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曾在「五四」時期面臨生死存亡關卡！

文／金春峰

「五四」時期對儒家傳統的批判及東西文化比較的全面展開，引起了對儒學及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與再認識，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是對它的反思與再認識的代表作。

面對東西文化的衝突、西方文化的挑戰及傳統儒學所面臨的困境，儒學必須重新予以檢討與詮釋，對它的價值精髓及文化生命之所在有新的體認。所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儒學所提出的一個戰略性的高瞻遠矚，就是：儒學能否「翻身」而成為一種世界文化與哲學？如果不能，那它就根本不能存在，如果儒學仍須存在且可能存在，它就必須走向世界，成為世界性的文化，在世界的新文化中，占有自己獨特的地位與價值。

在儒學似已被宣布死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梁漱溟先生提出這一問題的高度及其對這一問題的正面的肯定的回答，確是表現了一種空前的勇氣與自信。這種勇氣與自信，實不是梁先生個人的，而是屬於儒學傳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

「冬至一陽生」、「貞下起元」。梁先生的提問與回答，意味著儒學對自己的兩種認識：一是儒學有它不可毀滅的價值，它仍具有作為一種文化的內在生機與活力，可以經過重建，獲得新生。一是它還須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接受考驗，決定自己最終能否存在與發展的前途與命運，因而它只能作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重建，以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戰。

所以梁先生的提問及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儒家學者走向世界，以世界性的眼光考察與反思儒家文化及哲學的標誌，從而亦是新儒學學派開始建立的一個標誌。所以新儒學的起點不是熊十力而是梁漱溟先生。人們公認梁先生是新儒學的開路人，是新儒學的第一代宗師，是十分合適的。

今天，世界性的東西文化比較正在走向高潮，在這樣的時機，我們回頭來重新研究與評價梁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十分有意義的。

本文摘自《哲學：理性與信仰》，原篇名為〈梁漱溟思想與新儒學〉，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