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人道待遇威脅士兵，不是服從、激發戰力和勇敢的有效方法

發表於 2024-05-072024-05-16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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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廉．戴蒙；譯／李伊婷

在我拜訪舅舅和舅媽之前，我已經調查到父親在軍隊的資歷。一九四二年十月，他還在念大二時，就加入了美國陸軍通信部門，因而告別了懶散且漫無目的的學生生活，開始接受從軍帶來的嚴峻挑戰。一九四二年是戰爭最黑暗的一年。軸心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軍隊訓練有素，所以同盟國要拿下勝利沒那麼容易。年輕男女投入軍旅後，得面對佔領了歐洲、中東和南太平洋各地的可怕軍隊。英國和俄羅斯等被圍困的國家還在頑強抵抗，但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擋下強大的軸心國。

我無法得知，父親會做出參戰的決定，關鍵是否在於愛國情操，但他跟其他新兵肯定都知道，自己可能會為國捐軀。無論他入伍的原因是什麼，在我看來，這個決定顯然開啟了他人生中的全新篇章。到了這個時期，他致力於追求自由、平等、真理和正義等道德理想。無論是在服役期間或退伍後到國務院工作，他在道德上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成熟。

接受新兵的基礎訓練後，他被送去受訓學習德語。接下來的兩年，他在歐洲前線的無線電通信部門服役。他那些年活動的具體細節已然消失在歷史中，但他應該和一三五通信兵團的其他同袍一樣，負責解讀由德國前線移動電台發出的訊息。這個工作和其他的低階情報工作一樣，雖然無聊，但風險很大。在破舊的偽裝車輛裡，他們長時間聽著無線電、過濾訊息，確實很容被發現和攻擊。

戰爭即將結束之際，一九四四年，父親被派到位於英國的某個軍事拘留中心當警衛，負責看守行為不端的美國士兵。這項短暫的任務只維持幾周，但派他前去的原因不明。但正是這段經歷，他才被寫進了史冊中。幾十年後，他未曾謀面的兒子才得以讀到他的證詞，而這場備受矚目的軍事審判，對美軍司法體系產生了久遠的影響。

為不人道的軍事管教挺身而出

「菲利普．戴蒙……利奇菲爾德」，我在搜尋引擎輸入這些字時，跳出了一個書名：《藍莓派：二戰對於參戰美國人的意義》（Blueberry Pie: The Meaning of WWII for the Americans Who Fought in It）。這是傑出的歷史學家奧蒂斯．皮斯（Otis Pease）在生命即將結束前寫下的回憶錄。

查到這位歷史學家的資歷時，我的心停了片刻。皮斯曾在史丹佛大學任教，我原本有機會走進辦公室去見他，但他在二○一○年去世了，就在我開始探索的前兩年。

皮斯本應該是極佳的資訊來源。他和我父親一樣，在匹茲菲長大，兩人從小時候就認識了。戰爭結束後，皮斯駐紮在倫敦，並在軍隊食堂裡遇見了我父親。那次相遇給皮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寫入了他的戰時日記中。多年後，我在網路上找到這本書，以下是前面的段落：

我遇見菲利普．戴蒙（來自匹茲菲），當時他正在執行通信部隊的派遣任務，並在利奇菲爾德審判中作證。菲爾已經變成受過軍隊鍛鍊的哈佛男子……這裡提到的「審判」，是陸軍的一項調查工作。美國大兵若在戰時犯下軍法規定的刑事罪，就得在利奇菲爾德第十補給點服刑。不過，這個地方惡名昭彰，犯人都會遭受殘酷的對待。

這段記錄的日期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當時的我還不足一歲，母親帶我回到布羅克頓，在她舅舅和舅媽的幫助下撫養我長大。二○二○年夏天，我們花了一個月待在匹茲菲，也造訪了我祖父母住的地方。顯而易見地，當年每個人都期待我父親在出庭作證、派遣任務結束後就回到家人身邊。但是，他在歐洲停留的那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足以令他不想回來？他在審判中發生什麼事，當時的心態如何？我開始挖掘利奇菲爾德審判的相關資訊時，這些問題加深了我的好奇心。

利奇菲爾德是英國工業中心伯明罕附近的小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它成為美軍抵達歐洲前線的主要中繼站。這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紅磚營區，在軍事上的正式名稱為「利奇菲爾德第十補給點」（The 10th Replacement Depot at Lichfield），美軍在此整軍備戰。該建築群包括一處拘留中心，關押那些行為不端的士兵（例如晚上擅離職守、跑去城裡喝酒玩樂）。被囚禁在利奇菲爾德皆為低階士兵，大多出身平凡，有些來自農村，有些來自貧民區，白人和非裔美國人都有。對於這個碩大的陸軍中繼站來說，此拘留中心原本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屬設施，但最終它變得惡名昭彰，掩蓋了原本的任務。

