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恐怖份子的意義，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過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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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卡拉．鮑爾，譯／黃佳瑜
爆炸案之後的幾星期，菲根持續跨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在另一起恐怖攻擊事件後，她明白表示對這條界線嗤之以鼻。事件發生在馬汀葬禮幾天前，當時，一名男子開車衝撞倫敦一座清真寺附近的人群，叫囂著要殺死所有穆斯林，並成功奪走一條性命。群眾抓住肇事者圍毆，最後清真寺的伊瑪目（Iman）和信徒形成警戒線，保護他直到警方抵達。
菲根看到了現場的一張照片，深為那群人拒絕讓憤怒淪為群眾暴力的精神感動，因此決定原諒奪走馬汀性命的兇手。一位哀傷的母親，同時是一個生而為穆斯林的新住民，菲根決定公開表示原諒──這會破壞宗教狂熱者與民粹主義者大力推廣的「我們對抗他們」的簡單有力的說詞。爆炸案一個月後，她致電英國廣播公司（BBC），隨後登上晨間節目，在節目中寬恕自殺炸彈客。她後來告訴我，面對爆炸案，最好的回應是拒絕分裂與怨恨。「恐怖分子想激起憤怒、混亂與仇恨，」她平靜地說，「我拒絕配合。」
她為自己的克制付出了代價。網路酸民說她不像哀傷的母親，因為她的笑容太多了。有人在推特上寫道，「就妳這種態度，妳的兒子活該去死。」爆炸事件後的幾年裡，菲根進入研究所攻讀反恐策略，迫切希望了解人們為什麼加入激進組織，尤其因為「從社會整體的角度，我們每個人都參與製造了這些怪物。」
九一一之後，製造怪物成了一門欣欣向榮的產業。二○○二到二○一七年間，美國政府將彈性預算的百分之十六──大約二點八兆美元──投入於打擊恐怖主義，包括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的戰爭。這加強了本土的監控與監禁力度，並擴大美國政府在海外暗殺本國公民與外國人的權利。這些用來對抗恐怖主義的安全化措施並沒有奏效：二○○○到二○一四年間，全球死於恐怖主義的人數暴增九倍。根據美國國務院以及史丹佛大學的「激進組織印現計畫」（Mapping Militant Organizations Project），聖戰士激進分子的人數呈三倍成長，從三萬兩千兩百人增加到逾十一萬人。分析師崔佛．索爾（Trevor Thrall）與艾瑞克．葛普納（Erik Goepner）在為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所做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美國在所謂「反恐戰爭」期間入侵或轟炸的七個國家，恐攻次數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九百，相較之下，其他穆斯林國家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
一種兩極化的觀點──把世界區分為善與惡兩端──已在大西洋兩岸擴散開來。它不再只套用於我們與外敵的對抗，也逐漸被用在我們的同胞與鄰居身上。英國二○一六年脫歐公投後的一個月，出於種族和宗教因素的仇恨犯罪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一。分裂、分裂、再分裂：我們在城市和郊區、在私有化的警隊與消防隊、在門禁社區看到這種現象。我們在網路上的推特式叫囂和尖酸刻薄的臉書貼文上看到這種現象。我們在華府看到這種現象。我們的思維方式愈來愈像人口普查員或焦點團體座談會（focus groups）主持人，把公民同胞扁平化成單一面向：黑人、拉丁裔或白人；本國出生或新住民；百分之一的成員或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正如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我們比以往更緊密地依附我們的政治群體（political tribes）。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他者」，也就是我們個人眼中的「他們」。好比說，我會像聆聽聖戰士的故事那樣，同樣專注且認真地聆聽新納粹或末世崇拜教徒（End of Days cultist）的故事嗎？我希望我會，但我沒有太大把握。有一次返回家鄉聖路易斯（St. Louis）做客時，赫然發現自己也參與製造了日常生活中的他者。我和十四歲女兒妮可在雜貨店，碰巧遇見我的一個老鄰居。我們寒暄完各自離開後，妮可靠過來小聲問：「妳覺得她會不會是川普支持者？」
我停下來想一想，然後猜測：「很有可能。」
