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鐘了解台灣農產結構，以及其中的「組織票」

文／陳寧

農村的經濟活動，從農人在田間勞動，種出各式各樣的作物開始，接著就是農產品要如何在市場上談個好價錢，順利出售，換成現金。販售農產品的過程，從產品的集貨、分級、選別、包裝、運輸、加工、儲藏、批發、零售、促銷、市場資訊收發，就是所謂的「農產運銷」。由於農業生產的地點遠離人口密集的都會區，為了要趕得及在隔天早市開張時，讓城市消費者有各式各樣的新鮮產品能夠選購，蔬果從產地採收，再運送到各地果菜批發市場拍賣、出貨，都是在大多數人還在沉睡的夜晚進行。

台灣的農業型態一直以來都是以小農為主，根據民國109年農林漁牧普查，每一農戶平均經營面積僅0.77公頃。不僅農戶規模小，經營方式也屬於勞力密集的型態，農民的日常生活幾乎是牢牢綁在土地上，每天為著各式各樣的農事忙碌，很難有離開田地的閒暇時間，到外面和不同社經階層的人進行交流，以致早期的農民在資訊的取得上比較封閉。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是「看天吃飯」，收成好壞高度受到自然因素影響，有些一年一收的作物，只要一次氣候異常，就會影響到農民該年度的收入。再加上，作物經過採收，離開田間之後，新鮮度就開始下降，小農必須和時間賽跑的情況下，提高了即時將作物售出的壓力。資訊封閉、看天吃飯、即時賣出的壓力，使得農民的日常運作幾乎完全掌握在盤商手上。

盤商對產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以栽植香蕉為例，如果蕉農選擇在採收之後，自己開著小發財車，停在路邊販售，他固然很容易就可以接觸到消費者，但透過這種方式接觸到的人數卻非常有限。如果蕉農希望可以進到外銷市場，那麼他的香蕉必須經過「採後處理」程序。因為香蕉在自然狀態下採收後，熟成的時間較長且不一致，難以掌控品質，於是香蕉必須在還未熟、也就是綠皮階段進行採收，然後整批送到集貨場進行人工催熟。催熟之前，香蕉還要經過分級處理，接著送到14-16度C的環境預冷一至兩天，之後才用嚴格控制溫度與濃度的乙烯加以催熟。

台灣的香蕉外銷始於日治時期，在1950至1960年代達到巔峰，1965年7月高雄港完成了總面積占7,800平方公尺，雙層式的香蕉恆溫倉庫「香蕉冷氣庫」，不僅規模為東洋最大，要價更高達4,100萬元。從集貨、分級、催熟、航運到終端銷售，如果沒有盤商龐大的資本支撐，根本無法把一個個蕉農所栽植的香蕉給賣到國外去。資本越是雄厚的盤商，政商影響力越是強大。

無論從社會網絡或還是產業鏈，我們都不難看出農民對盤商的依賴是如何形成的。於是一旦盤商成了地方政治人物的樁腳，甚至盤商自己本身成了政治人物，如出身雲林、具有幫派背景的國民黨前立委林明義，其家族就是靠竹筍買賣致富，那麼我們就不難想像，在人情的壓力與經濟因素的考量下，這些長期積累而成的關係會成為某一股政治勢力的「基本盤」，或者是「組織票」。

現代農產運銷的興起

從1946年至1968年的這段期間，台灣的農業政策著眼於土地改革、改善生產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1969年之後則把重心轉移到改善農產品運銷制度，目前在各縣市皆可見的大型果菜批發市場，即是在1970年代開始規畫並陸續興建。到了1974年，行政院開始籌設全台性的農產運銷公司，即現今「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股東則由省市政府、農民團體和運銷業者共同組成。

如前文所述，生產規模小的農民高度仰賴資本雄厚的盤商，換一個角度來看，很難不去認為盤商是在「操縱」價格與市場，使得對市場資訊掌握度不夠的農民總是居於弱勢。這也是為什麼農政單位要輔導成立共同運銷制度，希望藉此可以提升農民的議價能力。

共同運銷制度是把一個地區內的小農集結起來，經由農民團體協助，例如農會或是合作社，將這些小農的產品集中到地區型的集貨場，再統一送至交易平台（如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農）銷售。透過這樣的做法，讓小農發揮團結力量大的效果，能夠和買方集體議價，不用再像過去那樣只能由每個小農獨自面對盤商。對於買方來說，也可以省去四處奔波、找尋農產品貨源的人力物力，提升了農產交易的效率與透明度。

伴隨著共同運銷制度的還有農產品的分級包裝制度。從田間採收來的農產品，難免會有大小、規格、成熟度參差不齊的現象，對買方來說，買進一批農產品之後，還要再花費時間去蕪存菁，十分耗時耗力。這項工作如果在產地端集貨時處理好，不僅買方便利，也可以讓農產品依照不同的等級標示不同的定價，進而提升農民收入。除了分級之外，農產品的包裝也必須改善。早年，農產品的裝載並沒有固定的容器，不僅在運輸過程中容易產生損傷、影響品質，每個容器的單位重量也不一，經過農政單位輔導之後，才漸漸發展出規格化的專用紙箱。根據北農統計，1973年共同運銷制度開辦之初，全台僅有六個共同運銷單位，蔬果交易量僅占全國的2%；到了2017年，已成長到超過一千多個單位，蔬果交易量占全國49.4%。儘管如此，共同運銷制度與傳統行口、盤商，這兩種運銷模式，仍然共存在台灣的農產運銷結構中。

北農的成立還帶來一項重要的變革，就是蔬果拍賣制度。拍賣制度的好處在於公開、公平、公正，讓每天從全台各地運往台北的上萬件蔬果，能迅速完成交易，同時讓農民在交易完成後可以立刻清算並收到貨款。由於北農交易量為全台最大，每日的拍賣價格成為全台各地蔬果交易的指標。

表面上看起來，北農是一個農產交易的重要平台。那為什麼北農的經營權竟然會成為各方政治勢力進行角力的場域？從北農的股權結構，或可看出一些端倪。北農的股權結構是這樣分配：公股占45.52%，包括行政院農委會22.76%、台北市政府22.76%；民股占54.48%，包括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9.48%、農產品販運商及其他20.19%、各級農會24.81%。股權結構決定了北農23席董事的分配，也決定了北農董事長與總經理的人選。也就是說，北農的人事受到農委會、北市府與農會系統三方的影響。

農產運銷系統的發展，固然造福了農民，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共同運銷制度也決定了各式農產品的規格與標準，北農拍賣制度與農會的金融體系，則掌握了農民的收入來源，從集貨到銷售，從田間到市場，這套運銷系統透過各級農會，把各地農村和每個農戶交織成一張綿密的聯絡網。作為這張網的重要核心，北農的人事自然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 本文摘自 《台灣地方政治讀本》，原篇名為〈第2章 組織票與它們的產地：農村中的錢與權〉，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