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海住著一位寂寞的太太，而不是尊貴的第一夫人。

文／黃秀錦

一九五○年代後期，蔣經國和蔣方良夫婦不時出席美國台北站俱樂部舉行的員工派對，夫婦倆必須按照指定的主題著裝（例如牛仔裝）參加活動。方良也到當地學校做義務工作，她的朋友圈不大，但有華人也有洋人（包括白俄人）。由於美國是台灣的主要盟友，無論在工作還是社交方面，方良經常陪同經國和美國人打交道。喜歡自由自在，可以經營自己的家，還有朋友往來，這就是蔣方良的「長安東路年代」。

方良的「長安東路年代」前期，還有一座咖啡香迷人的明星咖啡館，帶給她許多幸福時光。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武昌街一段七號門口掛起一塊英文招牌 ASTORIA，一樓是麵包店，二、三樓作為咖啡廳。當地前往城隍廟拜拜的人們都很驚訝，居然有人敢在城隍爺對面動土開店！但這家店是一位俄羅斯貴族艾斯尼和幾位俄國朋友開的，他們不在乎台灣人的禁忌。而股東裡還有一個台灣年輕人簡錦錐，阿錐後來成為明星的靈魂人物。ASTORIA 當時是台北最早有著異國風情的時髦咖啡館。

一九五○年代明星咖啡屋「ASTORIA」裡面聚集的不只是俄羅斯男士，許多俄羅斯女性也經常到此小聚以聊慰鄉愁，其中身份最特殊的要算是前第一夫人蔣方良。在 ASTORIA，蔣方良不叫做蔣方良，而叫做芬娜，蔣經國不叫做蔣經國，而叫做尼古拉。ASTORIA 開幕不久，芬娜也在尼古拉的陪同下來到店裡。

當時招呼他們的阿錐才十八歲。簡錦錐在《明星咖啡館》書上說，看得出來，剛遷到台灣不久的芬娜，因為嘗到家鄉味而顯得相當興奮，臉上露出孩子般的燦爛笑容。但坐在尼古拉身旁，她始終只是靜靜地笑著，只是喝著咖啡聽著夫婿與俄國友人閒話家常。

可能是 ASTORIA 讓芬娜有回娘家感覺，也可能是店裡的輕鬆氛圍讓她可以暫時卸下第一家庭的光環和旁人的目光，往後日子，芬娜成了 ASTORIA 常客；有時是由尼古拉陪同參加俄羅斯朋友或美國飛虎隊友人聚會，有時是自己帶著四個孩子來喝羅宋湯或吃西點，有時只是在門市外帶最愛吃的俄羅斯軟糖、麩皮麵包和火腿。即使身上穿著全是從大陸帶來的舊衣裳、舊洋裝，但每當走進 ASTORIA，芬娜都像是踏著陽光走來，笑容燦爛奪目，腳步輕盈愉快。

元月三日 ASTORIA 的俄羅斯新年盛會，芬娜和尼古拉也一定不會缺席，那一天 ASTORIA 休息不營業，但一大早廚師便開始準備火雞、牛排、烤乳豬、各式糕點和飲料等等，晚間十點鄰近的店家紛紛打烊，熱鬧的俄羅斯之夜才正要開始。當晚所有與會的俄羅斯人都會穿著傳統服飾，聚集在 ASTORIA 二樓進行禱告和守歲。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眾人舉杯大喊「那達」（乾杯），互相恭賀新年到來。飲酒作樂不忘重溫家鄉舊夢，現場常有人即興以口琴或其他樂器吹奏俄羅斯民謠，歡樂的氣氛吸引賓客隨音樂起舞；音樂達到高潮時，也常有人乘興跳起俄羅斯傳統舞蹈。有幾次，尼古拉飲了幾杯 Volka（伏特加酒），酒酣耳熱之際跳起俄羅斯舞蹈，俐落的舞姿贏得掌聲連連，笑開懷的芬娜也會不由自主地跟著哼唱俄羅斯民謠，兩人所展現的熱情與活潑，與其他年輕小夫妻沒有兩樣。

