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是一種政治行為，揭露並改變世界，或者鞏固現有的社會與道德秩序

文／安妮．艾諾，譯／許雅雯

吉奈：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們談談政治好嗎？這個主題在「藝術」領域中幾乎是不屑提及的，我也同意它的確令人火大（就和米歇爾．碧朵〔Michel Butor〕在一九七三年說錢和性一樣）。您的文章都刊在左派的報刊上（《歐洲文學期刊》〔Europe〕、《人道報》〔L’humanité〕、《他者雜誌》〔L’autre journal〕），也跟我提過總統大選會投給極左派。您原本生活環境裡的工人和小商販不一定對政治問題特別敏感（話雖如此，布爾喬亞階級的人其實也差不多），在這種環境中，您的政治意識是如何形成的？

艾諾：您的意思是左派的政治意識吧。左派和右派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不允許任何地球上的人，或是不同階級的人有不平等的生存條件，我私心認為還有男、女之間也應如此。擁護左派代表相信政府會為了讓每個人更幸福、更自由、教育程度更高而努力，而非把這些事視為個人意志。相對的，在右派人士的眼中，總能找到生而有別、強權和天擇等觀念。這些觀念正好對應當下世界的經濟自由主義熱潮。而高呼自由主義是無可避免的趨勢，這樣的口號就是徹頭徹尾的右派言談與態度，這種人如今比比皆是。法國政府自八〇年代中起選擇走向自由主義，這個決定同時意謂走向了右翼，失去對社會現實的意識。

我想我的政治意識就是因為經濟和文化上的差異才會早早萌芽。您說的沒錯，中小企業很少談政治，大多投給右派。我經常聽到爸媽強調「商人之間沒有政治」，彷彿那是個不可打破的規矩，只要表達政治主張就會危害到他們的利益。工人的政治意識較高，但在我住的那個小鎮裡，由於工廠的規模較小，大多是兩、三個人的公司，還有紡織廠和十四歲就輟學入廠工作的女孩，對男生和娛樂活動的興趣更高（我對此滿心羨慕！），政治氛圍沒有那麼濃厚。總之，我從未踏進狹義政治的核心，從未像某些人一樣，參與任何黨派的會議。然而，重要的是，直到十八歲前，我完全沉浸在社會現實的日常之中，體驗著經濟、文化和飲食上的真實。「告訴我你吃了什麼，我就能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小時候我從來沒有讀過，也沒有聽過馬克思，但這樣的事對我來說如飲水般自然，我可以根據客人在母親店裡買的東西判斷他們的經濟狀況。我對需要「領取政府補助」過日子的情況瞭如指掌。其實說「瞭如指掌」也不甚精確，畢竟對我來說，這是和其他人一樣的日常，無須觀察瞭解。和勞工相關的詞彙如聘僱、解僱、「炒魷魚」⋯⋯在我的詞典裡再平常不過，我常在母親雜貨舖旁的咖啡店裡聽見。我身處這兩個公共場所中（沒有任何家庭隱私可言），看遍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現實，當中不乏悲慘的現實。我會想像那些爛醉如泥的男人，在那樣的情況下回到家，面對家裡和我同齡的孩子，太可怕、太不公平了。

我的父母以前也屬於勞工階級，「收支平衡」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事（他們每天都會焦慮地計算盈收），所以從不關門休息，瘋了似地忙碌。表面上看來他們屬於較低階的中產階級，事實上卻是根深蒂固的半地主、半農民。他們之間說的是諾曼方言。他們的記憶，也是我整個家族的記憶裡，裝的都是貧窮，是十二歲離校輟學、進工廠，是人民陣線[1]。每回聽到他們談起這些話題，總是帶著澎湃的情緒。即使面對最貧困的客人，無論私下或公共場合，他們都不曾表現出輕蔑的態度。我的母親是個生性傲慢的女人，還在工廠裡工作時，工頭便說過：「這女人是從朱彼特的大腿裡生出來的吧！[2]」她是村子裡出名的叛逆份子，總是看不慣「上級」的作風。我的前夫也說她要是生在大革命時代，肯定是個編織婦[3]。她也總是在幫助他人，照顧街坊裡的病人和長者，慷慨奉獻的精神彷彿她比其他人「混得好」，所以必須回饋社會。總而言之，是個一邊真誠地實踐著天主教教義卻不受任何框架限制，另一邊又強烈渴望著正義的人。

然而，無疑是在私校就讀期間——直到高中二年級以前，受到各種羞辱與侵侮之後，我才感受到（那個年紀的孩子大約只能感受，無法真正理清）同學間的差異。我們並不會馬上把這些差異和他們的家庭背景、父母的經濟狀況和文化水平聯想在一起，只會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卑、劣勢和孤獨。在這樣的前提下，課業成績的突出並不會被視為一種勝利，而是一種偶然的、罕異的、不正常的機運，總而言之，就是身處一個不屬於自己的世界。身為一個在被支配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我很早就開始、且持續接觸到階級鬥爭的現實。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在某處提過「過度的傷痛記憶」（l’excès de mémoire du stigmatisé）這樣的說法，指的就是那些無法磨滅的記憶。這種記憶始終在我的腦海裡，左右我看待他人的眼光，也是《外部日記》和《外界生活》的核心。

