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是另一種告終──談太宰治《晚年》

文／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系研究所　王憶雲教授

關於太宰治，那個我們不覺得陌生的太宰治，究竟還有什麼好談的？我們對於太宰之名，是不是過於熟悉，已把標籤貼好貼滿，因此未能真正理解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那些關於日本純文學作家的自死，又或是無數個走進書店的時刻我們總會瞥見的書名：人間失格；甚至是他那對於自己出生於世的誠心道歉──有什麼是我們尚未理解的嗎？

讓我們回到他的第一本集子《晚年》吧。

這本創作集，有個不像新人作家的老態龍鍾之名：《晚年》。本書出版於一九三六年六月，由砂子屋書房刊行。這本書收錄了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一九三六年四月這段時期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作品，共十五篇。太宰治在本書自序中提到：「我已經把這本書當成自己唯一的遺著，連書名都選了『晚年』兩字」。若我們停在對於那個「HUNMAN LOST」的太宰印象裡，大概會覺得這悲傷是多麼地濃烈，連一本小說集的起步都是如此艱難。在〈東京八景〉裡，太宰再次提及這本作品，依然是以書寫遺書的姿態來陳述：「有這樣一個汙穢孩子曾經存在」。

太宰把《晚年》中的〈回憶〉定義為自己幼年以及少年時代的告白，一個以死亡開始的回顧，但透過梳理記憶，嘗試超越過往現實，他發現了書寫對於自身的意義，也確認了自己還有太多可以書寫的物事，以及方法上的可能。

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不同凡響的乖孩子，我努力地書寫作文，才能常常得到大家讚賞。（〈回憶〉）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書寫的起始是什麼？或者我們問，他對於文學的夢想，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意念？我們在可以俯瞰那個時代的上方，若是可以進入某個作家最原始的想像風景，多少讓人雀躍，而其中一個絕佳辦法，便是探求所謂的出道作，真正結集的第一本書。有些作家由繁趨簡，追索一個晶瑩透徹的水珠來映照他的世界；有些作家則是在書寫過程中，不斷練就更為華麗、繁複的技藝，讓讀者陷入迷宮，又或目不暇給。但不管方向如何，最初總有一個巨大的夢。

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津島一家原先就是日本東北地區青森縣的地主階級，從江戶幕府時代進入明治時期後，除了迅速累積財富以外，甚至掌握政治影響力。即便這是個號稱四民平等的時代，太宰治的父親津島源右衛門依然能在太宰治十四歲時當選貴族院議員（儘管隔年隨即病逝）。太宰毫無疑問出生於權貴之家，即便只是個位於日本極北偏鄉之處的家族。

這個在不愁吃穿的家族中長大的聰穎孩子，很早就栽進文學同人雜誌的世界，除了與同窗共同創刊的《海市蜃樓》以外，還有由大哥津島文治出資，當時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的三哥圭治主導發行的《綠蜻蜓》。這兩本雜誌提供了他將自己的創作變為印刷品的機會。是個無庸置疑的文學青年，太宰自然也耽讀當時流行的文學，包含芥川龍之介與菊池寬等作家，與時代緊密相關。十九歲時，太宰進入官立弘前高等學校文科就讀，主修英文，遇到了外籍教師布芮爾，這部分大抵可參考小說〈回憶〉所述。但還有一件深入這個年輕人骨子裡的悲劇尚未成為寫作時可以直接面對的素材，因為在這一年，芥川龍之介選擇自殺，太宰深受打擊，對於學業的熱忱瞬時消失，開始踏入料亭與藝妓遊樂的世界。

我們必須先理解的是，這世代的文學參與並非單純的紙上談兵，不管是芥川龍之介或菊池寬等人所面的課題，也不只是純文學與大眾文學該如何界定或是推展的問題而已。高中畢業後的太宰治進入東大法文系就讀，在此前後，開始了那些後人熟知的自毀行徑：高三時服用過量鎮靜安眠藥，就讀東大的第一年也與在銀座咖啡店認識的女侍在江之島海岸服藥試圖殉情。這些激烈的選擇，除了芥川的影響以外，我們得談談他在當時左翼運動中的挫折。