如此歡樂的明星時光維持了七、八年，尼古拉擔任的官職益形重要，兩人到 ASTORIA 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一九五九年左右，時任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的尼古拉下令「不可奢華」。簡錦錐記得不久後，芬娜寫了一封俄文信到 ASTORIA，薄薄一封信箋，寫著短短幾行字：「因為先生有要職在身，往後無法再參加私人聚會。」簡錦錐覺得，短短的字裡行間載滿芬娜想要成為中國媳婦的決心。此後尼古拉和芬娜再也沒有出席任何一次新年盛會，偶爾到明星咖啡館也只是吃吃點心喝杯咖啡。

但簡錦錐說，私底下芬娜夫婦與他們一家的交情越來越好。當時尼古拉一家子住在長安東路十八號四條通，阿錐、艾斯尼住在林森北路七條通，相距不遠，他們偶而會互相串門子，或一同去看看電影。興致來時，芬娜還會帶著長孫女蔣友梅和阿錐的一對兒女到碧潭划船。

一九六九年，蔣經國升任為行政院副院長，因為安全問題和馬路擴寬工程，全家搬離四條通的日式宿舍，住進大直的七海寓所，方良也告別生活十七、八年的「長安東路年代」。

年過五十的方良，生活圈瞬間鎖進七海官邸，自此她不曾出現在明星咖啡屋，無法抵擋對家鄉味思念時，只能派司機老胡來帶回幾包俄羅斯軟糖或麵包回去。阿錐心想：「這樣也好！她好不容易習慣寂寞，再踏進明星只會勾起那段青春舊夢，勾起離鄉背井的心酸」。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望著老胡開座車離去，阿錐心底總有個小小的聲音在嘆息，那個有著陽光般笑容的芬娜不會再回來了，那些開懷暢飲，共同歡笑的日子也不會再回來了……。

方良一心一意成為蔣家媳婦，在五十歲生日時，她的公公蔣介石用便簽紙寫下「賢良慈孝」四個字，作為賢媳五十歲生日紀念，這是蔣家大家長對她的肯定。這張便簽紙保存在棲蘭山莊蔣公行館的展覽室，年代久遠，有一隻小昆蟲躺在上面，影本則裱框掛在七海寓所牆上。「賢良慈孝」，後來也雕刻在一個墨綠色山形大理石上，現在仍然放置在七海寓所的大客廳裡，「賢良慈孝」這四個字準確定調了蔣方良的一生。

離開長安東路，蔣經國一家搬到了大直的七海園區。層層樹海裡，一棟兩層樓水泥建築規劃成蔣經國的「七海寓所」，官邸因為位於海軍總部旁，戒備森嚴，出入相當嚴格，和馬路有一段距離，給人不可測的神秘感。不再像長安東路一樣，街坊鄰人有時可以看到蔣方良進出的身影。

蔣經國政治攀上高峰之後，經常在媒體上曝光，但是並沒有帶夫人出場，他甚至要求方良不要管他的公事，所以她不了解丈夫在忙什麼？只能安靜的待在七海寓所。

方良的兒子蔣孝勇說，一九七八年父親就任總統時，母親成為第一夫人，但是父親做事很周延，為了表達對祖母的尊敬，「蔣夫人」還是祖母宋美齡的尊稱，經過研究之後，父親決定以「蔣經國總統夫人方良女士」來稱呼母親。方良也不反對，就通令各機關和媒體使用，以區別宋美齡和蔣方良的身份和地位。方良六十二歲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夫人，但是完全沒有第一夫人的光芒，她早已是七海寓所裡的一位中國傳統家庭主婦，全心全意照顧家人和先生，也完全以先生的意見為意見。

在翁元口述、王丰撰稿的《蔣經國情愛檔案》裡，對第一夫人方良的寂寞芳心也有生動的描述。翁元印象中的蔣方良，三十幾年來日子從來沒有大的變化，千篇一律，單調的很。蔣方良鮮少化妝，除了口紅似乎不需購買任何化妝品。如此平淡平凡而清心寡欲的第一夫人，實在少見。蔣方良曾經打過高爾夫球，但蔣經國並不喜歡打。方良打了一陣子，那段時期，管家阿寶姐每天都要幫方良擦淨球桿、球鞋，球桿上還要抹上一種亮光護蠟保養。後來，蔣經國曾經告訴蔣方良，老拉著大隊人馬和車子去打球，實在太招搖、太豪奢了，他深深不以為然。幾次後，蔣方良只好識趣不再打高爾夫，從此球具束之高閣。但根據蔣孝勇的說法，母親再沒打高爾夫球，主要是因為氣喘的關係。

