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國府在大陸的失敗經驗，卻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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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翰駿
「白色恐怖時期下蔣政府的政治作為是奠定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這句論述若放在現今臺灣社會主流輿論之下，肯定會受到嚴厲的抨擊。然而瞿宛文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中，以嚴謹的研究方法討論國府在臺時期的政策、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貢獻與民間資本參與等形成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起源那段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並以結構經濟學派理論作為她論述的根基，完整敘述了國府自大陸撤退來臺後所面臨的經濟困境、轉型時的艱辛與日後的成果。欲瞭解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起源，本書定能提供讀者一個健全的解答。
何謂結構經濟學派？
在討論本書的內容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瞿宛文的核心思想——結構經濟學。何謂結構經濟學？其核心的理論在於：「後進國家越落後於先進國家，就越缺乏推動經濟發展的制度與條件，因而所需要的國家干預的程度也越高；國家必須引導資本進入新興目標產業，並以補貼來扶植產業；同時國家需要投入更多心力來建立健全的市場機制。」它不同於自由經濟學全然以市場機制作為研究經濟發展的觀點；亦不同於左派計畫經濟全然由政府領導經濟發展的理論。結構經濟學派認為，經濟不健全的國家需要由政府出面主導，以規章制定、產業規劃、統制經濟等方式主導經濟發展，再循序漸進地引導民間資本進入總體經濟的運作模式，以追趕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
理解何謂結構經濟學派後，讀者便可進一步進入本書，透過這段國府從大陸地區撤退來臺，在風雨飄緲之際試圖生存，再到穩定在臺統治之後進一步發展經濟的歷史瞭解瞿氏為何會認為國府的施政是奠定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
土地改革讓臺灣走向工商業社會
臺灣的土地改革是個很有趣的課題。二戰之後，東亞國家普遍進行土地改革，除了臺灣之外，尚有中共式的暴力土改、日本式的剝削土改。在這波改革浪潮之中，臺灣無疑是土地改革最成功的案例。而這波土改也進一步促成臺灣在日後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的關鍵。
就歷史脈絡而言，國府在臺灣的三七五減租可以追溯至大陸時期的二五改革。然而在大陸時期，土改因當時國府現代化不足、政權的不穩定性與地主的強力反彈之下，南京政府的改革可謂是毫無成果；中央政府遷臺之後，利用臺灣在日本時代奠定的土地制度進一步進行改革，乃至得以擴大為後期的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政策。在這次的土地改革中，國府成功讓臺灣傳統仕紳將資本自土地抽離，轉而成為工商業資本，為日後工業重新復甦、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土改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一項很有趣的現象。土地改革必然會波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國府初來乍到，必須要適度地拉攏本省仕紳，方可推行政策。在雙方的協商之下，國府願意退讓地主對於土地的使用限制，讓位於城市近郊的鄉村地區可以發展為非農業使用的土地。此舉一來，許多地主將農用土地轉變為商業區、住宅區與工廠區等非農用土地，進一步推升了土地的價格。現今臺灣土地價格昂貴、高房價的問題，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所遺留下來的弊端。
回到國府的土改政策，就現今的角度而言，政府對於人民財產權的強制變更無疑是侵害人民權力的作為。然而就當時的時空背景而言，若不進行改革，則臺灣極容易淪為中共解放的下一塊地區；在當時仍以農業為主的臺灣經濟結構而言，不改革則無法推動總體產業結構的轉型。因此，國府的土改政策可謂是不得不行。
大陸時期的失敗經驗讓國府痛定思痛？
延續上述對於土地改革的討論，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為何國府執意要進行土地改革？為何要進行經濟結構的升級？瞿宛文在書中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經驗使得來臺後不得不大刀闊斧的改革。自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中國極力地想要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然而礙於地員廣闊、中央無法號令地方、基礎建設不足、抗日戰爭爆發等諸多事由，中國現代化可謂是毫無建樹；抗戰勝利後，又面臨中共的威脅，使現代化建設無以為繼。內戰末期國府在經濟與貨幣政策上的全然失敗成為國民黨丟失大陸政權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此情形之下，潰敗來臺的國民黨政府必須要在這最後的反共基地上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方可以為反攻大陸的夢想打下紮實的根基。
究竟在那強人治國的年代下，蔣介石對政府的改革做了哪些努力？瞿氏在第四章〈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萌芽〉一篇中有詳細的論述，故在此不再著墨。筆者認為，蔣介石願意讓一群技術官僚主導臺灣經濟的發展是至觀重要的因素，若無這些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致力於反共復國與創造現代化中國的知識份子為臺灣的貢獻，單憑政府內部對制度、章程的改革，是無法達到經濟轉型的境界。因此我們在重新思考蔣政府的歷史定位時，不該單以它以白色恐怖打壓臺灣民眾為唯一的理由，更應該全盤考量他對臺灣的其他影響。
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官們打造了臺灣的未來
承襲上述提到致力推動經濟進步的知識份子，瞿宛文在她的論著中以「儒官」而非「經濟官僚」、「技術官僚」等詞彙稱呼這群臺灣現代經濟的開創者們，至於為何如此定義則可參閱第五章〈台灣戰後經建體制的成形與發展，1953─1970〉。筆者想強調，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他們的核心思想在於「打造現代化中國」、「反攻大陸」，而並非現今臺人所認為的「純為臺灣而努力」。對這群儒官們而言，他們心繫地是秋海棠的「中華民國」，而非作為「東南一省」的臺灣。釐清他們的核心理念方可進一步瞭解他們的作為。
筆者在此強調經濟儒官們係以中國而非以臺灣為本位進行現代化建設並非是出自於本身的政治立場，而是源於對於歷史脈絡的尊重。尹仲容、嚴家淦、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確實是為臺灣打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與發展環境，然而現今主流輿論的論述過於地去脈絡化，一味地將他們的努力視作為是「全為臺灣」而忽視了歷史脈絡，筆者認為這是十分危險之事。現今的臺灣固然得進行轉型正義，然而在轉型之時，我們不應該忽視先前的時空背景，而應以當代人的角度思考當代所發生之事，這不僅是思考歷史所必須具備的素養，亦是讓我們在面對未來時可以作為參照的基礎。
餘論：現今臺灣該何去何從？
瞿宛文以《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闡述了臺灣在戰後初期如何脫離困境、走出屬於臺灣的道路。書中固然有作者本身的政治觀點在內，然而筆者認為，瞿氏撰寫本書的初衷並非是要為國府進行辯護，而是希望可以透過還原歷史的真實情形，讓現代的臺灣人可以思考有關於臺灣現今的困境與未來的出路。
20世紀的威權體制下，臺灣由於特定的經濟環境與歷史因素，創造了獨一無二的臺灣經驗。在這經驗之下，以「中華民國」與「中國現代化」為核心理念而逐漸鋪出了現今臺灣經濟的道路。而在自由化運動後，臺灣不再以「大中國」為國本思想，轉而更關心屬於「臺灣人的臺灣」。而在此意識形態之下，我們該如何繼續推動臺灣的發展，透過本書所傳達的概念，更可以激發讀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