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業的推動關鍵往往不在精密的申請表格中

文／杜正勝

出版是一種千秋萬世的文化事業，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然而我們往往知道尊敬創作文化的人，譬如學者、作家、藝術家等，而忽略文化創作的推出者──出版家。沒有出版者，文化創作難為人知，至少不容易普及於廣大的群眾。事實上，自印刷術問世後，出版者往往也是一波波新思潮及新文化的推動者，為一個新世代催生。

我是這樣來看待世界上的出版事業的，我認為出版者對人類的貢獻不在像我這種搖筆桿的人之下，所以客觀地稱他們為「出版家」，而不只是「出版商」，雖然我並沒有恥於言「商」的冬烘思想。

在個人有限的知見範圍內，三民書局的總舵手劉振強先生是我比較熟稔的一位出版家。我與他的往來，其中有一部分是屬於業務性的，大半還是業務之外人與人的相契。今值三民書局五十週年大慶，略述個人與公司總舵手的一些經驗，也許也可以幫助一般人了解三民書局走過來的風霜歲月，畢竟企業經營的成敗，和最高決策者是息息相關的。

我和劉先生的來往可以推早到將近三十年前。民國六十三年我負笈英國，發現倫敦有限的幾家中文書店多經銷中國和香港的圖書、雜誌，完全看不到臺灣的出版品。那時年輕氣盛，乘一股懣氣未消，寫一封投書寄給當時國內最大的報紙《中央日報》，指出這個現象，並且建議應在國外開設書店，好讓外國人了解臺灣。這封信雖刊登出來，反應卻如石沉大海，久不聞迴響。我只在不久之後接到一封三民書局劉先生的來信，對我的建議深表同感，又說正準備在加拿大籌設書店。於是「劉振強」三字就印在我的腦中。

爾後返國，我與劉先生並沒有進一步的往來，偶而從師友口中知道劉先生還記得我這個好事青年，並且對我多所揄揚。如此一晃又過了十幾年，直到我與同輩朋友籌備創刊《新史學》，才再與劉先生接洽。

當時我們幾個朋友辦《新史學》，無權無位，有的只是不畏艱難的熱情。我們曾向史學界同行尋求贊助，但不熱烈；雖然文稿不愁，印刷經費則無著落。朋友提醒我，何妨請三民書局協助，因為他們知道劉先生還相當尊重我。向人開口要錢，在我是第一次，躇躕不前，不得已請楊國樞教授代為表達，想不到很快就得到回音，劉先生慷慨地答應贊助《新史學》主要的印刷經費。他甚至還特地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來看我，兩人追憶往事，多有惺惺相惜之感。

劉先生贊助學術文化，不願人知，而今事隔十數年，《新史學》已進入第十四個年頭，我覺得有必要把這段經過公諸於世，以留下一點紀錄。《新史學》出刊五十三期，論文、研究討論，書評將近千篇，多次獲得國科會及教育部傑出或優良學術期刊的獎勵，也得到國內外學者的肯定，有人甚至稱譽為臺灣史學界的代表刊物。凡此種種，幕後恩人劉振強先生也應該「與有榮焉」吧。

劉先生之所以為劉先生大概就在這裡，他既不考慮回報，也不向我索求企劃案，多少是憑著一點銳見吧，然而就我的感覺，恐怕還有一點「仗義」的意味，這是人與人很微妙的相與之道，難以言宣的。

我個人學識有限，遺憾不能對劉先生有所報答，只為三民書局主編一本《中國文化史》，出版一本《古典與現實之間》。劉先生一直希望我能為三民編輯一套中國歷史叢書，我體會他的用意，但採取不同的作法。

自上個世紀最後十年，我的世界觀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懲於過去人文教育圈限在中國範圍內的偏狹，我深深體會到在臺灣不能只了解中國，還應該了解臺灣與世界；即使要了解中國，也不能只就中國看中國，而應該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脈絡中，才認識得真切。所以我把這套叢書稱作「文明叢書」，現在雖然還不能達到理想，毋寧更寄望於它未來的發展性。我與劉先生的成長背景頗有差異，我的改變歷程劉先生不一定有相似的經驗，不過我也很感念他的包容，這又透露他主持三民出版事業的寬大胸襟和精神。

文化是無法計量的，文化事業的推動關鍵往往不在精密的申請表格中，而應該求之於另一種境界，我與劉振強先生的接觸雖如蜻蜓點水，但這一境界的感受倒非常實在。也許因為有此境界才有今日的三民書局，三民書局必定還會永續成長，此一境界應是歷久彌新的。

本文摘自《三民書局五十年》，原篇名為〈仗義護持文化──三民書局五十週年慶祝詞〉，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