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姓李，名連杰，法號覺遠，道號天緣。

文／李連杰

我是誰？

我姓李，名連杰，法號覺遠，道號天緣。

身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我的中文名字「李連杰」為人所知，這個名字來自父母的恩賜。有趣的是，我的英文名字Jet Li，為何選「Jet」這個字？並非出於自己的安排，到底是誰取的名字？至今我也不清楚。一九八二年，我演出的第一部電影《少林寺》成名，電影在菲律賓上映前，需要一個英文名字，若將我的中文名字英譯，可能會翻譯成「Lianjie Li」，當時的宣傳團隊覺得「Lianjie」太長，決定取用與「杰」字諧音的「Jet」，就此沿用至今。

我在電影《少林寺》中，飾演一位名為「覺遠」的少年武僧，於是「覺遠」也成了我的代表名字。一九八○年代，因為學習道教的關係，有位老師另給了我一個道號「天緣」。一九八七年，某次機會和金庸先生還有我的一位阿姨共餐，阿姨認為成功立業必須有名有字，她說：「因為你從小父親辭世，缺剛陽之氣，所以要有『陽』字，至於另一個字就讓金庸起吧。」兩週後，金庸先生決定給我「中」字，於是「陽中」就成了我的字。

一九九八年，我在臺灣宣傳好萊塢電影《致命武器4》（Lethal Weapon 4）時，皈依了藏傳佛教，正式成為佛弟子，師父羅貢桑仁波切給我的藏文法名念作「沃珠多傑」（Ngodrub Dorje），中譯為「成就金剛」。二○○三年，我首次前往印度朝聖，當大寶法王（Karmapa，噶瑪巴）為我皈依授戒時，以「慈悲之子」賜名，藏音念作「噶瑪寧杰布」（Karma Nyingjei Bu）。二○一六年初，我有幸從年邁的揚唐仁波切座前接受灌頂，他給我的藏文名字念作「勾阿恰車」（Go-nga Jadral），中文直譯是「五門離世」，白話的意思是「眼耳鼻舌身等五識，都脫離世俗」。最後，二○二二年，當我陪著女兒在歐美學習佛法時，我跟她成了同學，陪她一起在明就仁波切座下皈依，我得到一個藏音念作「噶瑪貝瑪洛卓」（Karma Pema Lodro）的法名，意義是「蓮花智慧」。

從李連杰、Jet Li、覺遠、天緣、李陽中，直到第四個藏文法名噶瑪貝瑪洛卓，我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人對我有不同的稱呼，然而，哪一個是我？我又是誰？這些名字各有其意義，哪個是代表我的符號？或是我需要去符合的標籤呢？

如果我只有此生，在滿足生理的需求之後，豐足的「名、利、權、情」應該可以提供心理的快樂與滿足吧？我也應該可以藉此免受生、老、病、死、貪執、嗔恨、嫉妒、矇騙等精神上的痛苦吧？但事實不然。

如果我不只有此生，而是有前生與來世，那麼我的自我實現與超越，要以何為基準呢？我是誰？我要如何超越自己？又如何超越生與死呢？凡此種種，皆是我不斷思考的課題。

帶著這些問題，我要尋找答案。

對武術的反思

「功夫」二字，可能是大多數人對我的第一印象，這個印象可能來自我在電影作品中的表現，或者與電影相關的廣告或報導。

我從八歲開始習武，進入武術學校，青少年時期是專業運動員。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我連續得到五年的全中國武術大賽冠軍，因此得以在中外的舞臺上展演，進而有機緣獲選為電影明星，自此開展了一連串人生歷程。

