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最無法忍受的莫過於「回家休息」

文／林懷民

《紐約時報》宣稱，職業舞者十個九個身上有毛病。美國芭蕾舞劇團的通疾是背疾，由於長時間在古典舞劇中一動不動地擺姿勢，當天鵝或仙女。葛蘭姆技巧容易導致脊椎與膝蓋的傷害，由於縮腹與地板動作。紐約市立芭蕾的毛病發作在腿部肌肉，因為巴蘭欽要求奔馬的速度。舞台上那些旋來轉去的人兒，嚴格來說，都應回家休息。

《紐約時報》記者心照不宣的是，舞者最無法忍受的莫過於「回家休息」。舞者所以成為舞者的首要條件便是能夠忍受──不，能夠喜歡──不，能夠獻身那日復一日的動作訓練。有規律的訓練使你自如舞動，代價卻是昂貴的：你失去了做普通人的自由。兩三天不上課，筋骨不適倒在其次，心理的不安與罪惡感則揮之不去。紐約職業舞者每年平均演出兩百多場。辛苦的上課，排練，演出，使人人渴望休假。真正放假了，大多數人度假的重心卻是找個好老師上課去。舞者真正的假期只有兩種：退休或受傷。

畫家揮使毫筆，音樂家駕馭樂器，舞者的表達工具則是他的身體。欲善其事，必利其器。長期處在繁複高速的運動狀態下，隨時嘗試不可能的動作，脆弱的血肉之軀傷損的機會極大。男性舞者在大動量的舞步之外，還得是個舉重健將。如果舞伴體重四十五公斤，一支舞下來，上千公斤的負荷，又增加受傷的可能性。避免受傷最好的辦法依然是──天天上課，使身體永遠保持良好的狀態。有了小毛病，最好趕快處理。大部分小毛病，你不去管它，或根本沒察覺，日積月累真正發作受傷，舞者便得被迫休假。市立芭蕾首席男舞星愛德華．維葉拉受傷後檢查，發現全身骨骼有十九處碎裂，全是舊創，而他竟不知不覺地跳了許多年。

在這種情況下，紐約職業舞者多有三個幕後人士把他們調理起來，讓他們繼續上台發光發熱──醫生，復健專家，特別按摩師。

如果你是「休假」的舞者，如果你剛好在紐約，「街角上問一問」，很快地，入境問俗，你也有了三位監護人。

羅思密大夫也住五十八街，診所掛滿了大明星簽名致謝的照片。他動動你的腿，「嗯，很好的Turn out!」把腳拉直，「嗯，彈性不錯，跳得很高吧！」扭扭肌肉，「很晚才學舞吧？二十二？二十三？」幾張Ｘ光一照，他讚美了：「好了不起！你還上台表演啊？脊椎畸形發展，看到沒有？倒數第三塊，歪了一邊，缺了一角──不要緊，『大家』都這樣。大腿肌肉發展過度。左腿大筋扭傷，右腳小腿肚肌肉破裂──怎麼發生的？」

怎麼走上這條路？

五歲那年看《紅菱豔》中了邪開始跳起來？十五歲在台中體育館看荷西．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奧塞羅》，發憤要當個舞者？二十三歲在葛蘭姆學校流汗挨罵，才決心做出一番事業給那個日本老師看？不錯，台灣應該有個舞團。你希望促成這件事。台北的舞者應該很多，學文學耍筆桿的你最多只能寫文章舞評，做個搖旗吶喊的小兵吧，這樣想著，你回國，回去教書。

真正的開始是回國的第三天。

中央社范大龍帶了一群新朋友來訪。李泰祥，許博允，徐進良，陳學同，以及一位沉默的女孩。因為初次見面，所有的話題彷彿都插不了嘴。倒茶送水之餘，只聽到許多台北藝術界的近況與苦悶。大家要求徐進良放他在義大利獲獎的電影《大寂之劍》，徐進良執意不肯。吵吵說說兩小時，那位不大說話的女孩子叫起來了：「你們這些男生無聊透了！」說著說著，氣沖沖奪門而去。這一去去得很遠──非洲。四年後重逢時，她有了一個新名字──三毛。