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的最後一年，當局才開始注意到利奇菲爾德出了問題。來自俄亥俄州的羅伯特．海尼（Robert Henny）下士率先發難。這位年輕人在拘留中心擔任過警衛，那年一月回國後，便向當地的《刀鋒報》爆料：此中心的犯人受到殘酷的對待，十分令人痛心。海尼告訴記者，他曾在那裡看到警衛用塑膠水管暴打一名大兵，後者痛到放聲哀號。海尼下士試圖阻止，警衛不但沒有停手，反而威脅他。

由於戰時審查制度，《刀鋒報》當時不得報導這個經過。但報社編輯將此事轉達給一名國會議員，後者又將此事通報給高階將領。軍方展開了調查，並確定一名擔任警衛的中士（先前沒有任何瑕疵記錄）應被起訴，而罪行是虐待他所管理的美國士兵。

根據調查，這位中士對犯人實施以下七項「殘酷和不人道的懲罰」：

（1）強迫犯人將鼻子和腳對著牆原地快跑，最長達兩小時。

（2）強迫犯人吃過量的食物，接著叫他們喝下蓖麻油通便排出。

（3）長時間將犯人安置在沒有適當照明的房間內。

（4）命令犯人在惡劣天氣下到戶外擦洗地板，而且身上沒穿保暖衣物。

（5）強迫犯人手臂伸直，長時間保持固定的姿勢。

（6）強迫犯人吃下香菸。

（7）對犯人造成其他不必要、極度不適的情況。

經過漫長的審判，這名中士被定罪了。但這只是故事的開端，隨著審判的進展，軍方才發現這起虐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最初以為是個案，後來事件愈滾愈大，調查發現，在指揮官的允許與政令宣導下，拘留中心的警衛可以蓄意虐待犯人。

令人震驚！這居然是利奇菲爾德的官方政策：嚴懲被拘留的士兵，好讓他們能抵擋誘惑，不再違反軍紀、逃避職責。主事的軍官們認為，在戰時，只要士兵成天擔心受到上級懲罰，就不會害怕上戰場。不少身經百戰的職業軍人還言之鑿鑿，說不少士兵為了遠離前線，會刻意擅離職守，或違反不痛不癢的軍紀。事實上，有位少校在參訪利奇菲爾德後，還抱怨拘留所對囚犯太好了：「中士，你對這些人不夠嚴厲，」少校說：「你又不是在開旅館。」

無論這些帶兵經驗有什麼優點或成效，但顯然地，利奇菲爾德懲罰犯人不僅嚴厲，甚至是殘忍且狠毒的，根本不符合比例原則。被關押的大兵常見的違紀行為包括逾時未歸、喝得酩酊大醉在鎮上過夜等，但卻因此被虐待到受重傷甚至死去。

利奇菲爾德審判歷時一年、過程錯綜複雜，而我才了解到，為何父親在一九四六年無法返國。我在一些文件中找到線索，以得知他作為此案證人的經歷，並推斷出他的某些性格。

審判最初在倫敦市中心的簡易法庭舉行。兩造都非常憤怒。那些可憐的士兵在拘留時被威脅、毆打、折磨以及剝奪基本權利，檢方聽到他們的證詞，自然感到非常生氣。這些士兵都是來自貧困家庭的年輕人，缺乏社會經驗，不知道如何反抗或保護自己。

辯方一樣很不滿，認為警衛只是聽命行事，卻因此被拖上軍事法庭上當眾羞辱。其中一名下令嚴懲囚犯的軍官，刻意裝腔作勢，以此表達對訴訟程序的蔑視。一位觀察員描述道：「他在證人席上待了五個小時，時間法官敲了十四次木槌要他遵守秩序。為了表達不滿，他像個小孩一樣（對著法官）吐舌頭。」

控方證人指出，自己受到辯方端的威脅，其中包括被起訴的警衛。他們進入證人所待的營區，且毫不猶豫地挑釁說，如果證詞對他們不利，一定會回來報復。五名證人被嚇壞了，因而拒絕出庭。在評估情勢後，軍方做出應變措施，改在德國小鎮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h）的一間飯店舉行審判，好讓證人遠離警衛所駐紮的英國兵營。