從武術運動員轉而從影的時候，曾有人批評我「不務正業」，於是引發了我的反思：難道只有當運動員才是武術的正途嗎？

武術的起源，來自人類原始的生存需求。在史前時代，人類為了抵禦野獸攻擊，或是為了獵取肉食、皮毛等資源而與動物搏鬥。若目標是大型動物，人類則開始聚集圍攻，自此衍生出技術與武器等。到了人類建立部落社會，或侵略、或抵禦，目標可能不只有動物，還有其他部落的人，軍事於焉產生，這是冷兵器時代的開始。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用武的技術，就不只有生存的需求，也開始以此追尋快樂，例如將武術作為慶祝的行為，具有娛樂乃至儀式的性質。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武術就更趨多樣，直到近代熱兵器發明之後，有火槍與火砲，這些技術造成更大規模的殺傷毀滅；在戰爭中，熱兵器取代了冷兵器的主要位置，而武術逐漸演變成了體育行為。像是體育競賽中的格鬥、標槍、射箭、擊劍等，這就脫離了殺傷性的武術，而衍生出幾個類別：運動的武術、表演的武術、強身的武術，與格鬥的武術。

若論武術巧妙的精神層次，我認為第一個階段是「人劍合一」，即是人與武器合一，這在技術層次來說，已然登峰造極。第二個階段是「手中無劍，心中有劍」，這是指不需要以武力行動來制止格鬥，就如外交辭令與手段。第三個階段是「手中無劍，心中無劍」，這就是宇宙的博愛；如果你愛所有的人，那就不存在攻防。

年少的我喜愛思考，也經常思考，在反思武術的演變過程中，人類的精神世界究竟有什麼樣的改變呢？史前人類為了生存，以武術抵禦或獵殺動物，時至今日，人類依然為了生存，以武術專業謀生，運動員如此，電影演員也是如此，縱然形式改變了，但生存的目的沒有變。

以內心來說，幾千年下來，人類精神世界的改變不大，基本欲求幾乎相同，都是為了健康快樂的生存。歷史如鏡，可以鑒往知來，武術的發展歷程如是，人類其他面向的歷史亦復如是。

人類在精神世界中，不論古往今來，對於名聲、利益、權力、情愛的欲望沒有改變，對於生活、衰老、病痛、死亡的恐懼也沒有稍減，這些思考在我尚未接觸佛法之時已然成形，也是我進一步進行抽象哲學思考的基礎。

像太極一樣思考

在習武的過程中，為了在技術上與精神上自我充實，我也學了道家的太極，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學說，也是我生命中第一個相遇的哲學體系。

太極兩儀圖很常見，幾乎是中國文化或是道家的代表符號。這個圖以圓構成外圍，中間由一條曲線將圓分成左右兩半，一半黑、一半白，黑者為陰，白者為陽，在黑的那一半中，有一個白點，在白的那一半中，有一個黑點，表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太極兩儀圖有非常深邃的意涵，它告訴我們，在任何一半裡，都有陰陽兩個元素，沒有絕對的黑，也不存在絕對的白，而且太極是轉動的，不是靜止的，它隨時都在變化。在中國古代的文獻《繫辭傳》裡頭記載：「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就是宇宙運行的法則。

根據太極提供的哲學觀點，萬事萬物沒有百分百，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我們想要抓住的「永恆」，在我們已知的世界裡並不存在，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瞭解「相對的真相」非常重要，否則我們會被固有的、單一的、獨立的、永恆的思惟限制住。

自從我在美國好萊塢發展電影事業之後，許多採訪者喜歡以最高級的問句向我提問，諸如：「李先生，您『最』喜歡什麼食物？」對我來說，這種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當我以太極的相對概念來思考，就不存在「最」如何的事物。基於本心，我可能會這樣回覆：「在我十歲的時候，我喜歡玩具車，也喜歡吃冰淇淋，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時候，就改變了。」我的心中沒有「最」愛什麼，因為我知道這會變化，如同太極的思惟一樣。

太極的相對思惟模式，陪我度過許多時日，我瞭解到，在這世間眼見的一切都是相對且循環的，所有的判斷與評價也是相對存在，這讓我在為人處事上，都有穩定的判準。

雖然太極的相對思惟幫助我在世間穩定行走，也排解了我心中的許多窒礙，但當我到一九九○年代、電影事業具有盛名時，即便已達到一定的名利權情，我仍有困頓的感覺。雖然我的成就已到了幼時難以想像的地步，但也發現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一九八○年，我拍攝第一部成名電影《少林寺》時，片酬是一天一塊錢人民幣，對比在一九九○年代港片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即便如此，我當時的待遇上比好萊塢知名影星，仍屬末流。若跨行業思考，我以摔斷胳臂摔斷腿的代價在電影事業中謀生，比起全球性投資的富豪所得，那更是九牛一毛。但若論人生的痛苦，諸如失敗的挫折、弱勢的徬徨、虧損的焦慮、背叛的忿怒，我與富豪們相比，只有數字規模的不同，而沒有程度上的差別，那麼世間的攀比，何時是盡頭呢？