吉奈：這種從階級鬥爭的意識中生出的左派思想，是否和馬克思、韓波（Arthur Rimbaud）、布赫東（André Breton）（我想應該是大學時期接觸到的）經常提起的「改變生活」、「改造世界」有關？而這兩個期望是否是您書寫的大方向，書寫「計畫」的主要目標？

艾諾：社會經驗，甚至對社會的意識都不會自動轉化為政治意識。印象中，直到高中三年級，在貝蒂耶女士這位優秀的老師引導下，我才把這三個人串連起來。她當時在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大多學生皆來自布爾喬亞家庭的課堂上冷酷地說，我們的位置應該屬於那些正在努力取得職業教育文憑[4]或在技職教育中心受訓的女孩。那是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之間的事，當時阿爾及利亞戰爭如火如荼，她讓整個班級分擔照顧一個被安置在臨時收容所的阿爾及利亞大家庭。我就是在那一年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和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今日我們可能難以想像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報紙的閱讀率高得多），但日常談話中政治言論的比例卻高得出奇，也經常以火爆兇狠的話語針鋒相對。我在一九六〇年進入大學文學院念書時，「阿爾及利亞事件」還看不到盡頭，還有一些秘密武裝組織（OAS, 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不可能置身於政治之外。除去軍事涉入，我還是偏向統一社會黨（PSU,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的。我第一次參與投票是一九六二年的共和國總統普選，支持前總理孟岱斯(Pierre Mendes France)在著作《現代化的共和國》（La République moderne）[5]中提出的理想（二〇〇二年的總統大選數據證明了他的理念是對的[6]）。

吉奈：但您是透過文學來實踐您的政治理念嗎？特別是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流派」的研究和這項選擇為您帶來了什麼（我的意思是您的作品）？

艾諾：我是從莫理斯．納多（Maurice Nadeau）寫的《超現實主義史》（Histoire du Surréalisme）開始認識超現實主義的。我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間研讀時愛不釋手。那是個徹底的革命，對生活、對文學、對藝術都是。它拒絕所有保守的意識形態；阿拉貢（Aragon）、布赫東、布紐爾（Buñuel）和達利（Dali）等人宣揚性自由的強硬姿態；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宗教和官方文學如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法朗士（Anatole France）等所有象徵的批判，這一切都讓我熱血沸騰。這種「野蠻」的行徑和六〇年代溫和良善的風氣形成強烈的反差。當時除了Seghers出版社的「今日詩篇」（Poètes d’aujourd’hui）系列外，很難找到超現實主義的文本，我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夏天才讀到在「觀點」（Idées）系列出版的《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es du Surréalisme）。那年，我在度假期間讀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這本書，當然立即與布赫東的這句名言產生共鳴：「韓波說『要改變生活』，馬克思說『要改造世界』，這兩個口號對我們來說是同一個。」這些宣言在我心裡烙下深刻的印記，我也因此把高等學位的論文（相當於今日的碩士論文）主題訂為超現實主義。

至於我現在在做的事，我想超現實主義對小說的質疑鞏固了我的信心。大致說來，我從超現實主義中獲取的是形式上的自由和通過語言來呈現世界樣貌的意志，而不是文本的「形式」（儘管《娜嘉》始終令我傾心）。布赫東想寫出「把人推上街頭」的書，《娜嘉》就把我推上了街。所以，儘管在我身上看不到超現實主義的抒情和詩意，但所有的這些，這份自由，這種追求都深深影響了我的書寫。藉此機會，我正好可以提出這個觀點，我認為一本書最要緊的，是對一個人的內在和外在產生的作用。

吉奈：您的政治立場令人感到困惑，看似清晰、堅定、開放，卻又保持一定的距離（一如您在文學界的姿態）。您看起來傾向「左派」，甚至是極左，但卻不像沙特那樣明確且積極地投入相關活動（連署等）（我有可能是錯的，畢竟離得遠）， 另一方面，您的書裡卻也隱約透露著這種對政治的敏感。您之前對我說過：「我總覺得書寫就是身為叛逃者的我最擅長的事，就像一種政治行為和『禮物』。」當時我提出的問題與精神分析有關，這裡同樣要問，書寫是否也代表了您的政治參與？