妮可轉身注視那女人逐漸遠去的身影，眼睛睜得大大的，彷彿看見魔神蟄伏在冷凍食品區。
自從世貿中心遇襲以來，伊斯蘭恐怖分子就被塑造成最原始的他者（ur-Other），用來安放從移民到全球化、再到西方力量衰落等所有事情引發的無名焦慮，無所不包。不論作為關塔那摩（Guantanamo）囚犯，或美國無人機的空襲目標，或伊斯蘭國的戰士，聖戰士都活在法律和想像中的文明社會界線之外。布希政府使用「非法的敵方戰鬥人員」一詞，得以隨意拘留並審問恐怖分子嫌疑人，不受日內瓦公約束縛。在ISIS所謂的哈里發政權（caliphate）遭到摧毀後，世界各國開始爭論是否應將敘利亞境內的五萬多名外籍戰士遣送回國，或者任他們留在難民營自生自滅。在幾位西方領袖直率的言論中，這些戰士被抹除了一切人性成分，例如英國的國防大臣宣布，他的政府應「消滅」任何一個在敘利亞作戰的人，理由是「死了的恐怖分子無法對英國造成危害」。就連格外溫文爾雅的羅利．斯圖爾特（Rory Stewart）──一位會說九種語言，在哈佛大學開課講授人權，並曾創立非營利組織援助阿富汗手工藝家的前英國政府大臣──在面對從敘利亞返鄉的外籍戰士的威脅時，都曾如此回應：「很遺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付他們的唯一方法就是除掉他們。」
當我讀到這段話，我滿腦子都是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那臭名昭著的七個字。昔日彬彬有禮的庫爾茲（Kurtz），在他為虛構的國際消除野蠻習俗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Savage Customs）所做的非洲報告末尾潦草地寫著：「消滅所有野蠻人」。
當然，如何定義「恐怖分子」，本質上始終是一種政治過程。誰會被冠上「恐怖分子」之名，誰又會被視為──好比說──「自由戰士」，取決於是誰在什麼時機所下的定義。根據美國陸軍統計，「恐怖主義」有超過一百種定義；只要看看當權者如何使用或濫用這個詞彙就不難理解其中道理。北愛爾蘭和平進程中的首席談判代表強納森．鮑威爾（Jonathan Powell）表示，恐怖主義是「政府用來在國內製造恐懼，或在海外支持敵人的敵人的手段」。一九八○年代，雷根總統曾盛讚奧薩瑪．賓拉登是阿富汗的「自由戰士」，與蘇維埃帝國奮戰不懈。在種族隔離衝突期間，南非政府以恐怖分子之名囚禁了曼德拉。二○二○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審判庭根據該國的反恐法案與反恐融資法，判定提倡女性有權駕駛的女權主義者魯嘉因．哈德洛爾（Loujain al-Hathloul）有罪。
「極端主義者」（extremist）和「激進分子」（radical）這兩個經常被人漫不經心地跟「恐怖分子」（terrorist）混為一談的詞彙，也因為政治原因遭到類似的濫用。二○一七到二○一九年間，美國聯邦調查局宣稱某些煽動暴力的社會運動人士，針對他們制定一個叫做「黑人認同極端主義者」的新類別。俄羅斯禁止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教派，認定他們是「極端主義者」。中國政府聲稱集中營裡的上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很享受所謂的去激進化過程。二○一九年，英國政府在多年嘗試將「極端主義者」定為法律術語後，終於因其定義過於模糊而不得不放棄。
一九六三年，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師的行動被白人溫和派貼上「極端主義」的標籤，他備感絕望，因而在伯明罕監獄中聲稱極端主義是一項光榮的傳統。假如他是極端主義者，那麼保羅、馬丁．路德和耶穌也都是。更重要的是，金恩所說的「極端主義」，是對一個倚賴恐怖炸彈攻擊與私刑的南方政權所做的回應，是對一個不僅因風俗與法律、更因揮之不去的暴力威脅而持續存在的種族隔離制度所做的回應。幾乎所有極端主義都是相對的；你定義的極端，幾乎完全取決於你的立場。
以及取決於時機。今天的政治家往往是昔日的恐怖分子，只是一段時間過去。二十世紀中葉的英國政治家休．蓋茨克（Hugh Gaitskell）曾思索現實政治（Realpolitik）如何令昔日的激進分子變得高貴體面，他譏諷地說：「應政府之邀，所有恐怖分子最終在多徹斯特〔大飯店〕把酒言歡。」當然，並非所有恐怖分子都能搖身變成政治家，正如歷史學家麥可．伯利（Michael Burleigh）所言：「如果你想像賓拉登會演化成曼德拉，你需要的是心理醫生而不是歷史學家。」雖說如此，前愛爾蘭共和軍（IRA）領袖馬丁．麥金尼斯（Martin McGuinness）的案例，證明了前恐怖分子可以改過自新，重啟人生。愛爾蘭共和軍參謀長在一九九○年代致力於締造和平，最終成為北愛爾蘭第一副部長。當他在二○一七年過世，這位曾指揮準軍事部隊格殺英軍的男人，受到各國領袖──包括伊莉莎白女王本人──哀悼致敬。