那夜聚會的結果是：文化學院畢業的陳學同向他系主任高棪先生報告。於是高先生請吃飯。「至少應該到華崗跟同學們談談，讓她們知道美國舞蹈界的近況，」高主任說得很客氣。上了華崗，就下不來了。何惠楨，鄭淑姬這些要強、好學的少年舞者使你覺得有責任把你所知道的那一點點教給她們。

殷允芃找你到美新處演講。你躊躇一下，她激將了：「在美國叫著要回來做事。回來了，連說說話也縮頭縮腦！」聽眾把美新處擠得滿滿。那一張張熱情的年輕的臉是一份力量。你激動了。你想起芝加哥大雪中參加釣魚台遊行的另一群青年朋友。每種工作都應有人去把它做好。要求別人，不如反求諸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從美新處回家，午夜裡接到俞大綱先生的電話。「林先生，」他叫你林先生！「內人和我明天晚上要到文藝中心看戲，剛好多了張票，你能不能陪我們去？」你對京劇一竅不通，只覺得吵鬧的鑼鼓，尖銳的假嗓令人神經衰弱，但是你去了，由於對俞先生的敬畏，由於俞先生聲音裡的誠懇。這以後，俞先生看戲總是剛好多一張票。在戲院裡，你正襟危坐。是俞先生精闢的解說逐漸撫平你的排斥，使你一步步親近了京劇迷人的世界。

李泰祥，陳學同先後赴美。許博允衝勁十足地提議合作。由吳靜吉執導，你編舞，他和溫隆信寫曲，做「多元媒體」的演出。告貸無門。每人斥資六千元作為基金。許博允寫《中國戲曲的冥想》，溫隆信作《眠》以及另一首現代樂。音樂遲遲交卷，錄完音樂，基金所剩無幾，而演出日期已迫在眉睫，舞絕對編不出來了，「多元媒體」宣告流產。舞者與音樂家共同擁有三卷錄音帶。吳靜吉成為出錢出力的藝術贊助人。

然後是史惟亮先生。史老師邀請，在「中國現代樂府」的總題下，由省交響樂團主辦，你用中國作曲家的音樂編舞演出。每個人驚喜地發現中山堂坐滿了心存鼓勵的觀眾。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

就這樣，你在初初回國的「高熱」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地步上雲門之路。

跳舞不是你唯一的出路，既然要幹，就得全力以赴，台灣不必多一個玩票的舞者，你希望雲門能讓自己驕傲，讓社會振奮。然而，躺在床上架構空中樓閣，下筆千言暢述理想，甚至站在眾人之前高聲疾呼是容易的。真正「起而行」，你才知道羅馬不是一天造成。把自己風雨無阻地天天帶到練舞所就是一項挑戰。要求舞者把腿拉直，拿高，對你和舞者都是毅力與耐心的考驗。今天拉直了，明天不一定直，今天拿高了，明天必須拿得更高。絞盡腦汁，找材料，構思新作，請作曲家寫曲，找音樂家把曲子演奏錄音，然後你才能一小節、一小節地把舞編出來。編好了，練了再練，練到舞者開始恨你的時候，一個作品才略略成形。然後是服裝、道具、燈光、場地、票務……台灣劇場尚未專業化，一切必須自己摸索解決。一場演出往往是一年，或者兩三年的血汗。一季演出結束，痛定思痛，往往兩種念頭一齊襲上心頭：「下次不幹了！」以及「下次要演什麼？」外國編舞家一年只有一兩個新作。在台灣，由於劇院少，觀眾固定而有限，每次演出勢必推陳出新，於是你像機器一樣每年編作三四個，乃至五六個作品，而你依然渴望新的不同於舊的，新的比舊的更上層樓……

即使不演出，工作一樣持續著。每到月底，義務處理帳務的舞者王連枝就會來找你，下週發薪，還差一點。她伸出兩根指頭。「兩千？」她搖搖頭：「兩萬！」舞者們大都離家在外，沒有家人的照顧，甚至沒有家人的祝福。凌晨兩點，吳興國打電話把你叫醒：「林老師，我胃痛得不得了。」你披衣外出，接了他敲開醫院的大門。七點半，你趕交通車到政大上課。短短的時間裡，你由背包包遊歐洲的學生變成一個老師，變成舞團的負責人，你被強迫長大。

※ 本文摘自 《激流與倒影》，原篇名為〈失足與起步：門外的告白〉，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