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促進現代文明的形成，卻也造成兩次大戰的悲劇

文／王世宗

民族主義含有一種民族優越感，這種情緒極易過度滋長，造成民族「自戀」自利的傾向，而害及其他民族，演成國際衝突，這令人懷疑民族主義似乎有助長黷武好勝的對外政策之可能，或為群眾暴力發洩之口實。民族主義發展至今，已造就許多民族國家的建立，但即在民族主義甫獲世人推崇時，它的弊端便同時顯現，引發許多討論。

民族主義在歷史上主要是以反抗帝國強權的角色出現，如今它的階段性任務似已大致完成，民族主義的現代使命及其在現代化中的定位為何，難免令人疑惑，尤其是在太平盛世時民族主義即無講求與發展的必要或機會，這暗示民族主義是一種滋生於困境的活力，卻非平時的生命力。

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盛世中，英國著名政論家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即慨言「民族權力的最大敵人其實正是現代民族主義」。現代文明追求個人主義價值，也追求天下一家的理想，顯然地，民族主義對此二者都構成相當的障礙，因為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相斥，而其民族本位立場也與世界大同的觀點(universalism)不合。

講求民族至上與國家認同的民族國家政體，對於個性的追求和人權的保障是否有利而無害，甚有商榷的餘地。今日吉普賽人(Gypsy)、以色列境外的猶太人與無國籍者(stateless persons)的困境與悲情，正說明民族主義與史上其他的國家觀念一樣，可能成為馬克思所言的「壓迫的工具」。另外，民族主義可為統一的力量，亦可為分化的力量；但在民族主義的條件與標準下，統一的範圍有限，而分化的可能無限。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內的人民，都可能進一步要求區別族群的差異，以致產生新的認同意識與要求獨立的呼聲。民族主義本難定型定性，因此嚴格講究民族主義的定義，必製造永無止境的「少數民族問題」，使某些人自覺是受壓迫的「弱勢」族群，這將造成民族主義的癱瘓或毀滅。

然而何為民族主義的中庸之道，這確是永無解答的，畢竟民族情感與認同是不斷在變化的。例如印度在英國統治之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它脫離殖民處境而獨立時則分裂為印度與巴基斯坦二國，至1971年孟加拉又從巴基斯坦中獨立出來，但這是否即是定局則無人能曉，因為印度半島上的種族、語言、信仰、風俗、傳統等差異甚多，民族認同的變化永不可測。由此可知，嚴格的民族主義蘊含一種自毀性與不安定性，使政局常處於動盪。

中古後期以來民族王國的興起本為反對大一統帝國的控制，但「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1871-1914)卻興起於歐洲民族國家體系(nation-state system)完成以後，這顯示民族主義的中庸精神極難維持。

當十九世紀後期德義民族國家建國後，歐洲列強便迅速相互激盪而發展出霸權擴張的狂潮，進行對亞非民族的侵略剝削。但也由於民族主義此時已經逐漸為世人所肯定與追求，歐洲列強對於其傷害他國民族情感與權利的帝國行徑，亦感良心難安，因此乃提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辯解，如「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強調西方人對落後地區的教化和開發貢獻）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強調適者生存的競爭有助於文明的進步），這說明民族主義與帶有排他性和同化企圖的種族主義(racism)，不過是一線之隔而已。

論者或以為現代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建立，必以民族為單元最屬合理而有效（畢竟「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人性表現使世界性的互助制度渺不可期），但由多種族組成的美國與瑞士，其社會的富裕安樂，顯示嚴格的民族國家體制未必是現代化的成功要件。

反觀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被濫用的例子，俯拾皆是。一次大戰後德義法西斯政權利用民族情緒建立專制獨裁統治，並假借民族主義問題發動侵略戰爭與屠殺猶太族群。另外，史達林亦利用民族主義，喊出「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口號，進行國內的清算鬥爭，排除異己，並激發東方民族的反歐美情緒，以推廣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本為反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立場internationalism）。這些例子都使民族主義的自由精神與促進和平的功能，備受懷疑。

濫用民族主義的例子，也同樣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一次大戰後，西歐英美等國協助東歐國家獨立，背後其實存有圍堵德俄的用心；它們在支持民族主義之餘，藉機扶持東歐親西方的政府，建立軍事防線，以達成懲治德國與反共的目的。為此，新興的東歐國家，並未能全然依照民族分布的實情劃定國界；西方列強在政治與戰略的考量下，犧牲了許多日耳曼人及其他民族的權益（例如捷克境內有三百萬日耳曼人），種下另一次大戰的惡因。

二十世紀後期在美蘇的對抗下，國際社會出現兩極化(bipolarization)的現象，雙方都在鼓動新興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打擊敵方陣營，使得戰後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遭受甚多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的介入與扭曲。以色列與阿拉伯人衝突的問題，便常被視為美蘇集團角力對抗的戰場，而難以單純化，於是霸權的糾紛不解，民族的糾紛亦不能解。

十九世紀後期民族主義興盛以來，民族主義常為群眾激情暴動的因素，與政客攬權獨裁之工具，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攜手並進的希望，已成明日黃花。二十世紀亞非國家領袖，往往高喊對抗西方霸權的民族與民主革命口號，進行奪權政變，然待個人大權在握後，則仍刻意製造東西對抗的假象，延續民族革命的氣氛，以轉移人民對民主改革的注意力。

似此，民族獨立有成，但民主改革無功，其人民仍在專制政權下求生，所受的壓迫與歧視未必少於異族統治時。可見民族主義若不能與自由主義共進，民族國家的建立恐無多益處。

本文摘自《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