在緊繃而戲劇化的利奇菲爾德事件中，人在倫敦的父親心情又是如何？皮斯當時在倫敦度過一晚，以下是他的描述：

我遇到了菲利普．戴蒙，還和他一起搭公車去西敏寺後方一堆華麗老建築中的邱吉爾俱樂部。那是個菁英專屬的美國機構，裡面有布置精美的英式房間。菲爾已融入在軍中受過高等教育的階層。他在哈佛待了三年，已有一個孩子。我們與英國軍官、擁有博士學位的美國下士技術員共進晚餐，並喝了雪利酒。後來，我們上樓到一間有華麗吊燈的豪華房間，聊著德國的處境有多糟，包括他們的笨拙和無能，軍官對付他們就綽綽有餘了，哪裡用得上我們這些訓練有素的美國士兵呢？菲爾喜歡在巴黎和倫敦的軍旅生活，對英國充滿熱情。我們在家庭和大學的某些瑣碎問題上有同樣的想法。然後，我們前往斯隆廣場，來到一家低俗的酒吧，環境骯髒而擁擠，裡面都是他在倫敦相識的各種人物。兩杯啤酒下肚後，這一些都變得可以接受了。我們走回華盛頓俱樂部，開始聊起了英國女人。

這段記述非常有詩意，而且內容豐富。皮斯對我父親的描述是很自然的，而不是精雕細琢的分析。因此，我對於父親在那個關鍵時刻的態度和人生目的，有了更確定的見解。

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出生一年後，我父親告訴人們，他「已婚，有一個孩子」。至少在當時，他沒有隱瞞這一點。不然有些人會猜想，父親把我母親懷孕當成是「錯誤」、感到非常後悔，一開始就決定遠走高飛。從文字中看不出來，他是否感到「被騙」而進入婚姻（就像維娜姑姑所推測的那樣），也不知他是否對於這段婚姻抱有嚴重的疑慮。至少父親肯對他人透露自己有妻子和孩子，這確實意謂著，隨著兵役結束，他接受了新的家庭狀況，也可能打算回家。

然而，他最終還是遠走他鄉，這在皮斯的文字中也可看到端倪。他熱切地與皮斯一起抱怨「家庭和大學的瑣碎問題」。我不確定他是否誤導了皮斯，因為他實際上在哈佛只待了一年，而不是三年，當然也一事無成。或許父親在大學期間過得平淡無奇，才會抱怨起校園生活。

最有意義的地方在於，從皮斯的講法中可以看出，父親對於巴黎、倫敦和軍旅生活的熱愛。他一定在自己的腦海中比較了一番：當年的麻州還很封閉保守，比不上高度發展、國際化的歐洲城市。結尾談到，兩人對英國女性都有好感，這讓我想起了校方對父親個性的描述「對女孩痴迷」。他在倫敦逗留期間，找到機會就尋花問柳；這也許是個跡象，他渴望拓展自己的情愛經驗，不想受限於在二十一歲時倉促結婚的女人。

讀完皮斯的敘述後，我能想像出來，這個年輕、意氣風發的美國士兵，被光鮮亮麗的歐洲生活所吸引。許多美國小鎮的男人都有類似的心情和做法；結束了戰場上的拚鬥後，流連在巴黎、羅馬或倫敦的街道。在那短暫、輝煌的時刻，美國大兵被視為英雄，屬於天使的陣營。歐洲人以自身豐富的文化和五花八門的娛樂，來慰勞這些漂洋過海、拯救舊世界、對抗暴政的士兵。在這樣的氣氛下，像我父親這樣的年輕人怎麼可能不好好享受呢？

但與其他戰友不同的是，父親的職責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停止。他捲入了另一場激烈的衝突之中，其中包括可怕的報復威脅和肢體暴力。然而，皮斯仍然留意到我父親對於「倫敦的熱情」。對我來說，這呈現出他在性格構成上的關鍵特色。他是怎麼釋放心中對審判的恐懼呢？是勇氣？或是海明威所說的「在壓力下保持優雅」？還是他的本性？或是成長經歷使然？打從學生時代，他就是個辦事馬虎的人，在利奇菲爾德審判期間，他的冷靜舉止是否源自於他悠閒而散漫的性格。或者說，他被傳喚作證時，對於那些不人道的行為有明確的道德判斷。根據我的專業理解，人們在面對困境時想法會變得很複雜，所以這兩個因素應該都有影響。

其他五名證人受到驚嚇而退卻了，只有我父親出庭作證。事實上，正因為他在利奇菲爾德當過警衛，所以媒體非常重視他的證詞。軍事雜誌《戰後》有完整報導利奇菲爾德審判，而內容中所引用的三位目擊者證詞，就包含了我父親的證言。記者全面記下了法庭攻防的經過，並附上十幾張肅穆的現場照片。以下段落引起我的注意：

來自麻州匹茲菲的前哈佛大學生、一等兵菲利普．戴蒙提供了更具說服力的證詞。他說：「大多數囚犯都是非常好的男孩，而且在戰鬥中受傷了。他們會違反軍紀，是因為部隊在將他們送回前線前、不讓他們去鎮上走走。」戴蒙坦承，他沒有親眼目睹任何毆打行為，但一些囚犯在做勞務時，有現出自己背上被鞭打的傷痕。

