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覺醒後，他們認為我背叛了國家⋯⋯

文／王冠云

「我這輩子活到現在六十五歲了，前四十八年的我都是個徹頭徹尾的『錫安主義者』。」

「我是個虔誠的猶太信徒，一直深信每件事情都有背後發生的原因。我想，上帝在我四十八歲那年對我顯現祂的神蹟，為我指點一條路。」

緩緩的，我們邁入訪談主題，珊卓向我道出從出生到現在的故事。

「我出生於一九五六年，僅在納粹屠殺猶太人那段歷史的幾年後，點出這個時間點，是因為這段納粹歷史對所有猶太人來說，都是永遠的痛和轉捩點，這件事塑造我們的民族性與看世界的觀點。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色列建國，以色列這個名詞被全球各地的猶太人視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安全讓我們定居的地方。」

珊卓解釋，雖然自己的家人不是太政治狂熱的一群人，但由於反猶太主義在歐洲造成的傷害無法自猶太人心中抹滅，且二戰時，珊卓的叔叔也是軍人，卻在戰場上因為猶太人的身分遭到醫護人員歧視並拒絕治療，她的家人對自己民族的存亡危機感強烈，也對錫安主義（Zionism）與以色列建立唯猶國家之必要性深信不疑。

錫安主義最令人擔憂的部分在於，他們的追隨者認為只有建立一個「唯猶國家」才能解決猶太人被欺壓、流浪的命運。其中，錫安主義倡議之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猶太國》（Der Judenstaat）中，指出世界上的猶太問題在於沒有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

以色列建國之後，世界錫安主義大會便在一九五一年通過「耶路撒冷計畫」（Jerusalem Program），其中有大會中提出的三個要點，成為今日以巴問題中不可收拾、不可解決困境的原因，包括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唯一的首都；鼓勵全世界有猶太信仰的猶太教徒移民回以色列，建立一個猶太和錫安主義的民主國家；捍衛猶太民族與錫安主義的利益，若違此利益，應為了抵抗反猶太主義之活動而戰鬥，甚至不惜犧牲性命。原本的猶太人應僅是指信仰猶太宗教的人，卻因為宗教的民族化，而後國家化，最終錫安主義化，導致猶太人、以色列人與錫安主義者無法清楚分割。他們之間有互相重疊之處，然而更多的是被世界掌權的政經核心人物的操作與利用。

「我從小對錫安主義深信不疑，一直被灌輸一個觀念──有一天，猶太人都要『回家』，回去以色列。」珊卓描述，她成長在加拿大東岸的小鎮，鎮上的圈子很小，僅有一個猶太教堂（Synagogue），她和其他約一百個猶太家庭就這樣緊密地聯繫著一起長大。和鎮上其他孩子們一樣，珊卓與其他四個兄弟姊妹從小每年到「錫安主義夏令營」報到。這個夏令營裡，領隊們專門教導參與的孩子們關於以色列的大小事，孩子十六歲時，能夠轉而參與領袖訓練課程；十七歲時，能夠免費包食宿、機票到以色列整個夏天，體驗當地生活，為未來的「返鄉移民」做準備。

「現在回想，我在那個夏令營裡根本什麼都沒學到，甚至不知道巴勒斯坦是什麼！」珊卓爽朗地笑說年輕時的無知憨傻。

珊卓抵達耶路撒冷，第一步先造訪當時早已移民以色列、成為拉比（Rabbi，猶太教師）的弟妹。珊卓回憶起與他們共進安息日晚餐：「我記得他們開始講起『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語氣是多麼不屑，使我非常驚訝。雖然我當時還是個無知的人，但至少知道人人皆平等的道理，我一直無法忍受任何人對其他人抱持偏見或歧視的態度。」珊卓便決定提早結束晚餐，告知家人明天打算去耶路撒冷舊城參觀與造訪西牆（Western Wall，又稱哭牆）朝聖的計畫。

「他們一聽，一個個開始警告我小心，千萬不要到任何『阿拉伯人社群』，也別和任何阿拉伯人說話，這樣會讓我惹來殺身之禍。但妳也猜到了，我沒聽他們的話，一早，我便搭一個阿拉伯計程車司機的車入城。」珊卓結束在西牆的禮拜後，沒有方向感的她迷路了，一轉身發現自己正身處阿拉伯／穆斯林區（Arab/Muslim Quarter）。她沒有想太多，就這樣開心地轉悠，碰上一位同是來旅行的德國旅人。兩人一同遊訪舊城、談笑風生，最後，珊卓跟著德國旅人回到他在舊城旁的旅館度過一夜。