昔日的敵人也許可以脫胎換骨，但當前的敵人很少被描繪成具有改邪歸正的能力。西方世界每次遭到恐怖攻擊，媒體總會訴說施暴者的成長故事──一種無可避免以暴力告終的說教小說。當男孩加入索馬利亞青年黨（Al Shabab）或蓋達組織，或者女孩逃家投奔ISIS，他們在我們眼中實際上已是死人。既然加入黑名單上的恐怖組織，他們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靜止的標靶。除非他們成為通緝或受審的對象，否則將遭到遺忘。主流看法認為，一日為恐怖分子，終身為恐怖分子，直到他們被殺或被捕。
思索那名年輕女孩那天在奧斯汀提出的問題，我突然發現自己對恐怖主義、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抱有一種執拗的講究。我加入新聞業的初衷，是為了報導能減少撕裂的故事。在因人口移動與科技而縮小的世界，我總希望嘗試理解那些被定義為他者的人，以及令他們成為他者的制度與假設。比起爭論已被人認定確鑿無疑的事，我更有興趣抽絲剝繭，梳理其中的過程與複雜狀況。我在書桌上貼了一張便條紙，上頭寫著電影大師尚．雷諾瓦（Jean Renoir）的名言：「真正可怕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所以，我怎能不深入探索人們加入伊斯蘭激進組織的原因？如果我真心希望描繪世界觀各異的群體之間有哪些相似之處，我當然不能像我的第一本書那樣，只在我和一位親切文靜的伊斯蘭學者之間尋找共同點，而是應該探尋那些參與暴力活動的人。目光一旦迴避醜惡或麻煩的人，就等於關閉了真正的探索之路。那會創造出一種安穩的封閉系統，無異於以自由派的方式詮釋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的強硬格言：「我們不跟邪惡談判；我們打敗邪惡。」
更糟的是，拒絕跟恐怖分子充分打交道──甚至拒絕跟並不暴力，而是被視為「激進」的人打交道──我是在為怪物提供養分。當我們刻意迴避煽動分裂、挑撥離間的人，這是在默許他們的「邪惡」。如果不加以審視和探索，我們依然無法解釋這些被世人以「恐怖分子」標籤概括形容的人，依然沒有對他們的暴行提出質疑。而且愈來愈明顯可見的是，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衝突不再是由默默信奉某種信仰與意識型態的人之間的爭論所構成。假如我們不正視各種立場的極端主義者，無疑放棄了在此激進化時代消弭衝突的一切希望。
我被那個年輕女孩的問題攪得心慌意亂，不由得覺得自己疏忽了道德責任。我想起之前另一次來德州玩，參觀了位於休士頓的羅斯科教堂（Rothko Chapel）──一個供任何宗教信仰或無信仰的人沉思冥想的空間。教堂裡陳列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著名的十四幅黑色畫作。參訪那天，屋外陽光明媚，所以剛走進教堂時，我覺得那些畫作不過是巨大的深紫色和黑色色塊。我的眼睛過了一會兒才適應過來，開始在起初看似單調、甚至沉重的畫作上看到了深度和筆觸的流動。羅斯科以「備受折磨」形容創作這些畫的六年時間，他說他想畫出「你不願意直視的東西」。
直視我不願意直視的──那是我不可逃避的任務；我在入睡前下了這樣的決心。如果我轉身面對這些怪物，如果我接觸這些被視作終極他者的人，我會學到什麼？跟這些不容異己的人相處，我們能對自己的偏狹和自我設限產生什麼新的認識？我們可否透過認識他們走向極端主義的過程，學會修正我們自己的兩極分化與極端觀點？
我想，要為被剝除人性的人重新賦予人性，第一步就是跟加入伊斯蘭國的西方年輕人的母親交談。但願透過聆聽他們走向暴力極端主義的歷程，能開始令我對聖戰士產生更複雜的理解。
讀者若想尋找嚴謹的學術著作，應該去找如今各智庫與大學出版的、有關反恐與極端主義的大量作品。如果想閱讀全球各地的激進化以及反恐政策，也請另尋其他書籍。本書純粹希望透過訪問聖戰士以及努力幫助他們擺脫暴力的人（包括父母、假釋官、心理諮商師或其他良師益友），質問我們所謂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意義。儘管我將調查重心放在聖戰士激進分子，但我也有一個更大、更迫切的目標：了解他者如何成為他者，以及──有時候幸運的話──如何卸下他者身分。
我離開德州一年後，一名破壞者在羅斯克教堂的外牆上潑油漆，並且在獻給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雕塑附近撒下寫著白人主義至上標語的傳單。執行總監告訴《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他決定在清除白漆之際，派人到外面向遊客訴說有關破壞事件的「故事」。藉由選擇無視仇恨，繼續保持開放與坦承，他捍衛了教堂做為冥思與對話之地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他彰顯了教堂內的畫作所代表的精神。正如創作者所言，這些畫作的力量根源，大體來自某個「你不願意直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