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堅持手工縫製我們全家的衣服，稱縫紉機只適合給下人們做工服

文／趙孫樹瑩、趙芝潔

楊師傅住在我們廚房樓上的工作間裡，要不是他那麼一絲不苟、井井有條，那屋子早就亂套了。他在一張長木台子上縫製我們全家人的衣服，而這張木台時刻保持整潔，上面只放著縫製中的衣服。在台子的正中擺著一張凳子，他坐在上面既可以用瘦削的手臂向上夠到竹竿上套著的一卷卷彩色線軸，也可以彎下身，方便地從台子下面的紙板箱裡拿到織錦、亮片、花邊、嵌條和欽鈕，還可以轉過身去架子上取擺放整齊的織物布料。

他詳細記錄了我們全家人的尺寸，還要求我們這些小孩子在春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就去找他──不是為了給我們禮物，而是為了更新我們的尺寸。他一人負責我們全家八口人的四季著裝，從姆媽的定製禮服、爹爹的法蘭絨長衫到親婆的舊式長袍，還有孩子們的全套服裝。即使後來爹爹給他買了一台縫紉機，他還是堅持手工縫製我們全家的衣服，稱縫紉機只適合給下人們做工服。

他對做衣服這件事任勞任怨、盡心盡責，除了去買輔料，很少出門。每當夜幕降臨，其他家丁聚在花園裡磕瓜子、講鬼故事的時候，他總是選擇一個人待著。相比住在傭人間，他情願睡在工作間角落裡的硬板床上。

一個星期之前，放暑假的我百無聊賴，跑到楊師傅那裡去玩。他一如既往地趴在工作台上做著針線活，專心地給姆媽的牡丹旗袍編織一顆亮藍色的球形盤扣。他十三歲的時候就跟著一位盤扣師傅當了一年學徒，學會了製作各種編織盤扣、紐結。

這天早上，我溜進工作間的時候，楊師傅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打招呼。我倚在門口看他編織好一個盤扣，又開始做另一個。當我側身走到工作台邊上時，他連頭都沒抬。我站到他對面，從口袋裡掏出幾樣亮閃閃的東西，然後仔細研究起他枯黃的臉上各個棱角和凹陷。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用姆媽的蜜絲佛陀口紅在他緊閉的雙唇上塗了一個圓潤的紅唇。楊師傅皺起眉，依舊沒有抬頭，也沒有說一句話。於是我更加放肆，給他描了粗粗的濃眉，塗上了兩塊又大又圓的粉色腮紅。但他仍然全神貫注地編織著第三個盤扣。

楊師傅和我同時完成了自己手上的活計，然後突然起身去了樓下的書房。他站在爹爹的書桌前，聲音嘶啞地吐出了兩個字：「三妹。」爹爹立刻派人把我叫到書房並嚴厲地訓斥了我。然後命令我的保姆馬上去叫醒姆媽，讓楊師傅給她看看我幹了什麼好事。

儘管爹爹沒有讓我像其他兄弟姊妹那樣罰跪，但我沒想到他會這麼做。姆媽很少在中午之前起床，提前叫醒她很可能會令她一改往日的平和。我緊張地蹲在二樓走廊的窗簾後面，就在楊師傅大步走過的一瞬間，我飛快地跑到姆媽臥室的門口偷聽他們講話。

令我寬慰的是，姆媽的反應與爹爹形成了鮮明對比。她看到楊師傅的臉時撲哧一聲笑了出來：「你是說，三妹把你的臉塗成了這樣？她用了我最貴的化妝品，還是從美國好萊塢買來的呢。」

「她這次太過分、太欺負人了，」楊師傅的聲音聽起來怒不可遏。「她父親也同意。」

「嗯，你說的沒錯。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不管你做什麼她都很感興趣，三妹最欽佩、最欣賞你了。你原諒她好不好？」

「可這不是藉口，她打斷了我的活計。」

「楊師傅，過來照一照你的臉，」我聽見抽屜被打開的聲音。「這裡有面鏡子。你試著站在一個七歲小女孩的角度想一想。她無憂無慮，只是貪玩……這件事情就讓它過去吧。」

長衫還是旗袍？

母親優雅的中式禮服到底應該叫長衫還是旗袍呢？其實兩者皆可，取決於你是哪裡人，說哪種方言。

旗袍，是普通話或上海話的說法，曾特指中國清朝滿族男子的服裝。女性則是從1920年代才開始穿旗袍，是女權運動的象徵。在30年代的上海，寬鬆板型的旗袍逐漸進化成了貼身高領的樣式。這種沙漏型的設計既端莊又性感，開叉的裙襬稍稍露腿，不論是舞廳佳麗還是時尚貴婦都對其青睞有加。旗袍靈活百搭，外披一件西式夾克或長款外套顯得幹練商務，曳地剪裁配上古典刺繡或亮片設計，則顯得雍容華貴。

尋找面料、輔料和配件也是一種樂趣。姆媽常去老介福──靜安寺附近的一家商場，那裡彙集著來自全世界的面料。「綠屋夫人」等歐洲精品時裝店出售可供搭配的手袋、鞋子和手套；西伯利亞皮草店則可以定製外搭的皮草。

隨著政權的更替，上海的裁縫們帶著他們縫製旗袍的精湛技藝到了香港，隨後就出現了名稱的混淆，因為香港人稱這種服裝為長衫。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長衫則通常指爹爹愛穿的傳統男士長袍。（芝潔）

※ 本文摘自 《追憶上海》，原篇名為〈第一章 母親節〉，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