太極相對的思考，能維持我在同一個程度內的平穩，但是我無法超越到無極，於是我只好暫時放下這些，專注於電影事業，日後才在佛教中找到解方。

最初的佛緣

一九八二年上映的《少林寺》是我的第一部電影作品。擔綱主角──少林武僧「覺遠」。這部電影推出之後，在亞洲造成轟動，中國累積超過一億元票房（當年的電影票價是一張票一毛錢），日本票房超過四十億，韓國票房則超過五十億。

那個年代的電影工業技術不如現在發達，布景很受限制，也沒有電腦特效，假如冬天的外景沒有拍完，則需來年再拍。一九八○年，《少林寺》劇組需要拍攝大殿的景，但是少林寺的大殿建築尚未修繕，我們便移到浙江天台山的國清寺拍攝。國清寺是千年古蹟，也是天台宗的祖寺，建築維護得很好。

當年國清寺的方丈和尚很嚴格，即便我們是作客拍電影，他也要求我們全員學三天的佛門儀表與規矩，諸如怎麼排班列隊進佛堂、怎麼拿香、怎麼上供、怎麼磕頭等，這也幫助了我更能進入「覺遠」這個少年和尚的角色。

我們一幫飾演少林武僧的演員有三十多人，唯獨我被國清寺的方丈詢問：「孩子啊，你與佛有緣，要不要就此出家呢？」這個詢問可嚇了導演一大跳，電影才拍了一半呢，怎麼可以出家？我則是對方丈一笑，從沒想過出家這回事。

電影劇情中，有一段是描述一群少年武僧誤食了肉而懺悔不已，劇中的方丈對他們開示：「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沒想到電影上映之後，這兩句台詞竟然蔚為流行，甚至到今天都還有人提起。多年後，我跟該片的編劇聊，才知道這兩句臺詞的靈感是來自濟公的傳說，原文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為了效果，電影台詞只引用了前兩句，殊不知變成了許多人吃肉喝酒的藉口，真是令人莞爾。

一九八一年，電影拍攝告一段落，我被召回準備武術比賽。當時的我一旦做回運動員，電影生涯可能從此中斷，但礙於組織規範，我也不可能不受召比賽，唯一的辦法就是因傷退賽。所以，我開始日夜執著，希望自己受傷。後來在練習時，真的發生了很嚴重的傷害，醫生幫我申請三級殘廢的證明，並宣告我日後無法繼續運動生涯。不用回去當運動員，是我所企盼的，但同時，醫生也宣告，我不能再勉強拍攝武打電影了。

一九八二年，《少林寺》推出之後非常賣座，忽然之間，我成為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很多人要找我簽名，也有很多採訪邀約，看似輝煌的電影生涯才要開始，但我似乎因傷已與電影絕緣。

人生的繁華與消沉同時而來，我紛亂的心難以安定。朋友約好帶我去僻靜處郊遊，我們前往北京的古剎潭柘寺，這是北京數一數二的老佛寺，俗諺說：「先有潭柘後有京」，我就住在潭柘寺裡，距離北京鬧區一個多小時車程，寺裡清淨幽雅，沒有任何打擾。每天看著寺裡的僧人做早課，一邊思考生命。年輕的我，在佛寺裡獲得一處安全且舒適的角落休息，感到非常平靜。

我當時無意成為虔誠的佛弟子，但對於佛法環境帶來心靈的庇蔭由衷感恩。由於體會過這分寧靜，所以很希望像這樣的精神空間得以永續，當有朋友在一九八四年詢問我，是否願意參贊北京的藏傳古寺雍和宮重修時，作為在北京成長的子弟，我很歡喜地贊助，期待這樣的平安幸福能擴及更多的人。

※ 本文摘自 《超越生死：李連杰尋找李連杰》，原篇名為〈一九九七年以前〉，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