不出門打球沒有運動，也沒有社交，蔣方良獨自面對七海冷冷的房舍，這是環境的關係，還是蔣經國的自私造成的？翁元覺得蔣方良吃虧在她是外國人，這倒是有幾分真實。方良在俄羅斯長大，在台灣她是異鄉人，如果沒有蔣經國同意或特別安排，她是無法結識朋友跨出七海的，更別說掌握先生在外面的行蹤，或許這就是蔣經國要的安排。有人說，蔣方良如果能跟著蔣經國到處走走，吃吃台灣小吃，她一定非常快樂，台灣人一定也十分喜歡這位純樸沒有架子的第一夫人。

明星咖啡館的俄羅斯朋友對方良也有不同面向的觀察，在艾斯尼等俄國同胞眼中，她是典型天真又浪漫的俄國女孩，他們多少好奇為何她會嫁給蔣經國？而最讓俄羅斯友人吃驚的是，蔣方良中國化得太過徹底了，說著一口流利的寧波國語、穿著旗袍，而且為了丈夫的職務放棄個人的社交和生活圈，甚至將自己隱形於官邸當中。艾斯尼看著芬娜收藏起內心熱情也曾慨嘆：她是個「稱職的中國媳婦，卻不是稱職的俄羅斯媽媽。」因為艾斯尼每回見到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都故意以俄語與他們交談，但三兄弟全無法對答，艾斯尼不禁感嘆地說：「芬娜至少應該教會他們說自己的母語啊！」

當然芬娜隱藏自己的原鄉感情，有當時國內外反共抗俄國際形勢的影響，台灣參加到由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就等於與由蘇聯牽頭，盟友遍布全球的軍事集團為敵。方良怕影響國人甚至美國人對蔣經國是否親俄的看法，而刻意不出現在公眾視線裡。而傳承母語對芬娜來說可能是不切實際，也不是芬娜的思想層次可以理解和顧及的。

與蔣方良友誼深厚的簡錦錐，在他的傳記《明星咖啡館》裡記述到蔣經國訪美遇刺，他特別從日本飛回來陪伴孤單的蔣方良，再度生動反映出七海住著一位寂寞的太太，而不是尊貴的國家第一夫人。

一九七○年蔣經國受邀訪美，在紐約廣場飯店遭遇台灣留學生刺殺，簡錦錐在日本大阪的電視上看到新聞快報：「台灣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美國遇刺」，主播急促地唸著新聞稿，阿錐心頭像是被重重搥了一下，他努力壓抑住不安的心情，繼續往下聽，「蔣經國安全脫險，凶手已被逮捕……」，仔細聽完每一個字，阿錐鬆了一口氣癱在沙發上。不到一分鐘，阿錐又跳起來，「芬娜呢？她一定嚇壞了吧！」阿錐打了國際電話進七海寓所，電話流浪許久總算聽到芬娜的聲音。「芬娜，我是老簡，我聽說尼古拉的事情了，妳還好嗎？」「嗯！還好！」芬娜口裡雖然回答好，但是發抖的聲音卻透露出心裡的不安。「有人陪妳嗎？」阿錐希望此時能有個人給她力量，但芬娜停了一下才說：「大家都忙！沒有關係！」阿錐心想丈夫發生這麼大的事，做太太的一定嚇壞了，但此時竟沒半個人能夠安慰她，於是他告訴芬娜，「我晚一點剛好要去大直附近，我過來看妳。」掛上電話，阿錐拎起行李直奔機場。三、四個鐘頭之後，飛機抵達松山機場（當時桃園機場尚末興建），阿錐出了關，坐上計程車直奔七海寓所。進到寓所，管家領著阿錐來到客廳，只見芬娜一個人坐在客廳裡，只有蔣經國日常坐的那把椅子陪她，空空蕩蕩的客廳顯得更加寂寥。

「妳還好嗎？」阿錐用俄語問著。雖然芬娜點點頭沒有說話，但蒼白的臉上藏不住內心驚嚇和擔憂。阿錐想著安慰的話：「沒事的！我剛剛看過新聞，尼古拉很平安。」平常的芬娜多半用國語和阿錐交談，可能是慌了，她也用俄語回答：「我知道！但他人還在美國，過幾天還要去日本，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阿錐不斷地安慰她：「別擔心！我聽說尼古拉不去日本了，事情辦完就回台灣了。」芬娜緊閉的眉頭稍微鬆開來，她急急地問道：「真的嗎？他要回來了嗎？」阿錐苦笑點頭，心底卻慨嘆到底政治為何物？竟教這位曾經熱情的俄國女子，只能孤獨守在庭院深深之處，擔心先生的安危。

