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魏晉南北朝，卻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時代

文／姚大中

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尤其南方六朝，政治史上儘管被指為低潮時代，文化史上，卻大放異彩，以耀目光輝表現為時代特色。漢朝占學術最高地位的儒學權威於此期間失墜，思想上引發了巨大的解放運動。宗教方面，佛教意識在知識份子與平民階層間共同生根而展開信仰，道教也於同時期確立其宗教體系。文學與藝術，擺脫儒家理論東縛，朝向全新的、獨立的方向發展。六朝文化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新的風俗與流行，新的文學與藝術意境，已在中國文化史上鑄定其獨有的位置。

抑且，此一政治上分裂的時代，從三國到南北朝，中國的統一性被破壞固為不幸，但就中國文化發展的觀點而言，卻是個不斷向外膨脹的偉大時代。分裂形成各別的文化中心，各各分頭擔當了中國文化傳播與外延的歷史責任。東亞文明之母的中國，便於此一時代，文化弘布周圍外國呈現前所未見的速度與效率，特別是三國魏國勢力的向朝鮮、日本輸出，以及南朝諸朝代之於朝鮮半島南部國家與日本列島大和朝廷育成所需文化力量的支應。中國為中核的東方文明圈內一系列國家，須是三～六世紀塑立定型。

惟其如此，此一中國分裂期間，非只不能與中古歐洲「黑暗時代」相提並論，部份史學家以後東晉以江南朝代文化史地位比擬之為拜占庭東羅馬帝國，也不相同。拜占庭文化固然保存並創新希臘文化，但承先而未啟後，對西方文化不存在如六朝文化的漢朝─六朝─唐朝間連鎖環節意義。站於此一立場，六朝文化毋寧在世界文化史上具其獨特地位。

二三世紀之交漢朝末年分裂時代來臨，陪伴內在矛盾的激化，漢朝文化指導精神儒家思想被蔑視，乃是中國文化史劃期性大事。古代儒學理論支柱的人倫道德，追求人與人相互間身份秩序，知識份子受儒家精神的名份意識與道德觀念強烈支配，個人操守的「名節」特被重視。然而，過份重視道德與提倡名節的結局，容易擠入偏激、作偽、矯情，以及無視於才能的窄門。不幸，如上現象都在二世紀後半鑄定。知識份子反宦官鬥爭社會運動轟轟烈烈興起，只是盲目衝動而無建設性主張，其製造政治混亂與加大政治危機，較宦官之禍並無實質區別。也以黨錮之禍名教運動的彈壓，而漢朝儒家精神弱點與所導引嚴重副作用，暴露無遺。

未五十年，指導力權威已急速後退的儒家傳統，再一次遭受無情打擊，便是以「建安」為年號的曹操成為漢朝權力者時代。曹操出身於儒家標準資歷的「孝廉」，也無意否定儒家思想存在價值，當他權力高漲到最高峰而受爵魏王時，拒絕群臣勸進之語：「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予，予為周文王矣」（《三國志．魏志．太祖紀》建安二十四年引《魏氏春秋》），毋寧還是正統儒家思想。但他痛苦接受的亂世經驗，卻又不得不在政治上斷然主張效率主義與人才主義，而高唱道德無用論。進入第三世紀之初，自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紀元二一〇至二一七年），於是乃有連續三次的如下求賢令：

「若必待廉士而後用，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此意，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棄矣。」

「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高才異質，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著名的魏武三令，呼籲選舉基準自道德扭轉到全然異方向的有才無行，儘管原意並非推翻儒家傳統，實際已無異正面宣告儒家思想破產。也惟其如此，儘管曹操建安八年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以及曹操之子曹丕接替漢朝政權後的魏國黃初五年（紀元二二四年），詔命國都洛陽恢復設置太學，依漢朝制度「制五經課試之法」，都已黯然無光。

儒家學說的發揮，後漢時代也已畸形化，漸漸演變成專業化對五經文辭詳密註解與繹縯的文字解釋學，所謂「訓詁學」。訓詁學一字一句分析的繁瑣與拘束，非只限制思想自由，也消耗太多無謂精力。後漢思想家王充的革命性著作《論衡》，對於儒家理論傾斜化，以及教條主義下煩言碎語的治學方法，都已給予嚴厲抨擊與有力批判。影響力的擴散，到國家分裂局面形成，變質了的儒家思想已通不過現實考驗而萎退的時代，社會風氣終於大幅轉向。

本文摘自《中國史卷三：南方的奮起》，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