隔日清晨，在舊城旁旅館內起床的珊卓，坐到窗邊。「我還有些宿醉、暈暈然，一手擒著香菸，一手拿著即溶咖啡，坐著向外看去：我看見一堵牆……看見這堵牆將我眼前的世界一分為二。心中有種悶悶的感覺，我說不出那是為什麼。接著，我看見那道高高的水泥牆有個小缺口，足夠一個人鑽過去的寬度。牆的縫隙有一個戴著頭巾的阿拉伯女人，她一手握著好幾大袋的生活用品與食物，另一隻手牽著她的孩子們，一個個努力、艱辛地從缺口跨過那道牆。我看著他們，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了滿面，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下我像是遭到重重一擊。我來耶路撒冷之前，壓根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處境是什麼，我記得查資料的過程中，看到一個網站寫著：『錫安主義是種族歧視主義』（Zionism is Racism），我心想這簡直胡扯。當然，我以前也聽過有人稱以色列『殖民占領』，但我一直無法理解那是什麼意思，我一直以為這些都是被創造出來、刻意要攻擊猶太人的假消息。可是在那一刻，我看著那堵牆和試著穿過牆到另一邊的人們，似乎理解了什麼，有些以前覺得不合理的事情，瞬間都開始變得有意義了。」

這段記憶好像在珊卓腦中被牢牢刻下，那個早晨的每個小細節，每個時分瞬間，她都描述地仔仔細細，旅館、窗邊、穿牆的巴勒斯坦女人畫面生動地浮現在我眼前。

珊卓形容那天的經歷像是一個「覺醒」，在那之後，她申請到海法的一處女權機構做志工，海法雖然是以色列城市，卻有廣大的巴勒斯坦人口（以色列人稱這群人為以色列阿拉伯人，這些人中有絕大多數認同自己仍是巴勒斯坦人），使得這個城市是少數以色列國內兩邊民眾能和平相處的地方。珊卓做志工服務的女權機構主張ＬＧＢＴＱ¹平權與性平權，也堅持在他們主辦的每一個團體活動中都一定要同時有以色列猶太人與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出席代表。透過與這個組織一起工作的經驗，珊卓開始大量接觸書寫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建國後歷史的書籍和史料，也與機構每週一起上街遊行抗議以色列政府對待巴勒斯坦人不人道的暴行。

「我心中充滿憤怒，學的愈多就愈憤怒，我怎麼能四十八年都是活在一段謊言當中呢？回憶起從小在夏令營裡帶領那麼多年輕孩子，說服他們和我一起深信以色列是我們的家，離開夏令營後，我還每年參加加拿大猶太國家基金會（Jewish National Fund of Canada，ＪＮＦ，專門籌募資金給以色列軍援、金援的組織），為他們表演、籌募資金送到以色列，完全不知道這些錢都是當成支持以色列軍隊壓迫、殖民巴勒斯坦人的經費。我們從小被教導著以色列不是其他人的，是上帝應許我們這群沒有家的猶太人的土地（a land without people and a people without a land）²。但這根本不是真的，以色列建國之前，巴勒斯坦人幾百年來世世代代都已經在這裡生根。」

除了週間在海法做志工，珊卓也在週日時和另一個以色列檢查哨監督團體（Machsom Watch）一起工作。這是一個由以色列猶太女人組織的非政府團體，專門到被以色列軍隊殖民的各巴勒斯坦西岸城市的檢查哨上協助巴勒斯坦人安全通過檢查哨、避免任何被以色列軍人錯殺的悲劇。以色列軍隊搭建的檢查哨總有持槍武力的軍人駐守，只要稍微有一點動靜或對通關的巴勒斯坦人有疑慮，士兵可以隨時開槍射殺巴勒斯坦人。珊卓的班表是星期日早晨，她先幫忙巴勒斯坦小朋友通過檢查哨去上學，接著協助要去工作的巴勒斯坦男人、女人安全通關。

二○○四年，旅程結束後，珊卓返回加拿大時，在離境以色列機場時，遭到以色列海關攔下，她參與支持巴勒斯坦人權運動的消息顯然已經觸動以色列政府的雷達，他們將珊卓扣押好幾個小時，訊問和檢查私人物品，最後終於在航班延遲好幾個小時後才放行。這個經歷讓珊卓決定要申請以色列國籍，她知道自己已經是黑名單，下次若再以加拿大公民的身分入境以色列，肯定會遭到刁難，甚至遣返。她笑說：「我在巴勒斯坦的事情還沒做完呢，至少成為以色列人，政府就算不滿我的行為，也不能把我『遣送出境』啦！」

根據以色列在一九五○年啟用的《回歸法》，所有海外的猶太人都可以回歸以色列，無論這些猶太人是透過血統（母親為猶太人），或者是經過皈依猶太教的人，一律能獲得以色列國籍的資格。七○年代後，《回歸法》更放寬入籍資格，包括猶太人的家人和直系後裔，例如子女和孫子女、其配偶與未成年子女，即使並非猶太宗教，仍可以自由選擇來到以色列成為國民。這樣的結果造成以色列人，尤其是透過《回歸法》回到以色列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們，通常是錫安主義的堅定擁護者；而全球有猶太信仰的人則不一定是以色列人，更不代表他們贊成錫安主義。例如，許多在以色列境內、擁有國籍護照的以色列人，沒有虔誠的猶太信仰；而許多在以色列境外的外國籍猶太教徒，則堅決反對錫安主義。珊卓解釋，以色列政府為了鼓勵更多海外猶太人移居回以色列，還提供免稅、免費醫療照護保險，以及一個月五百美元的一年零用錢優惠措施。

