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幣印刷是執政者的斂財術？

文／郭建龍

宋代為世界金融史貢獻最早的紙幣：交子。但同時也貢獻另一大奇觀：惡性通貨膨脹。紙幣造成惡性通膨，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宋代，直到現代仍然是各國政府斂財的主要手段之一。

最初紙幣之所以發展，為民間抵禦政府不當政策的結果。當時，四川是宋朝政府規定的鐵錢區，在這個區域內沒有銅錢流通，只有笨重、廉價的鐵錢。除了四川之外，陝西則屬於銅錢和鐵錢混合使用區，而剩餘的地方才是銅錢區。

在四川，由於鐵錢價值太低，有商號發明不記名的交子。人民可以把鐵錢存在商號中，由商號開交子作為存款證明。民眾可以用來交易，不管誰持交子到商號，都可以按照票額領取鐵錢。交子最初在民間發行，隨後由於有些商號倒閉的關係，引發信用糾紛，政府開始限制民間發行，最終改為政府統一發行。

官方發行交子之初，實行準備金制度。但隨後開始加大印鈔量，準備金制度被破壞。這時候的交子已經成為不可兌換鐵錢的紙幣。一旦政府掌握利用印鈔籌款的祕密，紙鈔就成為最隱祕的斂財術，神不知鬼不覺的從民間吸走大量財富。

紙幣猛於虎

西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國共內戰已經走到後期。為了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國民政府發行一種新型貨幣──金圓券，來取代已經貶值的法幣。按照規定，金圓券的發行總額為二十億元，並且有儲備用的黃金作為後盾，每一兩黃金兌換兩百元金圓券、每一兩白銀兌換三元、一枚銀幣兌換兩元、一美元兌換四元。由於法幣已經嚴重貶值，政府要求民間用三百萬元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券。

然而，政府受迫於嚴重的財政缺口，三個月後就取消限額發行，印鈔機「嗡嗡」開動、一刻也沒停。到了西元一九四九年一月，發行超過兩百億元，三月即達到兩千億元；到五月，竟然發行六十八兆，超過限額的三．四萬倍。鈔票發行過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讓紙幣加速貶值，一石大米的價格漲到數億元。

這次超級通膨是國民政府垮臺的重要因素。然而，這卻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大通膨。從古至今，中國最不缺乏的就是紙幣泡沫化。西元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也曾發生過大通膨。從西元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三月，全國一共出現四次通貨膨脹，糧食、金銀、面紗、工業原材料等價格輪番上漲，原因是財政收支不平衡。根據統計，當時的收入相當於糧食三百零三億斤，而支出卻達五百六十七億斤，赤字達到兩百六十四億斤。

政府為了平衡收支，將大批紙幣拋向市場。自西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人民幣發行，到一九四九年年底，一年內通貨增加一百六十倍，至一九五○年二月更增加到兩百七十倍。結果物價橫飛，人們紛紛囤積糧食、爆炒金銀。中央政府決定打擊投機取巧之人，禁止私藏銀圓。

到了西元一九五五年，第二套人民幣取代第一套人民幣，規定第二套的一元，兌換第一套的一萬元。雖然這次通膨沒有國民政府發行時猛烈，但在幾年內貶值一萬倍，也可以稱之為一次大型通膨。而在臺灣史上，也出現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當局必須發行另一種貨幣「新臺幣」，來取代「臺幣」，用一元新臺幣兌換四萬臺幣。

當我們以為紙幣通膨是現代才有的問題時，歷史卻說明從宋代紙幣誕生之初，就承擔著政府製造通膨、從中獲利的重任。由於北宋使用交子、鹽鈔、鹽引等多種信用工具，物價橫飛。從真宗景德四年（西元一○○七年）到仁宗皇祐元年（西元一○四九年），四十年間物價漲了五倍；到政和元年（西元一一一一年），漲了十二倍。之後物價開始崩潰，紙幣貶值率達到幾十倍，最後政府不得不直接將部分紙幣批次作廢，使得持有這些紙幣的人們瞬間傾家蕩產。

由於南宋更加依賴紙幣，並透過偷偷加印來解決金融問題，結果出現更嚴重的貶值，原本一貫的紙幣竟只值銅錢五、六十文，貶值大約二十倍。更嚴重的狀況出現在金朝，金朝的紙幣展現「連續迭代」的能力。一種紙幣失敗，就立即用另一種紙幣頂上；新紙幣不行，再換一種更新的紙幣。使得整體的通貨膨脹率，即便保守估計也達到數千萬倍，跟國民政府時期比起來，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金朝的紙幣最初叫交鈔，出現於海陵王貞元二年（西元一一五四年），到貞祐二年（西元一二一四年）時，每貫紙幣只值一文銅錢，貶值一千倍。於是，政府禁止錢幣流通，並全部改為用鈔，這也造成市場混亂。隔年，政府決定改個名字，叫「貞祐寶券」，但依然無法提振人民的信心。兩年後（興定元年，西元一二一七年），隨著貞祐寶券成為垃圾票券，政府決定發行一種「貞祐通寶」來替代貞祐寶券，兩者的兌換比是一比一千，將鈔票貶值一千倍。