日本於大正末期通過《治安維持法》，開始以強大的公權力壓縮人民結社與言論的自由，因而受創最深的正是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以及一九二六年的四·一六事件，第三國際組織日本支部以及日本共產黨人遭到大舉逮捕、問罪，這兩起規模甚大的事件，日本政府選擇強力箝制左翼運動、共產思想，這說明了共產思想已向下深深扎根，具有莫大的影響力，足以動搖當時的權力體制。

首先必須重新規劃的部分，是文章主角的職業。他想著不如把主角的職業改成新進作家。一開始他立志成為文豪，無功而返時收到第一封來信。其後，他夢想成為革命家，挑戰失敗，這時收到第二封來信。如今他對於任職於會社，並擁有和樂融融的家庭感到疑惑煩惱不已，就收到第三封來信。（〈猴臉男〉）

大正民主運動是當時讓諸多知識分子投身其中，各種言論百花爭鳴的思想潮流，在天皇制的架構下，人們摸索著各種支撐社會運作的可能，其中也包含了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與共產思想。在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過程中，必然在現實中面對不合理情境的這些時代菁英，最後不得不以各種前仆後繼的方式被時代捏碎成隨風飄去的細沙。三·一五事件時，太宰治二十歲，隔年則又有四·一六事件，三百位日本共產黨員遭到逮捕，多數遭到起訴，這一整年，有將近五千位共產黨員遭到逮捕。這也是太宰的思想呈現左傾的一年，他開始與日本共產青年同盟中央委員工藤永藏密切來往，工藤是太宰治國、高中的學長，太宰透過工藤加入相關活動、庇護黨員。得知此事的大哥文治下令，太宰必須斷絕與共產黨員的關係，否則家中不再提供他生活費。

太宰選擇表面上的屈服，但後來特別高等警察登門拜訪太宰老家，大哥文治才發現太宰並未聽從勸告，還將生活費用來資助共黨運動，依然進出警局遭到訊問，怒而停止提供生活費，並帶著太宰投案。在這一年，被迫害到將組織自稱為「非常時共產黨」再次遭到全國性的逮捕，讓日本共產黨運動在戰前遭到毀滅。太宰自此離開社會運動，隔年登門拜訪生涯的導師井伏鱒二，並發表了本書收錄的〈變魚記〉、〈回憶〉等篇。

他把筆尖插入墨水瓶後又想了一下，便振筆疾書了起來。「Zenzo Kasai, one of the most unfortunate Japanese novelists at present, said,」──葛西善藏這時候還在世，不像現在這麼有名。（〈猴臉男〉）

在世界無情一再拋擲而來的挫折中，呼吸都嫌困難。《晚年》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品排列方式與時間息息相關，有如作家的自我介紹，也是太宰必須對自己身為作家的表態。前半古典，後半前衛，而〈戲謔之花〉剛好位居其中。作家不見得可以在自己生存的時代獲得關注，或是「正確」的評價，但他們依然靠著意志在小說中，抑或是文學的場域裡展現姿態，是一種用盡氣力的抗爭，就像葛西善藏，在貧窮與酗酒、不倫之間掙扎，成了小說，也難怪太宰不能不愛這位同鄉的前輩作家。

一九三五年，石川達三抱走了芥川獎，太宰治成為陪榜作家之一，太宰治極為不滿，甚至發文批評評審川端康成。其實當年文壇對於太宰的努力亦有正面評價，評論家矢崎彈對太宰這位新人作家的評語是：「少數的異端者」──當其他人繼續陷在自然主義的寫實認識泥沼時，他掌握了當代的不安與虛無，並以某種還算得上灑脫的姿態嘲弄世事，同時反省著現實的虛構。

自我意識過剩的時代，伴隨著自我只能破碎不堪的悲劇。回頭重新看太宰，他的世界同時是他的童話，不免多所天真。但如同他自己也深愛的〈逆行〉一篇，寫作既是生命力量的展現，同時他也得逆行，踏上嘗試找回破碎自我的路途。

※ 本文摘自 《晚年》，原篇名為〈導讀〉，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