除了《戰後》詳盡的報導，關於這場審判，還有一個可靠的資訊來源。傑克．吉克（Jack Gieck）中尉是當時駐紮在倫敦，並參與了第一次的開庭。四十年後，吉克仍然無法忘卻那段經歷，於是寫下了《利奇菲爾德：審判中的美國軍人》（Lichfield: The U.S. Army on Trial）。這本書中只引用了我父親的一句話，但切中要點：「一等兵菲利普．戴蒙提到，警衛間流傳一句口號：『你們的靈魂也許屬於上帝，但身體是屬於我們的。』」

值得稱讚的是，美軍司令部強調，以非人道的待遇威脅士兵，不是取得服從的適當方式，也不是激發戰力、忠誠和勇敢的有效方法。此話來自最高層。前總統艾森豪當時是歐洲司令部的最高指揮官，以直言不諱、嚴肅認真、體恤士兵而聞名。他堅持，既然有人投訴利奇菲爾德的弊病，那務必要徹底調查。他的做法打破了軍隊的傳統：這是美軍歷史上第一次進行自我調查。

一九四六年八月底，利奇菲爾德審判結束，基利安（James A. Kilian）上校和其他軍官因「允許下屬虐囚」而被定罪。這正是檢方的目的，若把責任都歸咎於低階士兵，那將是對正義的嘲諷，畢竟他們只是聽命行事。這為美軍樹立了令人欽佩的典範，並堅持至今。

該報導的結論是：

利奇菲爾德一案影響深遠，它改變了美國軍法的規章。國會全面調查了軍方司法體系的運作，結論是，它在戰爭期間過於嚴厲和武斷……到了一九五一年，國會徹底修訂了軍事法條。

在杜魯門總統的積極鼓勵下，艾森豪監督並完成了這些改革。不久之後，他也成為備受尊重的總統，在緊張的國際情勢下，領導國家走向和平與繁榮。面對冷戰，領導人一定得有高度的警覺性以及果斷又長遠的對策，並全心信奉美國的自由基本原則。艾森豪以平靜而有力的信心迎向這項挑戰。於是，艾森豪在戰時和戰後做出的道德選擇，決定了我父親的命運。而在千里之外，我的命運也間接而無聲無息地被形塑起來了。

如今，在錯綜複雜的軍事歷史中，利奇菲爾德審判基本上已經被遺忘了。當時的報章雜誌大量報導了這一事件，社論也紛紛譴責下令虐囚的軍官，畢竟那些大兵曾為國家上戰場，也沒有犯什麼大錯。《時代》、《生活》、《星期六晚郵報》等主要媒體都刊登了相關報導。關心非裔美國人的報社也指出，受虐的士兵有年輕的黑人。我父親家鄉的報紙《伯克郡鷹報》在頭版刊登了他的證詞，並附上他穿著軍服的照片。他的面容嚴肅又堅韌，顯見飽受戰爭的摧殘；但在學生時代的照片中，他的臉龐迷人、和藹可親，與前者相比，可說是判若兩人。

《伯克郡鷹報》的報導揭開了這個故事的案外案。事實上，當時父親一直寫信給我的祖父，講述拘留中心的殘酷情況，並希望「家人能為此做點什麼。」然而，這些信件都被軍隊的審查人員攔截下來了。主事的指揮官警告他，這些信件「違反了安全規定，因為內容都在抺黑美國軍隊」。但記者並沒有寫出這些信件的日期，也沒提到指揮官是在哪一天提出警告。此報導的刊登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距離審判開始僅一個月時間。開庭後不久，我父親舉報了審查制度，並引述了指揮官對他說的話：「發生在利奇菲爾德的事，就應該留在這裡。」

該篇報導指出：「戴蒙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前往英國。」一九四五年一月，海尼下士與《刀鋒報》將拘留中心的醜聞公之於眾。而我父親在此前已寫信回家，講述利奇菲爾德的情況了。若真是如此，那父親便是在貫徹他的道德感；他主動提醒家人，請他們「採取一些行動」。而面對審查人員的作為和指揮官的命令，他也展現了十足的勇氣和同情心，堅持說出自己所發現的真相。

父親為他說出實話付出了代價。一九四四年，在被派往利奇菲爾德之前，他已從下士晉升為中士，然而在一九四六年退伍時，卻被降為一等兵。雖然沒有相關記錄，但合理推測，這次降職是因為他違反了審查規定。¹幸運的是，這個懲處並沒有對他的職業生涯造成長遠影響，戰後，他繼續在戰爭部和國務院擔任重要職位。我猜想，政府官員應該也很認同我父親勇敢揭弊的道德行動，而為了獎勵他，便讓他擔任爭取已久的職位。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