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極一時的唐朝如何一步步走向衰敗？

文／姚大中

大唐歷史劇中最是富麗堂皇的場面在前半場之末，唐朝文化極盛期玄宗時代推出。玄宗乃太宗曾孫，高宗與則天皇后之孫，紀元六八五年誕生為睿宗第三子，母竇氏。睿宗以弟繼兄中宗即位第三年，禪位這位二十八歲的青年天子玄宗，翌年或紀元七一三年，先天年號改元開元，開元三十年（紀元七四二年）改元天寶，天寶十五年（天寶三年改「年」為「載」）禪位肅宗，在位四十五年。

玄宗登位初期，個人既精勤奮發，宰相中又名臣輩出，最早的政治中心人物姚崇，受徵召拜相之初上奏十事：

1. 政先仁恕
2. 不倖邊功
3. 法行自近
4. 宦豎不預政
5. 租賦外一絕之
6. 戚屬不任臺省
7. 接大臣以禮
8. 羣臣皆得披逆鱗、犯忌諱
9. 絕道佛營造
10. 鑒戒漢之祿、莽、閻、梁

（見「全唐文」卷二〇六「姚崇十事要說」）

性質便是開元大半期的施政綱領。姚崇推薦的繼位宰相宋璟，又是位穩重而正直的政治家。前後兩位賢相，向被史學界比擬為貞觀時代的房玄齡與杜如晦，開元之治與貞觀之治並加禮讚，玄宗在位期太平盛世景象也媲美太宗時代的大唐金色世界。

然而，開元之治究非全是貞觀之治的回復。從正面而言，生產與負擔納稅的戶口充實，太宗時代戶三百萬左右，玄宗末（天寶十四年，紀元七五五年）增加至三倍之數的戶八百九十一萬、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通典」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項大唐條所謂「此國家之極盛也」）。

盛唐的繁榮，鮮明徵象係經濟力充沛，工商業資本活潑，世界性貿易發達，「天下河洛，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津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津，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唐書」崔融傳武后時上奏之言）的物資流通景象，堪為寫照。都市高度消費生活所反映衣、食、住、行、育、樂高水準，經濟景氣，社會富庶康泰，歌舞昇平概觀逾於貞觀治世。

卻是，反面而言，玄宗時代又是唐朝政治．社會制度變貌的發端，前此唐朝制度與前朝隋朝一體化，八世紀玄宗時代以來，卻已漸漸脫離原規則而出現新的走向。從這層意義說，玄宗以後毋寧才是唐朝獨自的制度，唐朝制度影響後代與連結後代的，也以玄宗時代以後為基點。

唐朝權力集中化的統一國家完成，根柢在踏襲隋朝的均田制，由國家以一定均等規模的土地分配人民，固定人民於規制化的土地上而加支配，對土地─人民同時加以掌握，通過強制性組織的單位聚居團體，徵集稅、役。所以，均田制是土地所有制，也是支配人民的手段，環繞於此中心的軍事．兵役制度（府兵制）、租稅體系（租庸調制）、村落組織（鄉里制），一系列機能組合成一整個的有機體，唐朝中央集權統一國家強大能率，便由此有機體的靈活圓滑運轉而發揮。卻也得以明瞭，任何構成環節，不允許出現任何破綻，特別以阻止分配到土地上的農民移動與沒落為基本，否則運行定必發生故障。

破綻終於玄宗之世已分明存在，「唐書」楊炎傳的說明頗為具體：「初，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板籍，法度抗蔽。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土地、戶口的登記，田土還受，稅、役徵發等，都因生活安逸的怠惰而紊亂。特別又是「丁口轉死、田畝轉易」之句含義所包括，土地兼併現象已在加大，均田農民層分解，均田組織的矛盾漸漸明顯。而且，矛盾還非玄宗太平盛世極峯期才暴露，陪伴長期承平期展開，玄宗以前的紀元七〇〇年前後，破壞因子已陸續出現與正在匯合，愈隨安逸生活的環境、條件腐蝕，而至玄宗時代明朗化。

動搖均田組織根本的這些反動力量：

• 均田制以田土均等分配為穩定社會基礎的磐石，但土地面積於長久太平盛世的人口滋長速率下，必然拉大距離而呈現分配不足額狀態，如「京畿地狹，民戶殷繁，計丁給田，尚猶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難周濟」（「唐會要」卷九二內外官職項，開元二十九年勅）等文字，文獻中纍纍而見，已是制度的創傷。戶籍中課戶、不課戶之分，官人、貴戚豁免課役，當庶民給田不足額現象增大，又鮮明其不公平、不合理印象，而創傷愈形深刻化。
• 均田制的健全成長，製造了唐朝以繁盛交換．流通為特色的富庶社會。相對，龐大發展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倒反也形成盤剝農村的均田制強力摧毀力之一。包括政府高利貸「公廨本錢」自身的鼓勵，以及「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戶等）下等」（「唐會要」卷八五定戶等第項，開元十八年勅）所提示的弊情。
• 法令許可出家免課役，所以則天武后時狄仁傑之言尚是「逃丁避罪，並集沙門」（「唐書」本傳），以出家為逋逃藪。中宗時代李嶠之言，直截已係「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新唐書」本傳），通過濫偽僧之道逃避租役，而且便以大戶、富民為多。
• 「資治通鑑」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條：「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則濫偽僧流行，又與權貴勢力相結合。也因而再引起併發症，如同係中宗時的魏元忠之言：「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行本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新唐書」本傳）。
• 課戶富者有能力、有辦法逃避租役，租役的擔當者比重向貧者偏倚，而「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眾」（「新唐書」食貨志五）現象自則天武后時代初現後，八世紀初中宗之世迭遭天災饑旱，又由「唐書」、「新唐書」諸當時人傳記均可反映，流民、逃戶非祇繼續發生，抑且增加。
• 逃戶發生，籍帳陪伴混亂，前引李嶠奏言下文「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戶」事態的背後，偽瞞應受田者戶籍而改易不當給田者受領等情事，已容易製造，而對背離本鄉的流民沒落，再添其刺激作用。

本文摘自《中國史卷四：中國世界的全盛》，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