有「部分放假」,而且有三成四的看護工不曾放假。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移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用手機直播,因而成為一個人際溝通、自我抒發的出口。

直播是一種喘息

有趣的是,二○一九年勞動部的統計中,外籍家庭看護與臺灣雇主工作有困擾者,統計原因第一名為「語言溝通困難」,第二個原因是「愛滑手機、聊天」,占比四十九%。直播,大概也在這個選項裡面。

也對,如果在大街小巷看見一位長輩與一位外籍看護工,那位外籍看護工大概手機不離身,時時低頭。她低頭看手機的頻率很高,像呼吸一樣。

手機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息。

「老闆對我很好,我有事才會放假。直播都在外面,不會在家裡。」莎莉媽媽四十五歲,在北投照顧一對阿公、阿嬤,平日她會帶阿公、阿嬤去醫院拿藥和復健。在走到醫院的路上,莎莉媽媽常常開直播。

莎莉媽媽的中文說得條理分明,她條列了自己直播的原因。第一,她在臺灣很好,照顧的阿公健康;第二,分享她照顧老人的方法給同鄉;第三,莎莉媽媽朋友很多,她直播她帶阿公、阿嬤去復健和看醫生的路途,是要跟大家說:「我在忙,看我直播就好了。」

她拿起手機,給我看她某次直播的照片。照片裡她帶著阿公、阿嬤到陽明山踏青,讓阿公和阿嬤襯著野餐墊,蓋著毯子、撐雨傘入睡。「因為我怕有鳥鳥大便,或是掉下來的樹枝,冬天山上風大,我直播告訴大家,在臺灣怎麼帶老人家去爬山。」

沒什麼人看莎莉媽媽的直播,但她還是每天直播,我覺得比起她跟我說的直播原因,她直播比較像是工作時的喘息。即使雇主對待再好,合作愉快,直播可以暫時脫離現實,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透氣呼吸。

阿娣也是這樣。

阿娣是一位印尼看護,今年五十歲,她在臺灣照顧一位身障朋友小傑十一年。阿娣的中文流利,跟小傑感情很好。她與小傑睡同一個房間,協助他行動、翻身,和生活上的大小事。他們像緊緊相依的母子,只不過阿娣還是需要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稍微休息。當阿娣直播的時候,她在鏡頭裡的姿態和聲音,好像舒服了許多。

阿娣每天的直播鏡頭裡是她在後院種的小花、青菜、九層塔、木瓜,「因為它們很可愛,所以我直播。」阿娣說她在臺灣沒什麼朋友,後院裡的植物是她的好友,她白天、夜晚都會直播,看花草茁壯。她說,近期的新朋友是一株不知道名字,一晚會長十五公分的藤蔓植物。除了植物好朋友,阿娣也會直播分享做菜祕訣給她臉書上的朋友,她常常結束直播後接到電話:「姊姊剛剛那個怎麼做?教我!」

「但我就有麻煩。」阿娣照顧的身障朋友小傑在一旁笑著說。每當阿娣和小傑在外走動的時候,阿娣有時也會直播,小傑習慣了阿娣的直播,但是其他家人並不同。小傑說他和阿娣出門的時候,媽媽會在臉書分享阿娣的直播,但是阿娣一直播,他的手機也會一直響,爸爸或媽媽會傳許多則訊息,問他在哪裡、做什麼事。

※ 本文摘自《移工怎麼都在直播》,原篇名為〈移工怎麼都在直播?——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