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手伸進腦子裡，把製造出這些情緒和想法的中樞捏爛，丟掉。

文／寺尾哲也

我和柳君絕不能算是很熟的朋友。大學時在系館地下室，看過他打幾次桌球、日麻，在排隊買飯時相遇的話，會談些不痛不癢的話題。但某次將近黃昏，我們在後門遭遇，他卻突然說，他覺得人生好沒意義。

那個交通尖峰，往來的車流人流，絕不是什麼良好的談心時刻。我當時只感到「啊，被鯊魚循著血味咬到了」——像我們這種內在有兩種相反張力的人，不管外表是否得體合宜、成就是否耀眼，身上散發出的格格不入氣息，還是會讓同類之人迅速辨認出。

那晚，我們一不小心，站在辛亥路後門門口聊了整整三小時。柳君並沒有一股腦往我身上傾倒情緒垃圾，而巧妙地讓我對他的狀況感到共鳴。畢竟，我之所以會被找上，就是被柳君識別為同類的緣故。

但我討厭這種識別。

自己的外殼不夠堅固，武裝不夠完整，是一種失敗，或說是恥辱。那時的我執著於經營表象，想騙過所有的人。

柳君和我並沒有因為那一次的深談就改變什麼。其後，我前往美國唸書工作。從朋友圈聽說，柳君面試上一家韓國企業，搬到首爾，但在新進員工訓練過後就立刻辭職，連簽約金都不要了。他繪聲繪影地描述，那訓練營隊有多反人類，簡直是邪教洗腦——從早到晚的軍事化管理，睡覺不准側躺（會被叫起來罰站），或是飯吃不完的人要在寒冷的戶外立正喊企業口號之類。

「而且，很多同梯樂在其中。」他曾對我解釋。

如果是大家一起罵一罵嘲笑一下上層的迂腐政策也就算了。但抱怨的人會被檢舉，檢舉人還會得到點數。「乖寶寶貼紙。」他諷刺地說，「都二十幾歲的人了，恐怖吧。」

問他接下來怎麼規畫，他說，再找個學校念吧。

「碩士還是博士？」

「隨便。」

開始在加州工作後，我仍會被類似的人找上。有一位中國朋友阿昶，每天中午吃飯，他會無止境地講著當他存到多少錢以後，就要立刻辭職回國。他對於其他中國第一代移民熱烈追求的財富和美國身分嗤之以鼻，時常嘲諷買房結婚生子那樣宛如桌遊的人生道路。他不厭其煩地分析給我聽，北上廣深以外城市的物價和投資報酬之類。

「我現在就是做雞，攢錢等著贖身。」

阿昶說到做到。他租賃在朋友家的客廳，月付極其低廉的房租，每天在公司加班，假日也以公司食堂果腹。

他不買任何傢俱，坐在餐桌辦公。所有家當可以收進兩個大行李箱。

他要盡可能快速地升等，在公司股價還低時，盡可能快速地獲取最大量的股票 refresh。沒有休假日的他，唯一的休息時光只有禮拜五晚上。他習於吃一頓三小時的飯，配 Youtube 連續播放的車禍發生前的行車記錄器影片。或許，看那些即將被肢解、噴飛的人類軀體事發前安詳寧靜的幾秒，是他的舒壓方式。

有一次，他給我看了他的畫。畫在正式的水彩紙上，透明感十足的靜物速寫。他說他曾經念過美術班，後來放棄了，現在就是玩玩。我放大照片，圖畫上花瓶裡的水有隱隱的反光，反光融著枝葉和飄懸的粉塵，鍍在玻璃瓶表面，像一片片切得極薄的琥珀。他看我有興趣，又繼續秀了幾張，眼神裡充滿了柔慈。

我那時候才驚覺，原來這個人也是有快樂的表情啊。

阿昶的辭職目標金額每日浮動，基本全依心情決定——越痛苦的時候，金額越低。當他原以為受到力挺的升等再次失敗時，這個數字來到新低點。

然而，最先離開工程師業界的，反而是我。

所謂同類，往往是同時鑄鎔天堂與地獄的硬幣。同志社群如此，工程師社群如此。有時候我感到我們像是穿著極不合腳的舞鞋，在針尖上跳一支繁複的舞。為求看起來好，必須嚴格控制每一條筋肉、每一絡神經，到了病態的程度。過程中，若有旁觀之人用憐憫的口吻說：「啊，也太辛苦了吧。」我們就會感到深深的羞辱。

因為那話語中的無心，恰恰是最為輕賤的藐視。彷彿在說，我否定你為呈現這支舞蹈做的一切努力。

更多時候，同類根本不想相認，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厭惡實在太深，以至於任何「我可能和眼前這個人一樣」的鏡像暗示，都讓人直覺性地想逃。

多年之後，柳君博士班中輟，拿碩士學位進了公司。我們約見面時，看著他從遠遠的地方走來，穿的風衣被吹得脹鼓鼓的，好像沒有身體般，隨時都要消散於背景之中。他變得很瘦，沒有表情，也沒有情緒起伏。「吃藥的緣故。」他說，「這樣很好。」

「以前我時常想把手伸進自己的腦子裡面，把製造出這些情緒和想法的中樞捏爛，丟掉。我不想有這些痛苦。我不想死。我死了我媽怎麼辦。所以我就想說，如果可以什麼都不要想就好了。什麼都不要想，什麼都感覺不到，跟所有人一樣，那樣有多好。」

「吃藥真的很有效。」他說。「我過得很好。真的。」

柳君說，還記得他之前那個新人訓練完就逃跑的韓國公司嗎？結果現在他待的這間公司竟然被他們收購，新訓又重來了一次。只是這次一切都不一樣了。他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檢舉其他忿忿不平的同事，成為長官眼中的有為青年了。

「我過得很好。真的。」他說。

我跟他說，我離開這個業界了，現在全職寫作。

他沉默了一下，聳聳肩，「是喔？」

他的冷漠反應我完全認得，那大約就是大學時辛亥路後門，他像一隻循著血味而來的鯊魚，對我說「人生好沒意義」的那天，我所露出的表情。

以前我討厭他識別我為同類，現在他討厭我識別他為同類了。

這就是現世報吧。

我想起離職前最後一次出差，在加州和阿昶約見面吃飯。我時常在公司內部的人事系統查詢他的頁面，確認他是否已經執行他的贖身計畫，離開他認為的這間大妓院。去到灣區，我們還慎重地約在一間公司內部需要特別訂位的，全預約制餐廳。我開車載他從園區的西邊到另一端。

我們許久沒見，想要促進輕鬆氣氛的我，打趣地重述一次他的賣身論，問他這麼多年過去，早就存到當初說的那些辭職目標金額了吧，到底何時要走。

「誰跟你說的？」他說。

「什麼？」

「誰跟你說我要走的？」

我太震驚，太震驚於後照鏡映射的，他的反應，他的語氣，他的表情。

「我和老婆正在找代孕。」他說，「我們去年結婚，房子買在庫帕蒂諾，single family house。我們工作都忙，懷孕要中斷好幾個月，太不合算了。」

我幾乎當場傻住——這種說話方式，不就是當初他每天午餐都在嘲笑的，那種中國人嗎？

「那你現在還畫畫嗎？」

他不說話，看著車窗外。

我知道自己永遠失去一位朋友了。  

※ 本文摘自 《努力是癮》，原篇名為〈同類〉，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