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躲避文字獄，大家開始考據古文～

文／蕭一山

康雍乾三朝不僅政治武功極盛，而學術亦甚為可觀。考據之學，風靡一世，當時號稱漢學。曾國藩說：「乾隆中葉，海內魁碩奇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號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

其實這種學術風氣，並非起自乾隆中葉，但以乾嘉為最盛的時候，可以籠罩有清一代，有些人比之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因為二者都是以復古而求解放的。假如我們把清代學術，整個的加以觀察評述，則漢學復興之說，還不算是篤論。

梁任公說：「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裡，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見《飲冰室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幾句話把清學的特色完全表示出來了。但一般人或者不明白怎樣是「倒捲而繅演之」？

原來中國學術從周秦諸子而演為漢唐經學，又由佛老影響而演為宋明理學，經學分今文古文兩派，理學分程朱陸王兩派，到清代作了一次的倒演，為中國學術結一筆總帳。換句話說，就是把中國學術都重新整理一番。

我們看清初學者因明末王學空疏的反動，推崇朱子，講求讀書傳注之學，文學家也極力規摹唐宋的古文，這可以說是由明反宋及唐。因為要通經致用，而「漢儒去古未遠，有法家，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之竹帛，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以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惠棟說）。由此才成立了「凡漢皆好」的漢學。這可以說由唐宋以反於東漢。

漢學是以校勘考據為基礎的，而戴震一派，精於斷制，常州一派，脫落名物，同時經學有關的學科，如小學、史學、天算學、律曆學、地理學、音韻學、金石學、目錄學等無不講求，因之而發達，雖稍軼出漢學訓詁的範圍，但解經求是，以微言大義為歸，仍然是西漢的家法。這可以說由東漢以反於西漢。

晚清以追根究底欲研究孔孟經學的真面目，更不能不研究和孔孟同時的諸子之學。這可以說由兩漢復反於先秦。步步上溯，層層抽剝，不特漢學「如日中天」，而整個中國學術，也倒捲繅演一下，呈現出燦爛的奇觀，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在歷史演進中有一種辯證法的公例：古聖相承，九流雜山，產生孔子中庸之合。「經」、「理」兩端，漢宋疊乘，產生清學的復古之果。就學術本身上看，明代就有這種趨勢，前後七子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規摹漢唐，力詆宋學，不就是先河嗎？

在明朝晚葉，已經有讀古書識古字的說文音韻之學發生了，顧炎武始倡捨經學無理學之說，而清初大儒都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極力反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狂禪」，欲矯正其弊。再加以西洋科學輸入的關係，天算地理都能幫助解釋古經，旁通子史。所以經學能夠發達起來，大都是時會造成的。

除此還有一種重要的時會因緣：就是清人因民族思想的關係，一方面牢籠士大夫，用利祿誘惑，制義束縛，特科羅致；一方面又壓迫讀書人，禁止集會結社，挑剔字句，屢興大獄，學者在異族的政治箝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乃至研究學問，也不能自由發揮思想，以免橫攖文網，遭受屠戮；如不「尚友古人」，「明哲保身」，還有什麼辦法呢？

故不得已才向書本上用功夫，以為藏身在故紙堆中，可以「與世無患，與人無爭」。卻不料會引起學術的新風氣，使逐步走上考據之途，而古學反賴以昌明了。積久成習，不但「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礪精進」；就是一般人也「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為恥」。

於是「家家許鄭，人人賈馬」。至嘉慶時代，書肆中風行經解說文輯佚一類的書籍，理學書幾乎無人過問了。奇特之士，既不屑於以科舉求仕進，制義文對於他們的影響很少，而科舉試場中，反受了他們的影響，有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入文者，輒獲上選，黠者反偽撰典故，以愚試官，試官欲避空疏之誚，也不敢過問（譬如晚清時代，蔡元培以周秦諸子典故作制義，竟獲聯捷，選入翰林院，時人謂之怪八股。

然房官推薦，闈墨選刻，一時摹仿得售者很多。乾嘉時代之漢學，當然也是一樣）。可見風氣既成，人莫敢違，潮流所屆，舉世歸心。

本文摘自《中國近代史概要》，原篇名為〈箝制政策下之學術〉，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