艾諾：如果從政治參與的能見度，以及在《世界報》（Le Monde）上刊載的那篇文章來看，您的想法確實無誤。但您絕非唯一一個知道我是極左份子的人！事實上，儘管我從未實際替任何政黨工作，卻支持了不少政治活動，至今仍然持續著，例如簽署請願書、參與活動，協助沒有身份的非法移民取得合法居留權。我在七〇年代參與過艾里米（Gisèle Halimi）的婦女運動聯盟Choisir和MLAC（自由墮胎與避孕運動，Mouvement pour la liberté de l’avortement et de la contraception）的社會運動，這些與婦女相關的運動當然是政治參與。今年初我在《世界報》上刊載了一篇悼念布爾迪厄的文章（我認為他是五十年來最偉大的知識份子，一個真正投身其中的知識份子——我的意思是，不是在媒體上作秀而已），這件事似乎也算政治參與。

我之前的確說過身為一個階級的叛逃者，書寫是我參與政治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意思並不是想用書取代自己投身政治，也不希望那些書成為我介入政治的方式。對我來說，書寫是一種政治行為，換句話說，就是幫助揭露並改變世界，或者反過來鞏固現有的社會與道德秩序。有件事我一直無法理解，在作家和公眾之間總是存在這樣的成見，認為文學和政治互不相干，文學是純粹的美學活動，只為作家的想像力服務，而且作家可以——這是什麼樣的奇蹟，或是什麼樣的恩典？——置身所有社會決定因素之外，對門鄰居無論社會階級高或低都與他無關。

使用「一直」這個詞似乎有點過頭了，畢竟念書的時候，乃至我剛開始書寫的那段時間，也就是二十歲左右，我也是這麼想的。當時的我認為文學是唯我、反社會且無關政治的活動。要知道，六〇年代的文學重點在於形式，在於探索新的小說技巧。所以我也曾經把書寫當作是創造美好、新奇的事物，為自己和他人帶來超越日常生活的快樂，除此之外毫無用處。這裡的美好指的是「遙遠」，離我的現實生活十萬八千里，只能在虛構的情境和抽離的感受與情感中產出，並且和物質生活毫無關聯的東西。後來，我把這段時間稱為「牆上的光斑」（la tache de lumière sur le mur），對我來說，最完美的狀態就是用一整本小說來呈現在一個夜晚的房間裡凝視陽光殘留在牆上的痕跡。這個想法最後當然沒有付諸實行，當時寫的東西——我取名為《五點的晨光》（Du soleil à cinq heures）——沒有受到任何出版社青睞！

後來，我其實也從未有過任何一個時刻，突然認為寫書是為政治服務，也沒有像決定加入一個政黨或參加一場示威遊行那樣，突然萌生以書寫作為政治行動的慾望。不，這是循序漸進的，是在生命與知識的道路上，從不同的方向，有時甚至經歷了痛苦，然後才走到這裡的。說了這麼多，好像很冗長，不過您應該也發現了，我沒有辦法只說結果而不說過程。這一切——包括所有人、我和我的想法——在我看來，都是故事。二十三歲至二十七歲這四年間我沒有寫東西。這段時間內，就某種程度來說，因為經歷了一些事件——私自墮胎、離鄉背井、走入職場、全職授課、懷孕生子、喪父——現實與文學對撞，攪亂了我的視野和我對書寫的觀念。簡而言之，我對社會階級的認識、叛逃者的身份，以及文化和文學與現實脫離的經歷，完全改變了我的慾望：我再也不想以美好為前提書寫了，要從真實的東西出發，書寫就是把現實寫下來，包括在社會低層成長的童年、與原生文化決裂的文化適應過程和女性的性別議題。我不必大聲宣告，但《空衣櫥》的書寫無論從內容或書寫方式（語句粗暴，辭彙與句型不「正當」且通俗）來看，顯然除了文學性之外，也都自帶了政治意識。

---

[1] 譯註：Front populaire，法國左翼政治聯盟。

[2] 譯註：Jupiter，羅馬神話中的朱彼特即希臘神話中的宙斯（Zeus），傳說中酒神巴克斯（拉丁語Bacchus，即希臘神話中的戴奧尼索斯Dionysus）就是從朱彼特的大腿中出生的。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都不怕。

[3] 譯註：tricoteuse，法國大革命時，一群帶著毛線在三級會議或處決現場等公眾場合編織的婦人，經常會在敵對方發言時鼓噪。

[4] 譯註：Brevet d’études professionnelles，簡稱BEF，已於二〇二一年廢除。

[5] 譯註：一九六二年以前，法國的總統是由國民議會和參議院選出的，這一年開始修改憲法進行普選。孟岱斯的《現代化的共和國》也在這一年出版。

[6] 譯註：二〇〇二年的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選舉結果最高票為右派的席哈克（Jacques Chirac），但令人意外的是，第二高票為極右派代表雷朋（Jean-Marie Le Pen）。這一結果引發法國民眾危機感，一波反法西斯運動因此展開，抵制極右派勢力。第二輪普選時，席哈克以百分之六十四的得票率勝出。

本文摘自《如刀的書寫》，原篇名為〈叛逃〉，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