二○○五年，珊卓以以色列國民的身分再次入境到巴勒斯坦，她這次待了十一個月，多數時間都和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或者和其他支持巴勒斯坦平權自主的以色列猶太人們一起擔任志工。這一年內，珊卓親眼目睹多起以色列軍隊暴力對待巴勒斯坦平民的過程，她深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也更堅信餘生將奉獻在為巴勒斯坦人爭取獨立自主、平等平權的這條路上。

她憤憤不平地表示：「很多猶太人沒有理解到，我們對於以色列政府的不人道行為噤聲，最終只會助長全球的反猶現象。以色列不能代表猶太宗教和所有的猶太人，但現在以色列政府的做法就是要讓每個人相信，如果你不支持以色列，就是反猶太主義分子！這是錯的，猶太人更必須站出來反對以色列政府。」

珊卓二度離開巴勒斯坦回到加拿大後，持續投入當地組織自海外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由土耳其與歐洲、北美各國的非營利組織團體聯手進行發起的「自由加薩船隊」計畫。這項和平社會運動計畫會定期發起募款活動，待募得足夠資金後，好幾艘聚集了各國社運人士的小船隊，便會載著民生必需品與醫療用品，一起由歐洲地中海國家的港口駛離，航向被以色列政府封鎖邊境的加薩走廊。

根據《奧斯陸協議》，加薩的漁船可以開至距岸邊約二十海哩處捕魚。然而，今日由於以色列海上軍隊武裝駐守的影響，加薩漁船只能在距離岸邊不到六海哩，有時甚至只有三海哩的範圍內捕魚。同樣的，在軍事占領下，更沒有任何非以色列的船隻能夠靠近加薩。「自由加薩船隊」計畫便是企圖帶著國際志工通過這樣的非法限制，向以色列政府抗議。

珊卓在二○一一年成為這項計畫的代表人之一，她負責協助加拿大國內的募款，找到願意開船的船長，找齊四十五名志工登板，聘請願意為他們辯護的國際法律師，甚至在買賣合約上，船的署名也是登記在她的名下。她在同年三月飛到希臘，與其他志工準備出發航向加薩。當時的希臘政府在以色列政府出面聲壓後，將他們要出發的港口封鎖，並逮捕珊卓──畢竟要一次逮捕所有各國國籍志工對希臘政府是件不方便的事情，不如只扣留船所屬人珊卓和另外兩名負責人。律師與希臘政府談判後，三人各被判緩刑（Suspended sentence）三十日，遣返回各自的國家。

被遣返回到加拿大後，珊卓深知若再入境以色列，極大可能會被逮捕判刑，將沒有機會再踏入巴勒斯坦，不過這沒有動搖她要為巴勒斯坦爭取人權、平等的決心，一直到今日，她仍定期為巴勒斯坦需要經濟援助的學生、病患們募款，在各個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中也不缺席。

「我對自己成為一位『反錫安主義者』直言不諱，我知道很多猶太人無法理解我的行為，認為我背叛了國家，但這麼多年後，我終於明白反猶太主義和反錫安主義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錫安主義綁架我的猶太信仰，這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種政治手段操作的結果。」

珊卓談起因支持巴勒斯坦人權與家人產生摩擦而疏遠，神情仍有些落寞。她表示兄弟姊妹和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們，有幾個已經好久不願意與她聯繫，甚至不是她的ＦＢ好友，連她的媽媽在事過多年後才願意重新接納珊卓，「原諒」她犯的「錯誤」。

珊卓嘆口氣，說起整個下午與我回顧一生後的結語：「過去幾百年來，猶太人遭到屠殺和反猶的這些歷史，讓我們每個人都太害怕了，這些恐懼驅使他們無法真實地看清楚事實的對錯，而許多和我家人一樣從小在錫安主義猶太教會中長大的人，都深信以色列是上帝給猶太人的『應許之地』這樣的迷思，他們不承認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認為他們是另一群想將猶太人趕盡殺絕的阿拉伯人，我曾經也這樣相信，一直到四十八歲那年的『覺醒』。我在以色列時，人們會教我如何辨識巴勒斯坦村莊的痕跡──那些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時被屠殺、驅離家園的巴勒斯坦人的家。我親眼看到時就想，這怎麼會是對的呢？巴勒斯坦人是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我們怎麼能就這樣偷走別人的家呢？大部分在以色列長大的人一輩子都不可能學到或聽到關於一九四八年浩劫日的歷史，以色列政府並不想要我們知道這段歷史，但猶太人必須改變這樣的情況，而非將自己的民族恐懼加諸在另一個民族的滅絕史上。」

NOTE

1. ＬＧＢＴＱ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或酷兒（Queer）的英文首字母縮寫。
2. 這句話的出處具有爭議，文獻中有不同的說法指稱出處，但卻是擁戴錫安主義者們非常著名的一句話。

※ 本文摘自 《這才是真實的巴勒斯坦》，原篇名為〈前錫安主義者成為巴勒斯坦人權運動先鋒的旅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