離開七海寓所時，阿錐再次溫暖的安慰她「別太擔心！」但芬娜不安的臉不知何時已經換上堅毅表情，她說「是啊！就算風雪再大，路還是要走，就像當初我們在西伯利亞一樣。」

在七海日復一日，她每天早上握著丈夫的手送他出門上班，白天靜靜坐在屋子裡看看書報，她需要一點聲音，所以經常打開電視，但沒人跟她說話，悶久了，終究是會悶出病來的。在翁元口述、王丰撰稿的《蔣經國情愛檔案》裡，提到蔣方良晚年出現精神疾病的狀況：「剛開始只見蔣方良樓上樓下漫無目的來回走動，到處翻箱倒櫃，一下子把箱子裡的衣服全部翻出來，一會兒又把首飾盒裡的首飾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內零亂不堪，更嚴重的時候，蔣方良竟然脫光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唸唸有詞，煩躁地滿屋子到處跑，總管阿寶姐見狀急得滿屋子追她，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體。」

蔣方良固然沒有攻擊行為，但大白天赤身露體，畢竟讓蔣經國既難堪又緊張。馬上請榮總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幫蔣方良看診。醫師初步診治，確認她得了精神躁鬱症。醫師開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藥丸，要她按時服用，如果病症轉劇，則酌加藥量。寓所總管阿寶姐從此以後多了一項任務，即是監看蔣方良精神躁鬱症發展情況，只要一發現蔣方良又在翻箱倒櫃，就要讓蔣方良趕緊吃藥，以控制病情。在榮總醫師的悉心診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鬱症病情控制得宜，幸而沒有惡化。

對於這樣犧牲自己，從西伯利亞到中國大陸，又落腳台灣陪伴自己一生的妻子方良，蔣經國心裡是知道，且多加維護的。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日記記載：「十五日為我結婚紀念日，回想四十三年來之夫妻生活，甘苦與共，今日已是老夫老妻，內心相安。」傳達的就是這樣一種老來相依的心境。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日記又寫道：「今天是結婚四十四週年紀念日，想起往事感慨太多了，多少大變化又是多少大痛苦，含恥忍辱，只有自己知道，亦絕非筆墨所能寫出。自結婚以來，還是在開始一、二年自食其力，帶隔日之糧，有時靠借貸為生的苦日子，是我夫妻最愉快的時候。」寫日記時的蔣經國已經是中華民國總統，無論權力或榮耀堪稱皆達人生巔峰，但他最懷念的卻是剛結婚頭一、兩年時，夫妻倆「自食其力、辛苦過日子」的歲月，還說那是一段最愉快的時光。說明他對方良的感情是真摯的，而且越陳越香。

一九七九年三月的日記還提到：「回國後先母在世，不但不嫌妻為異國女子，而且待其比自己親生子還要好，回想起來悲傷至深，未能久待母親乃為一生之痛。」而在七月二十一日則記載：「中國人中，真誠愛我妻者，先母一人而已。」顯然出於對老妻的憐惜與不捨，益增蔣經國思母之情。蔣經國對母親毛福梅有很深的依戀，即使已經死別幾十年，日記中仍經常出現對母親的追懷思念。如果說毛福梅是婚姻的犧牲者，方良何嘗不也是為夫婿委屈了一輩子，而這是在她嫁給蔣經國之後，就已註定的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初，蔣方良突然因氣喘和肺病病倒，榮總的醫生要求她必須住院治療，但是蔣孝勇怎麼勸她都不願到榮總去，只好向父親報告母親的病情，蔣經國這時走進蔣方良的房間，俯身對她說：「方，你一定要去醫院，如果你不放心，我陪你去好了。」就在蔣經國的勸說下，她才同意到榮總住院治療。那一次夫婦倆一起住進榮總好幾天，就住在相鄰的病房。

蔣孝勇說，他母親不願住院，是因為她不願意離開大直的家，不願離開蔣經國，蔣方良愈到晚年，對蔣經國愈依賴，雖然夫婦兩人身體都不好，一天談不上幾句話，但是有蔣經國在身邊的日子，讓蔣方良感到有依靠，日子雖然寂靜，但是很安全也很實在。

