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至少我們能把問題問對。

發表於 2023-10-042023-10-05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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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伯特．魯賓；譯／廖桓偉

我對於「減少貧富差距的重要性」的看法，就跟對於氣候變遷一樣，近年來已經改變。幾年前，經濟學家希瑟．鮑希¹（Heather Boushey）來到我的辦公室，並跟我聊到這個主題。當時我認為，雖然普遍共享的經濟福祉，是制定明智經濟政策時的核心目標，但「減少貧富差距」本身卻並非目的之一。

但希瑟向我拋出另一套，我從來沒聽過的構想。她主張，隨著貧富差距擴大，有錢人就不會再關心社會諸多層面，以及影響全國的政策成果（如公共教育、全民醫療保健、對抗貧窮等）。因為有錢人擁有大到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他們的不聞不問，可能會導致國家不再全力追求該追求的政策成果，進而使更多人覺得體系沒有在為他們效力，他們對市場經濟的支持度就會降低。

此外，貧富差距變大也可能增加社會摩擦。希瑟令我相信，即使民眾無論所得高低，生活水準都在穩定改善中，貧富差距還是會威脅到政府成效、經濟實力，以及社會凝聚力。

就我看來，我跟希瑟的對話剛好可以說明一件事：「將成本效益分析應用在結構性議題」既不是進步派方法，也不是保守派方法，更不是溫和派的方法，而是一種「常識」。盡一己之力，徹底了解自己提出的措施會造成什麼影響，再將這份知識反映在決策上，就是制定明智政策時必須做到的事。而我認為，如果不採用嚴謹的成本效益方法，而採用其他常見的方法（基於意識形態，或沒有事實和分析佐證的意見決策），將會是百害而無一利。

不過，即使整個聯邦政府都採用並支持成本效益框架，還是會有難以應付的結構性議題，無論在政治上或實質上。

貿易就是一個好例子。許多貿易政策長久以來的理論基礎，都牽涉到比較優勢。簡單來說，每個國家的經濟體，都應該生產「成本低於其他經濟體」的商品和服務。如此一來，不同的經濟體就能藉由貿易，共享彼此優勢帶來的利益。這樣會導致更便宜的進口價格、增加國內生產者的競爭、降低物價、提升消費者的有效購買力，進而降低生產者的投入成本、替美國企業創造出口機會、給消費者更多選擇，並藉由開放交流商品與構想來激發創新。

但在現實生活中，貿易政策難以被有效管理。一部分是因為貿易的結果通常是「一大群人獲得很小的利益，但有一小群人負擔極大且清晰可見的成本」。打個比方：進口外國貨的話，將讓一種數千萬美國人都在使用的家電產品降價二十美元，但這樣也會讓一小群生產家電的勞工失業。

傳統的經濟學家會指出，這種取捨的結果是淨收益。行為經濟學家（他們主張人類重視「避免損失」更勝於「獲取利益」）會說，這種情境沒那麼單純。至於政治人物（民眾不會將便宜的家電歸功於他們，卻會因失業歸咎於彼），或許會主張貿易的成本大於利益。

對我來說，解決之道既不是「放棄貿易」也不是「無視貿易的成本」，而是設法用各式各樣的計畫，盡可能將成本降到最低。持平看待過去數十年來的貿易政策，我們會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的努力非常不足。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幫助那些因為貿易和科技流離失所的人，讓他們重回工作崗位、享有合理的生活水準，這樣就能提高我們的人口生產力、改善經濟成長，並促進普遍的經濟福祉──同時大幅改善貿易的政治面。

我們也應該要採取措施，確保貿易利益不會被人刻意膨脹。如果置之不理，其他國家就會採取不公平的競爭，藉由藐視國際貿易準則來降低它們的生產成本──例如政府慷慨補助特定商品的製造商。短期內，美國消費者可以買到更便宜的進口品。但長期下來，這樣將會扭曲全球經濟條件，導致有心人士掏空我們在該商品上的生產力。接著，當我們不再有競爭力的時候，起初降低成本的國家就會哄抬價格，進一步傷害美國消費者。

其他國家也可能藉由遵守較低的勞動和環境標準，來降低商品的成本（相對於我們而言）。我非常支持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然而，是否要將勞工權利和環境條款直接納入貿易協定，早就是個爭論已久的主題。

理論上，沒有國家會因為較低的環境標準或較差的勞動法（例如不公平的削弱勞工集體議價的能力）而獲得貿易優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太可能利用貿易協定，將其他國家的標準提高到跟我們一樣。就算美國拒絕貿易談判，也無法阻止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它們只會跟其他夥伴們安排好關稅優惠，然後將我們排除在外。

政策制定者必須處理的複雜結構性議題非常多，監管政策和貿易只是其中兩個例子。包容性成長除了要處理本書中討論的許多議題（例如改革刑事司法體系、降低氣候變遷的風險），它還必須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K-12教育政策²和籌資；訓練計畫，讓我們的勞動者能在二十一世紀做好準備；克服貧窮；改革移民制度，引進對我們經濟貢獻良多的勞工，同時創造取得公民權的管道等。

當然，就算政策制定者全心全意支持包容性成長（透過擴張的公共投資、明智的財政政策、針對結構性議題的行動），經濟政策的制定仍是頗具爭議的主題。哪些事情市場本身就可以做好，哪些事情它們做得不夠？公共投資應優先投資哪些領域？我們應該投資多少？應該付出什麼代價？結構性改革能怎麼解決市場力量造成（或留著沒解決）的重大挑戰？減少貧富差距的最佳方法是哪些？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就算大家都以理性、誠實、嚴謹的態度，以及最好的政策制定流程來處理這些主題，不同的人還是會造成不同的結果，但至少我們能把問題問對。而且我相信，假如拋開過於簡化的標籤和意識形態分類，並專注於希望達成的目標，我們將會找到更多有共識的領域，與互相讓步妥協的機會，這些都將比目前的政策辯論更有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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