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分期的一些問題

文／張玉法

中國的歷史的分期，有許多標準。如果拿現代化的觀點，可分為傳統時代和近代兩個時期。傳統時代和近代的分界線，就是鴉片戰爭時期。這不是說傳統的事物，到鴉片戰爭時期都沒有了，而是說，自鴉片戰爭以後，傳統的事物愈來愈少，現代的事物愈來愈多。

實在說來，從鴉片戰爭時期，到中日甲午戰爭的五十年間，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大體仍是很傳統的。在政治上，中國仍然是一個以皇室為中心的專制國家，皇帝是國家的代表，甚至是國家的本身，當時尚無近代的國家觀念，個人以忠君的觀念與國家建立關係。政府官員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奴僕，不像現在，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那時中國雖為專制國家，但國家管的事情並不多。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受道家的影響甚深，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做事最少的政府。如果政府做事太多，勞民傷財，便被視為好大喜功；做事少，徵稅少，徵伕役也少，使人民安居樂業，便被譽為與民休息。以漢代歷史來說，漢武帝被視為好大喜功，而文帝、景帝清靜無為，有「文景之治」的美稱。

近代政治與傳統政治不同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管的事愈來愈多，人民的稅愈來愈重。由於傳統時代政治簡單，各級政府官員無多，在甲午戰爭前夕，全國不過二萬二千人，而現在，只臺灣一個省區，就有四十多萬公教人員。

在經濟方面，傳統時代的農業經濟大體穩定。從明朝末年到甲午戰爭前夕，中國人口從六千六百萬增至四億，但人民的生活水準並未降低。當時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靠農業，不像現在的臺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靠工商及服務業。

當時的農業生產，怎樣能應合人口激劇增加的需要？主要的有四種方法：(1)開墾荒地；(2)使用肥料和人力增加單位面積的生產量；(3)引進產量多的農作物，如中南美的甘薯、馬鈴薯，都在明末傳入中國；(4)發展經濟作物：如種桑養蠶的收入，較種稻米多數倍。可以看出，傳統時代，雖然不使用科技，也能有限度地解決生活上的許多問題。

在社會方面，傳統中國社會，主要是由士、農、工、商四種人組成。農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商人口占百分之十以上，士紳階層的人口占不到百分之一。以鴉片戰爭迄於甲午戰前的情況而論，中國約有一百五十萬屬於士紳階層的人，他們是政府官吏的主要來源，不做官的在地方上也為人民的表率。可以說是屬於統治階層。當時全國各地已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為工商所集居。

一般城市多為行政和文教的中心，有城牆、衙門、書院、文廟和考棚；也有些特殊功能的城市，如廣州、上海為商業城市，景德鎮、自流井為工業城市，寧夏、吉林為國防城市。城市一般為士紳活動的中心，也是儒家文化的中心。

在文化方面，西洋文化雖然已經介入，但儒家文化仍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學術與士紳階層有不可分的關係，讀儒書有成就，透過科舉考試，才能進入士紳階層。故士紳階層極力維護儒家的學術，維護儒家的禮儀、倫理與社會秩序。相反的，那些參加科舉失敗的人，或卑視科舉的人，除非有軍功，在社會上就沒有地位，甚至窮困潦倒。因此，在那個時代，寫小說的人，有不少是科舉失敗的，或卑視科舉的，或沒落家庭出身的。

在上述這種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下，小說作家大都是中下層知識份子，居於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之間，小說體裁一部分來自上層社會，如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一七一七？─一七六三），漢軍旗人，從曾祖父至父親，皆在江寧為世襲內務府織造官，但曹雪芹十多歲時家中犯案，財產抄沒，曹雪芹流落北方，日子困窮。《紅樓夢》即寫曹家盛時的貴族家庭生活。

有如前幾年，白先勇所寫的《遊園驚夢》。又如寫《儒林外史》的吳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安徽人，生在沒落的士紳之家，祖父輩為進士，父輩為貢生，自己因卑視科名，晚年窮極潦倒。《儒林外史》，即諷刺科舉制度。有如前幾年，吳祥輝所寫的《拒絕聯考的子》。

傳統時代的另一類小說體裁，來自下層社會。文人所了解的下層社會，部分為妓女的風流韻事，因為傳統時代的文人喜與倡優為伍。如陳森（江蘇人）所寫的《品花寶鑑》（出版於咸豐二年）就是寫妓女生活。下層社會尚迷信，神怪故事很多，小說家也常以此為題材，如山東人蒲松齡（一六三〇─一七一五），科場不利，七十二歲才補歲貢，所著《聊齋誌異》四三一篇，都是描寫妖狐神怪的故事。蒲松齡的一本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則描寫悍婦、雌老虎、獅子吼。傳統社會不管上層社會，還是下層社會，都是不公正的。

道光年間直隸人李汝珍（一七六三─一八三〇）性喜雜學，於科名無成，所寫《鏡花緣》，以武則天女皇時代為背景，寫出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實是為女性鳴不平。咸豐年間人石玉崑，以說書為生，就明人的《包公案》，改編為《忠烈俠義傳》（後改名《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寫宋時包公斷案，大公無私，表現除暴安良的思想。

本文摘自《歷史講演集》，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