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光正耀眼著——評《南方的光與夢：龍瑛宗與他的文學時代》

文／蔡易澄

「轉譯」或許是這幾年台文圈的新興關鍵詞。若要簡單的形容轉譯，那便是將學術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進入公眾的方式。操作的方法百百種，不僅主題各異，對嚴肅與通俗的拿捏比重各不相同。比如台文館的「拾藏」團隊自2018年開始運作，以館藏文物為基底，連結作家的生命與作品，現成了「轉譯研發團」，於去年集結出版《島嶼拾光．文物藏影》。同樣在去年出版的還有盛浩偉主編的《一百年前我們的冒險》，以非虛構的方式撰寫作家故事，並配搭作家作品選讀。歷來的轉譯作品都以不同作家的小故事組成，但今年由衛城出版的《南方的光與夢：龍瑛宗與他的文學時代》，則是專注龍瑛宗生命故事的轉譯新作。

《南方的光與夢》與作家傳記不太相同，它聚焦在龍瑛宗創作生涯的幾個階段。全書分五個章節，前四個章節都集中在1934年至1949年，描繪他如何在文壇迅速崛起，成為日語世代的重要作家。前四章的分章選擇了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1937年中日戰爭、1941年太平洋戰爭、1945年二戰結束、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凸顯作家如何受大歷史影響。寫作從來不是個人的事，殖民政策、意識形態、戰爭動員、報刊緊縮、言論管控、語言轉換等，都勢必影響作家的創作生涯。

以龍瑛宗來說，在發表了出道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不久後，便爆發了中日戰爭。他的日語創作生涯，幾乎是在戰爭中渡過的。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形勢逐漸變得緊迫，還被國家動員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台上演說官方準備好的台詞。然而個人的小說集，卻又因為內容不夠正向，而無法通過出版審查。到了戰後，雖從短暫活躍過一段時間，但旋即因為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失去了發表園地，暫時中斷寫作。龍瑛宗曾為了寫作，放棄銀行本業，投身擔任報章雜誌的編輯，但戰後的語言轉換，逼迫他只能放棄文學之夢，重回銀行業。這實在是台灣文學的哀歌。

書中第五章則是選擇從1976年開始寫起，那時龍瑛宗剛從銀行退休，打算重拾文學之筆。《南方的光與夢》很精準掌握了1970年代的「回歸現實」浪潮，在國際局勢的危機下，當時興起關懷鄉土之浪潮，以及日治時代作家開始被重視。龍瑛宗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重新提起了寫作之筆。而本書前面即鋪陳了龍瑛宗與西川滿、張文環的來往關係，一路延伸到戰後，讀來確實相當動人。龍瑛宗過去夾處在這兩位立場不同的作家之中，兩造各自為帶領的《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雜誌集團，還爆發了糞寫實主義論爭。然而帝國走後，從前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已然消失，迎來了新的考驗與困境。當龍瑛宗再度與兩人有所交集時，他們在乎更多的是能不能寫、還有沒有繼續寫。在那裡，一切只剩下文學了。

《南方的光與夢》除了是龍瑛宗的個人創作史，也是文學史。本書特點之一，是貼心地設有類似小百科的框框，讓讀者簡單了解行文中提到的人名、作品。這些知識，有助於我們去理解日語世代的作家，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中，避開先入為主的成見。好比說，龍瑛宗雖然時常提及自己喜愛杜甫，但這種文學養成不能放在我們當今的國文、文言文脈絡去思考，而是要擺回漢文的脈絡，甚至是東亞的角度來思考。龍瑛宗曾寫過〈杜甫在長安〉，但他的靈感來源之一卻是日本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記》，這其中便蘊含了很複雜的接受史關係。台灣文學有受中國文學影響，但途徑很多，絕非單一化的路線。要談影響，就更應把台灣文學放回世界來思考。

當然，我個人覺得《南方的光與夢》很值得與周芬伶《龍瑛宗傳》相互對讀。周芬伶《龍瑛宗傳》詳盡地描繪了龍瑛宗個人的一生。其中龍瑛宗在1950、1960年代間，與本省籍作家文心、鍾肇政，以及擔任《台灣文藝》編輯委員的故事，是非常動人且值得再深挖的一段。而周芬伶《龍瑛宗傳》在取材上，也有大量針對家屬訪問，是非常精彩且珍貴的資料，閱讀完《南方的光與夢》的讀者們，不妨可再讀讀。

也由於日語世代作家，在當今的國語教育中，是比較難接觸到的。我建議新世代的讀者們，也可以翻翻《龍瑛宗全集》，領略龍瑛宗小說的魅力之處。龍瑛宗在自然主義與新感覺派的作品上，完全能與日本幾位經典作家一較高下。除了成名之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燃燒的女人〉、〈不知道的幸福〉、〈貘〉等作品都非常值得一讀。

台灣文學建制化三十多年，這當中累積了豐厚的作家全集與專論，全賴於前行者的基礎建設功勞，我們才能從中轉譯故事。《南方的光與夢》打開了我很多不同種期待。我們還能轉譯哪一位作家的故事？是否可能藉此再改編成影視作品？南方的光耀眼，相信文學會是場永不褪色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