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裡有個病人失蹤！社工靈機一動，全院廣播：來領飲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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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林徐達
某日下午，慢性精神病院裡有位病人疑似不假外出。全部的工作人員將院區內外仔細檢巡；有些人員則是前往院外尋找，詢問路邊管理砂石車進出的人員有無看見一位女性走路經過；在院區內尋找的工作人員則是將每間廁所、寢室、隱祕空間都巡過一輪。沒有任何地方有這位病人的蹤跡。
部分工作人員開始懷疑這位病人的功能有好到可以自行去搭火車嗎？她有能力趕上最近的一班區間車嗎？……無論如何，既然跑到院外的可能性不大，判斷應該還在院區內。事後明白這是肇因於病人最近情緒不穩——群組訊息裡記錄「大夜沒睡、作息不配合、吃藥叫喚沒出來，請主護處理」——病人擔心被約束、打針或甚至送往急性病房，於是便躲了起來，並且觀察工作人員在何處尋找自己，機靈地移動躲藏地點。
最後，社工提議全院廣播：「○○○，請到行政辦公室領取下午的飲料。」然後，病人便出現前往辦公室領取飲料了。
這場「躲貓貓」遊戲看得見病人的「功能光譜」：具備對病房空間與作息的熟悉經驗、對病房管理流程的了解、多點躲藏的立即性回應，也受不了一瓶十元飲料的誘惑。
奇特的是，這起事件過後病人沒有受到任何責備，護理長、主護、班長都沒有責罵該位住民。或許是相對於「不假外出」的嚴重性，在院區內尋獲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這種心境的轉折反倒像是被娛樂了。（當病人現身領取飲料時，護理長甚至笑了。「躲貓貓」這個形容就是出自護理長的說法。）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希望離開慢性精神病院獨立生活的五十多歲男性患者，某日不假離院，前往台北與昔日認識的黑道大哥碰面，希望將來離開院區後能夠在這位黑道大哥手下謀一份工作。不料，大哥已經金盆洗手，過著含飴弄孫的平常人生活，並建議個案找一份安分工作。
個案失望之餘主動返回院區。（當時通報過程與後續處置在此略過。）約略一年後，個案宣稱與院區內某女性住民交往，不久後便向所屬社工師表示他已經與這位女性住民論及婚嫁，準備趁著兩週後的年度家長座談會，與對方家長見面提親，開啟另一段未來人生。（但等等，這其中說法有多少程度是在妄想層次呢？）
因此，社工師、心理師（兩人分屬不同男女院區）、護理站和照服員就此一「媒合」詢問個案，得知這套「提親—結婚—出院」構想，是企圖在結婚後「夫妻雙方互為對方監護人，因此可同意對方出院」。換言之，個案試圖透過結婚來規避自身原生家庭監護人的法律機制，達成出院生活的目的。
「假結婚」的另一主角是一名四十多歲的女性，短髮，身材略壯身高略高。在住院前曾與一位男性朋友交往。她在這次家長座談會後的某週末請假返回嘉義家中，然而卻未按時銷假返院。
院方與家屬聯繫時，該住民的父親表示女兒曾在電話裡透露不想再回到院區，但並未回返家中。於是院方依規定進行通報流程。由於該住民先前有過未按時返院的紀錄，據社工師表示，當時她將戶頭存款悉數領出並與男友同住，於是這次家屬早一步將其戶頭存款領出。幾天後，這位住民主動前往警局，企圖自行撤銷「失蹤人口」的紀錄，希望能夠撤銷案底，「清清白白做人」。嘉義警員對其表示：「為了保護你的安全，你還是留在警局這裡比較好。」隨即通報家屬和醫院將其領回。
又或者，一名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的二十歲急性病房女性患者，利用院區公用電話撥打購物台免付費電話，訂購了數千元商品，並要求以貨到付款的方式送至護理站。醫療團隊直到快遞將貨品送至護理站請款時方得知此事，詢問這位病人原因，僅得到推託的答覆：「我只是在打電話交朋友而已。」此一行為展現個案熟悉急性病房住院作息（使用公共電話）、電視商品行銷（撥打免付費電話）、購物付款模式（貨到付款）、提供醫院急性病房地址（溝通技巧、記憶力、組織能力）等。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則是發生在慢性院區，一位女性住民委託國中同學頻繁地代為在網路購物平台訂購了染髮劑、護髮霜、臉部保養品，和個人貼身衣褲等，考慮到這些包裹將會被護理站盤查並代為保管（這是為了避免住民在病房裡非正式地交易變賣，也就是高夫曼稱之為「次級適應」的經濟活動；或是藉此拉攏其他住民，進而引發可能的病房衝突），於是叮囑國中同學寄件人寫住民姊姊的名字，以迴避護理站的查核。
直到這位國中同學始終收不到代為訂購的款項，只好打電話至院區向社工師說明原委。社工師通知主責護理師向住民詢問此事，起先住民仍堅持是姊姊寄來的包裹，直到紙包不住火後轉為擔心害怕受罰，因此通知心理師介入輔導。
上述「失蹤記」、「假結婚真出院」、「網路購物」，以及前述「自願轉介急性病房」等案例，皆說明了患者長期適應病院生活的彈性變通能力，並且知悉院區的作業流程。總體而言，這類「生存之道」（making out）確實突顯了院區病患「屈從於醫療照護」的同時，又「突破了伴隨而來的溝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