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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附中吉他社,遇見阿信跟怪獸,像是一連串開關被打開

文/瑪莎

我還記得,師大附中新生開學的第一天,路邊就排滿社團的招生攤位,大家的海報都是各社團手工製作,還有「新生之夜」讓表演性社團登台演出。這一切讓我覺得,這個學校真是太好玩了!以前在國中或國小能看見這樣的畫面,都是園遊會或運動會,從沒有過開學第一天就是這種場景,畢竟那時候的我,也沒看過什麼歐美的偶像劇或青春校園電影。

師大附中那時候的社團活躍度真的很強大。其中,附中吉他社是全校三大社之一,招生最好的時候,一屆可以招生三百多人,一年後留下來的社員搞不好還有五、六十個。我在附中參加過社團後,後來進大學,相比之下就覺得大學社團的規模對我來講有些無趣。

國中時,我從來沒有碰過這類的學生自治團體,不知道什麼是「社團」、什麼是「開會」,直到在師大附中,看見那時吉他社的學長又會彈吉他、講話又好笑,整個眼界大開。師大附中一個年級十幾個班,坐落台北市的中心地帶,正門是信義路、後門是仁愛路,翹課出去就可以走到忠孝東路。對於住在台北邊沿的內湖的我來說,其實也是另一種震撼。

#與阿信、怪獸的相遇

我的上一屆是阿信和怪獸他們,那時加入附中吉他社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有社團的 CI 設計了,有自己的 logo、標準字、標準色;因為阿信又是美術班的,所以他已經知道要把那些標誌做成各種規格,然後貼在社團財產上面,看到那個嚴謹的程度,加上社員的分工、運作模式,那時候就覺得這個社團真不得了。

我坐公車回家的路線,跟阿信、怪獸還有幾個學長是一樣的,我們會從學校走路到新生跟信義的交叉口,在那裡的摩斯漢堡旁等公車,坐到行天宮之後我再轉車。久而久之,當然就跟他們熟了起來;而且我吉他也練得比較快,加上國中喜歡聽音樂,所以他們聊音樂的時候我都可以參與,也許是這樣,他們也對我這個學弟的印象比較深刻。

後來我花在社團的時間越來越多,因為沒有買自己的吉他,所以常待在社團練習,從四點多下課最晚練到六點,離開時再和他們去吃個飯、一起坐公車回家,感情又變得更好了。然而那時候,我還不覺得我是講話有說服力,或有自信把事情表達清楚的那種人,不像他們。

我還記得我高一、阿信高二的時候,吉他社辦成果發表會,但那個年代沒人想過在演出的時候,鼓要被墊高才能被台下觀眾看見。結果阿信不知道從哪邊借了桌椅來,排在一起,往上面墊木板,這樣觀眾坐在台下就能看到鼓手。雖然比較危險,但這是很省錢又聰明的方法。

師大附中比較重要的學生活動,除了年度的成果發表會之外,就屬每個禮拜一堂的社課教學。那時候阿信也會自己畫漫畫教材,只要你入社、繳社費,就可以拿到一本。他跟怪獸還會去跟「阿通伯樂器行」談團購吉他的價錢,弄得很忙,根本都沒在念書。

怪獸後來去選了學生會會長,跟我們現在很常合作的鍵盤手小周老師,還有幾個同年級、別班的同學一起。過程弄得跟真的選舉一樣,在學校到處貼海報,還會有人放黑函,在學校偷貼「誰誰誰成績其實怎樣⋯⋯」等抹黑對手的資訊。

後來小周老師也去選了畢聯會,拉了不只吉他社的夥伴加入⋯⋯現在回想起來,真的不知道高中生為什麼可以把校園生活搞得那麼有趣又那麼忙,當時只覺得很好玩。那是我高二的時候,台北市長選舉活動正熱,我們去坐公車的地方,時常能看見競選熱潮。當時,旁邊的大安森林公園,還是一片爛泥巴。

#當上吉他社社長

附中吉他社的社長有分上學期跟下學期,我的上一屆,上學期社長是阿信,下學期是小周老師,他們兩個是不同類型的社長。跟我同屆的石頭是小周老師的國中同學,石頭重考進學校後,和小周老師立刻成為朋友,另外,他吉他也彈得不錯,所以跟怪獸也很要好。

當我們要升二年級時,吉他社幹部名單重整,小周老師想要石頭當社長,可是阿信挺我,於是就有些角力。投票是學長姐跟當屆幾個比較核心的學弟妹一起投票,結果我選上社長,石頭是副社長,可是那時候我跟石頭一直吵架,不管做什麼事,彼此互不合作,直到後來,我們一起留級,感情才開始好起來,沒辦法,同病相憐嘛。

前面說過,我在念附中之前,都不算有自信,表達能力也不是很好。國中小學,通常老師都會找考第一名的去當班長。雖然我也常考第一名,但幾乎都被分派當學藝股長。總是安安靜靜的,沒有給人什麼「領導者」的感覺。

嚴格說來,那時候有自信也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沒有什麼需要發揮的地方,不需要展現自己給誰看,只要乖乖讀書、考試就好。直到高二,我當上吉他社的社長,發現自己必須主持會議或公開說話,才漸漸變成一個稍微外向一點的人。

我的個性跟阿信不大一樣,阿信當社長的那個時期,其實是經常跟學校起一些小衝突的。吉他社因為辦的活動算大,必須借大的禮堂、找贊助、找音響器材、做舞台設計,很忙,常常得請公假。學校老師一定不希望你花那麼多時間在社團活動上面,他們就會問一堆問題,試圖阻撓你。阿信比較敢去向師長們據理力爭,而後來我也從他身上學到這些,的確有時候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一定要講出來,才有可能爭取到機會。
接了社長後,我得接觸比較多人,比方教官、訓導處主任。幹部或社員有意見,也會來找我討論。我那時慢慢發現,原來會有人想問問並聽聽「我的」意見,而且越來越多,變成一種信賴和依賴的關係,我也才慢慢自覺,我講的話好像有點用,對大家來說也有些道理。

後來我還加入了社聯會,認識其他不同社團的同學;甚至除了我們學校,還包括北一女、建中的人。我是在那時候認識 「1976樂團」 的吉他手大麻,他在建中跟我同屆;主唱阿凱則是他建中的上一屆社長。建中跟附中的吉他社在那個時候一直有種競爭的敵對關係,而當時建中的社長是阿凱,附中吉他的社長是阿信,景美、中山之類的女校會討論的焦點人物,常常就是他們兩個。

總之,加入附中、進入吉他社,像是一連串的開關被打開,本來內向且有些自卑的自己,被校園的氛圍影響、被阿信跟怪獸影響、被社長的身分經驗影響,漸漸變得比較有自信了。

印象很深,高中不知道哪一次,我跟阿信一起搭車,兩人都沒有講話。我就問他,你在幹嘛?他說,我在想事情。我就說,你沒有在發呆的喔?因為我以前聽音樂或坐公車時,常常沒事就會發呆。結果阿信回我:「我不發呆的,我要想事情。」

他不浪費時間的,那是個性,是本能。即使到現在,他工作還是排得超滿,沒什麼閒下來的時間。

我從那時候學到,在旁邊沒有人時,可以把握時間去整理思緒。後來,在做任何事情或開車的時候,我都會練習在腦袋裡條列整理想法,並問自己:「你對某些事情的看法或見解是什麼?你看待這件事,能有什麼不一樣的角度?」

我一直告訴自己,腦袋不可以停下來,所以到現在,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發呆了。

※ 本文摘自《昨天的孩子》,原篇名為〈師大附中吉他社〉,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