然而就在他們夫妻出院回到大直沒有幾天，一月十三日蔣方良就面臨了一生中最痛徹心扉的日子，她一生依靠的男人，她的丈夫蔣經國閉上眼睛離開人世了！

蔣經國的貼身侍衛官翁元目睹十三日上午教育長（侍衛官對蔣經國的稱呼）痛苦離世的過程。當天上午七點多，蔣經國面帶愁苦地告訴姜洪霆醫師：「今天我渾身都不舒服，胃尤其不舒服。」姜洪霆是心臟內科權威，不是腸胃科醫師，他無從判斷蔣經國的胃究竟有什麼問題，只好先開了兩顆胃乳片給蔣經國服下，幾分鐘後，經國竟痛苦的以哀求的口吻說：「你們救救我，我還是很不舒服！」

元月十三號是禮拜三，照例禮拜三是國民黨召開中常會的日子。以當天蔣經國身體的情況看來，他自己也清楚，恐怕是沒有辦法主持中常會了。但是，他口中仍唸唸有詞，說他今天還得開中常會呢，「無論如何我得去主持會議！」。

接著蔣經國一下要下床坐輪椅，一下又要侍衛官抱他上床，反反覆覆總有四、五次，翁元在他身邊那麼些年，從來沒見過他那麼煩躁不安和痛苦的情況。

「我真的全身不舒服，你們要救救我啊！」侍衛官聽見蔣經國這種幾近哀求的口氣，內心實在非常難過，又跑去找醫師。但姜洪霆醫師也不知所措，他說：「胃藥吃了，點滴也正在打，我真的也沒有辦法。」醫師和侍衛依舊無奈地在一邊乾著急。

到了十二點多，蔣經國忽然問翁元：「孝勇呢，他去哪了？」「孝武去哪了？」接著問女兒孝章、長子孝文在哪？翁元回答孝武在新加坡，孝章在美國，孝勇在外面吃飯，孝文已經失智，但剛好在官邸，上來望了父親一眼。逐一問完四個孩子之後，中午十二點五十分左右，蔣經國第一次大量吐血，相隔不到十分鐘，又第二次吐血，令翁元驚駭莫名的是，他吐完最後一口血後，頭忽然往右邊一歪，蔣經國斷氣了！

榮總醫護人員趕到七海，立刻為他急救，施行心肺復甦術，但挽回不了蔣經國的生命。空氣裡迴盪著蔣經國哀求「救救我啊！」的聲音，不管是為國還是為了家，蔣經國這位強人確實還想乞求時間，但是天不假年，他身上千斤重擔，心願未了，遺憾的撤手人寰。

蔣經國過世隔年，一九八九年四月，蔣孝文因鼻咽癌病逝台北榮總，得年五十四歲剛過半百。孝文是方良的第一個孩子，在蘇聯給他們夫妻帶來的甜蜜，都寫在經國的日記裡，方良哀傷的從七海到榮總看孝文最後一眼。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海寓所電話又驚嚇的響起，這回是孝勇催促著母親最後的相見嗎？方良拖著沉重的身軀，三度走上大直到榮總的送別之路，天若有感也要灑下同情的淚水。當天晚上八點多，蔣孝勇的脈搏已經慢慢停了，但是他的母親還沒有趕到，當蔣方良顫顫地走進病房時，醫護人員訝異的感覺到蔣孝勇的脈搏又出現了，不過只有短短五分鐘左右，呼吸和脈博就全部停止了，蔣孝勇是在等他的母親過來告別。方良看著兒子終於停止氣息，世界仿佛也靜止了，她抱著孝勇，最後一個兒子的身軀，再度白髮送黑髮，哭泣不已。蔣孝勇病逝榮總，得年四十九歲。

漫漫歲月，蔣方良盡了她的人生義務，即使丈夫和三個兒子已經離她遠去，她仍然依照神安排給她的歲數，在七海日復一日孤寂的渡過，直到做完神給她的功課，走到生命的終點。

方良安靜的走了，要是你到頭寮那裡，你很難看見她化為灰燼的盒子，它就在蔣經國陵寢的旁邊。沒有任何標誌告訴你它是什麼，但沒有關係，這就是方良堅持要的，執手一生，與君長伴。

※ 本文摘自 《在蔣經國日記找到真愛軌跡》，原篇名為〈第二十三幕　蔣方良憂傷的台灣歲月〉，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