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 wikipedia

畢飛宇:如果人從尊嚴旁邊繞過去,那定是條不歸路

文/畢飛宇

我出生於六十年代的蘇北鄉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存在著大量的殘疾人。

我注意過知青作家的作品,在他們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很有特點,經常出現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啞巴、六癱子這樣的人物。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編造,在我的生活中,我就認識許多的三瞎子和五啞巴。

我對殘疾人一直害怕,祖上的教導是這樣的:「瘸狠、瞎壞、啞巴毒。」祖上的教導往往凝聚著民間的智慧。「瘸」為什麼狠?他行動不便,被人欺負了他追不上——這一來「瘸」就有了積怨,一旦被他抓住,他會往死裡打;「瞎壞」的「壞」指的是心眼壞,「瞎」為什麼壞?他眼睛看不見,被人欺負了也不知道是誰——這一來他對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敵意,他是仇視「他者」的,動不動就在暗地裡給人吃苦頭;啞巴為什麼「毒」呢?他行動是方便的,可他一樣被人欺負,他從四周圍猙獰的、變形的笑容裡知道了自己的處境,他是卑瑣的,經常被人「擠對」,經常被人拿來「開涮」,他知道,卻不明白——這一來他的報復心就格外地重。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殘疾人的心理,不過我可以肯定,那個時候的殘疾人大多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他們的心是高度扭曲和高度畸形的。

他們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時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人道主義的最高體現就是人沒有被餓死,人沒被凍死——如果還有所謂的人道主義的話。沒有人知道尊嚴是什麼,尊重是什麼。沒有尊嚴和尊重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有娛樂。娛樂什麼呢?娛樂殘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還是說出來吧,我至今還能模仿不同種類的殘疾人,這已經成了我成長的胎記。

我們都知道著名的小品演員趙本山,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亂真的表演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送來了歡樂。我可以肯定,趙本山的那齣小品不是他的「創作」,是他成長道路上一個黑色的環節。

苦中作樂的本質是作踐

我要說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每個鄉村不僅有自己的殘疾人,還有自己的趙本山。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趙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殘疾人。我的父親、母親,我的兩個姊姊,包括我本人,至今還記得一位這樣的盲人,他叫「老大朱」。為了取悅村子裡的父老鄉親,他練就了一身過人的本領,比方說,他的耳朵會動,比方說,他會學狗叫、貓叫、驢叫,他還能模仿瘸子走路。只要有人對他吆喝:「瞎子,來一個。」他就會來一個。請允許我這樣說,他的生活是「牛馬不如」的。在夏天,他幾乎每一天都能吃上肉——所謂肉,是醬碗裡白花花的蛆。我曾親眼看見老大朱把那些白花花的蛆蟲送進自己的口腔,一邊吃,一邊對我們這些圍觀的孩子們說:「好吃!你們吃不吃?」

老大朱沒有門牙,他的兩顆門牙一定是被一棵樹或一堵牆奪走了。但是老大朱喜歡咧著嘴,他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露出疑似的、沒有門牙的笑容。當他佇立在巷口或豬圈旁邊的時候,鄉村快樂的時光就來了,人們會把手指、樹枝、雞毛,甚至尖辣椒塞到他的牙縫裡去,老大朱強顏歡笑,所有的人都可以透過他門牙上的豁口看見他憤怒的、無可奈何的舌尖——我們的笑聲歡天喜地。

我閱讀過一些分析我們「民族性」的書籍和文章,在那些書籍和文章裡,雖然觀點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說,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在東方,和我們這個民族「苦中作樂」的精神是分不開的。當然,相應的小說我也讀過。什麼是「苦中作樂」的精神呢?我想我知道。它的本質是作踐,作踐自己,並作踐他人。

在阿Q墳頭放上尊嚴

寫到這裡我必須要說《阿Q正傳》。我想知道的是,魯迅先生在寫《阿Q正傳》之前他想了些什麼?做為一個鄉下長大的孩子,他看見了什麼?他的體會是什麼?在他長大之後,他對他的「童年記憶」做了怎樣的回溯與規整?這些我都想知道。阿Q無疑是中國民間「苦中作樂」的傑出代表,他的面容是模糊的,魯迅先生用Q這個英文字母只給了他一個背影——這是一個中年的男人,因為缺鈣,他的腦袋碩大無朋,因為營養不良,他的小辮子相當地枯瘦,一小撮黃毛而已。我相信魯迅先生先確認了阿Q這個名字之後一定經歷了一番振奮,他摩拳擦掌了。他看到了一個民族的背影,也可能是一個民族「時代」的背影。

