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民主化之後，為何臺灣政治仍深受省籍情結與國際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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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翰駿
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康培莊（John.F.Copper）教授所撰的《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從1996年的臺海危機開始到2017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談了二十一年來臺、美與中國三方複雜的三角關係與各自的歷史。書中其中一大重點著墨於臺灣內部政治結構的轉變；省籍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民主化的進程如何影響現今社會的形成。這部分筆者欲做進一步的討論。
1980年代以降政治結構的轉變
隨著民國七零年代（1980年代）國內的經濟奇蹟；國際上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與蘇聯關係交惡導致美國欲結合中共與其他共產勢力相抗衡，國府反攻大陸的夢想破滅後，政治開始鬆綁，本省的鄉土認同逐漸開始抬頭。本省籍的黨外人士開始衝撞政府體制，訴求民主化與臺灣認同；1987年的解嚴與一連串的民主化運動更是讓本省的臺灣意識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
蔣經國可謂是推動臺灣民主化前置作業的最大功臣，無論是以主動或被動的角度看待「催台青」、政治鬆綁，或是經濟改革，乃至於改變兩岸關係，小蔣皆是奠基近四十年來臺灣社會與先前威權時代有著截然不同型態的最大推手。蔣經國在晚年擴大臺灣菁英參與政治雖然是一種妥協主義，卻在無形之中使得臺灣人得以改變以外省人為主的政府體制，進一步推動臺灣走向現代社會的模樣。
接續蔣經國即位為總統的李登輝，在政治上使得臺灣進入以臺灣人為本位的臺灣，使得臺灣內部社會開啟不同於以往的氛圍，更加地有活力，卻也引發更多的社會衝突；以兩國論作為兩岸關係的基本論調使得我國與中共的關係一度十分緊張，近而引發臺海危機，美國政府亦對於此論調感到恐懼，深怕他在遠東的政策會因為臺灣政治的轉變而受到侵害。臺海危機過後，臺灣人更加意識到我國與中共之間截然不同的差異，社會氛圍與民族認同的轉變使臺灣在進入21世紀後，省籍的問題逐漸萎縮、社會逐步走向一體化的意識形態。
民主化的選舉與省籍情結的掛勾
自1990年代廢除國大代表與國民大會、人民開始直接普選後，不論是地方民代選舉或是總統大選都與省籍情結有密切的關聯性。最明顯的案例是2004年的總統大選，由尋求連任的本省籍陳水扁與對上外省籍連戰、宋楚瑜組合。當時政壇上最容易被操弄的便是省籍問題，當時許多人投票不是因為認同候選人的政見，而是因省籍而投票。
省籍問題的口水惡戰不僅只存在政壇中，民間更是被意識形態撕裂成兩半，尤其在選舉期間，由於政黨意識形態的不同、媒體輿論的操作與自身認同的差異等，時常引發本省、外省之爭，尤其是經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人們，更是容易受到更是操作而引發社會的紛擾。
人民對於歷史遺留的認同差異
就本書的觀點而言，戰後一、二代的省籍爭執問題只是文化認同的差異而已。撤退來臺的外省人在中國大陸成長，是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對光復大陸仍懷著夢想，因此對陳水扁、民進黨的臺獨思想抱著強烈的排斥；在這塊土地成長的本省人對戒嚴時期的許多政策感到不滿，如禁說母語運動、對本省人的打壓等，因此當本土意識抬頭時，自然會選擇同為臺灣人的政黨、人物。
而在上位者與挑戰者為了自身利益，操弄百姓對各自文化的認同，造成社會的對立，難怪會讓我國的民主逐漸轉變成為民粹。時至今日，省籍情結雖已淡化許多，卻仍可以在各大選舉之中看見其影子。如最近一次的總統選舉，仍可以看到許多外省人投國民黨、本省人投民進黨的案例。
美中角力之下臺灣成為國際政治的棋子
臺灣的政治爭鬥除了政黨、省籍的問題外，背後隱藏的是美、中角力的競爭。1954年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在東亞的擴張、我國為了增加反攻大陸的資本，兩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的軍事、糧食、資金大量進入臺灣。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為了制衡中共，又與臺灣簽訂《臺灣關係法》。筆者認為《臺灣關係法》表面上是以法規定美國與臺灣的外交模式，實際上則是利用臺灣對於防禦性武器的需求與對美國的需要，以此控制臺灣不向中共倒戈。
臺灣的前景？
中共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不斷增長，設立一系列的惠臺政策，吸引大量臺商赴中投資。又為了解放臺灣，積極發展軍工業，以糖與鞭子的方式，拉攏臺灣人民與壓制臺獨主義；2010年簽訂ECFA讓臺灣與中國的經濟更密不可分。
以筆者的觀點而言，美中角力在臺灣體現在親美民進黨與親中國民黨的政策施行上。如馬英九政府時期簽訂的ECFA、蔡英文政府時期的萊豬進口，背後是美、中兩大國的操控。在軍事、經濟、文化均被兩大國的影響下，豈不是非正式的新帝國主義在臺灣繼續上演？
本書作者的立場而言，政府在對外政策上不應過度依賴其中一國，而應以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一方避免中國對我國之威脅、一方利用兩國的經濟優勢來發展我國實力，以尋求更多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