我並不認為阿Q和他的「未莊」人是麻木的,阿Q們不是麻木,「演員」是明白的,看客也是明白的,這明白就是將所有的「臉面」一把撕碎,然後,「難言之隱,一笑了之」。阿Q們僅有的一點偏執是將娛樂進行到底。
 
瓦尼亞將身坐在沙發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還沒有倒滿半杯酒
就叫人去請卡金卡
 
這是俄羅斯的民歌,柴可夫斯基把它的旋律借用過來了,寫成了《如歌的行板》。我想說,優美的、憂傷的《如歌的行板》裡有一種精神,這精神才是苦中作樂。阿Q們的則不是。道理很簡單,苦中作樂裡頭有人的尊嚴,它包含了自尊、幫助、友善和有所顧忌;而阿Q們的邏輯則是這樣: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臉!

即使要,那也是虛榮,與尊嚴無涉。

但魯迅終究是懷有希望的,他認準了阿Q們依然喜愛一點體面,為此,他不惜「用了曲筆」,他在阿Q的墳頭上「放了一個花環」。這個花環就是阿Q的畫押,他要把那個「圓」畫圓了,並放在自己的墳頭。這是一個人最後的、莫須有的體面,也叫尊嚴。

我如此在意尊嚴是在這些年和殘疾人朋友的相處之後。我不是先知,但是,因為長期的相處,他們的「行為」使我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尊嚴的問題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在中國,它幾乎是一個社會問題,是的,一個社會問題。

「尊嚴」嚴重缺失的時代

我不能說我們這個民族仇視尊嚴,我只想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尊嚴是嚴重缺失了。我不知道人的「終極問題」是什麼,但是,如果「人」從「尊嚴」的旁邊繞過去,那一定是一條不歸路——在今天的中國,如果還有一群人、一類人在講究尊嚴的話,那一群、那一類是殘疾人。大多數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精神上唯一的向度是「利潤」。在利潤面前,我們無所顧忌,我們無所不用其極。我們還會將這樣的無所顧忌,這樣的無所不用其極上升到「智慧」的高度。

這是一個物質的時代,或者說,商品的時代,不少人因為對現狀的失望,把他們(包括勒克來齊奧在內)的批判鋒芒瞄準了物質,或者說,商品。這是荒謬的瞄準。物質沒有錯,商品更是無辜,我們唯一要問的,是我們自己丟棄了什麼。這丟失不是發生在今天,它早就丟失了。它生龍活虎的、不知羞恥的「體現」則是在物質時代。可憐的物質時代,你遭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夠寫出一些宏大的東西,這宏大不是時間上的跨度,也不是空間上的遼闊,甚至不是複雜而又錯綜的人際。這宏大僅僅是一個人內心的一個祕密,一個人精神上的一個要求,比方說,自尊,比方說,尊嚴。我認為它雄偉而又壯麗,它是巍峨的。我把任何一種精神上的提升都看得無比地宏大,史詩般的,令人盪氣迴腸。很不幸,我承認我的看法會遭到反對。人們在意的「宏大」依然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把故事拉長到五十年至一百年;把故事放在三百六十萬平方公里至八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唯其如此,方能體現藝術,尤其是長篇小說的「規模」與「構架」。老實說,我深不以為然。為什麼?那其實很容易,真的很容易。

我突然就想起來給我的兒子買鞋,他在七歲的那一年我帶他去買鞋。七歲的孩子是崇敬爸爸的,他覺得爸爸大,爸爸的什麼都大,大很了不起,所以,七歲的兒子也要大。他在鞋櫃面前鬧,他不要合腳的鞋,他要「像爸爸一樣」穿「大鞋」。我告訴他,不行,你穿那樣的鞋是要摔倒的,他不聽,他寧可摔倒他也要大鞋。結果是這樣的:他的兩隻小腳站在了兩隻大鞋裡,像腳踩兩隻船。他的臉上綻開了幸福的笑容。我愛死了那個場景。

問題是,孩子幹的事成人是不能幹的,同樣的事,七歲的孩子幹了,他無比地可愛,成人去幹呢?那是什麼?我不知道,不體面那是一定的。

※ 本文摘自《我有一個白日夢》,原篇名為〈《推拿》的一點題外話〉,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