為了保證貨幣價格，政府規定四貫貞祐通寶與一兩銀子等值。但很快就因發行量過大，使得貞祐通寶也出現大幅度貶值，導致一兩銀子變成可以兌換八百貫紙幣。再過四年（興定五年，西元一二二一年），政府再次發行新紙幣，稱為「興定寶泉」，與貞祐通寶的兌換比是一比四百，規定每一兩銀子值兩貫的興定寶泉。

隨後，興定寶泉又出現大貶值，政府只好再等兩年後（元光二年，西元一二二三年）再次發行「元光重寶」和「元光珍貨」。到天興二年（西元一二三三年）又發行「天興寶會」，此時距離滅亡已經咫尺之遙。到了金朝末年，由於財政失控、紙幣快速貶值、通膨嚴重，更無力抵抗社會和軍事危機。

之後的元朝、明朝也都有過惡性通膨，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現在。縱觀中國紙幣發展史，可謂是「紙幣猛於虎」也。只要政府壟斷發行紙幣的權力，不管人民如何防範都沒有辦法制止。當財政收支出現不平衡時，只要開啟印鈔機就可以解決問題，這種誘惑誰也無法抵擋。隨著二十世紀各國都進入紙幣時代，原本屬於中國專利的通膨現象，也蔓延至全球。這時回到源頭去看一看，便會了解紙幣的緣由和發展，更有助於掌握未來世界的走向。

「錢荒」引出的紙鈔創新

大約在宋仁宗天聖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音同「真」）接到數起金融詐騙案。這些詐騙手段非比尋常，在此之前還沒有出現過，這個手法是透過存款憑證完成。

當時，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錢莊，聯合發行一種存款憑證，每當有人將錢幣存入店鋪時，就發給儲戶一張紙作為存款憑證，叫做交子。交子為統一印製，上面印著風景人物，以及各個店鋪特殊的印記、押字，避免偽造。當人們拿錢過來，店鋪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寫數額，交給儲戶。儲戶只需付少量的手續費，便可以隨時提取現款。

這樣聽下來，交子貌似和現代普通的存款憑證沒什麼區別。但是這種紙卻有著另一番魔力。由於市場已經認可交子，人們可以把它當錢花，去市場買東西。賣家收了交子之後，可以去錢莊領錢。甚至賣家也不願意去取錢，因為持有交子更方便、金屬錢幣太沉，而一張紙既不占地方，也沒有重量。

不過問題來了，發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幾家由於經營不善，花掉存款人的錢，所以，他們發行的交子也無法完全兌現。人民發現後便上門要求兌錢，這幾家富商開始四處躲避，即便抓到，最多也只能兌換七、八○％，而非全額。

寇瑊到任後接到數次報案，決定清理交子亂象。他發現這些富商來歷不小，持有政府頒發的特許經營權，也就是說政府特許他們發行交子，給他們詐騙的機會。寇瑊不准這些富商再發行新的交子，也毀掉印刷母版，舊的交子也正逐漸退出市場。寇瑊將此事作為政績寫入報告中、上呈皇帝。卻沒想到引起朝臣激烈的爭論，有些人甚至指責他干擾市場。

恰好這時，薛田取代寇瑊擔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轉運使張若谷在調查過後，發現交子不能作廢，否則將在整個四川地區引發巨大混亂。為什麼交子對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長遠一點，就會發現交子是一千多年以來，民間社會對中央集權下的金融體系，所做出的反叛行為。同時也解決從漢代以來，一直困擾著民間的問題──錢荒。自從漢武帝將鑄幣權收歸國有後，政府效率不佳使得民間缺錢。而在中國古代，這種現象叫做「錢荒」，指與經濟規模相比，鑄幣的數量總是不足，品質也十分糟糕。

每個朝代之初，貨幣的品質最高，但由於政府的造幣能力不足、錢幣數量有限，人們無法得到足夠的貨幣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謂的銅錢大部分都已經不是銅，而是銅、錫、鐵和各種合金的混合體，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當局靠著鑄幣從民間抽取過多資源，卻總是生產不出足夠的貨幣數量。

以唐朝為例，唐代已經是個經濟發達的時代，但是貨幣數量卻始終不足，政府沒有能力鑄這麼多錢，卻又禁止民間鑄造，因此民間只能偷偷鑄錢。唐代的貨幣是唐高祖發行的開元通寶錢，每一千枚錢幣重六斤四兩。民間鑄幣品質要差得多，他們只能偷跑到山裡，用小爐子熔化銅塊，模具的品質也比不過官錢。但由於缺錢，民間社會連這樣的錢幣也接受。

到了高宗時期，私鑄行為已經非常嚴重，因此他下令不准惡錢流通，但屢禁不止，只能聽之任之。玄宗時期，宰相張九齡曾經提議開放民間鑄幣權，只要品質合格，不管誰鑄的都可以流通，除了提高民間鑄幣的品質，也能緩解錢荒。可惜皇帝最終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隨著唐代商業的發展，即便納入所有不合格的錢幣，仍然滿足不了金融需求。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老百姓只能用帛來交易。在唐代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蠶和織帛，帛是種最常見卻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政府接受的納稅工具。久而久之，帛也變成民間接受的貨幣，在沒有銅錢的地方，人們就用帛來代替銅錢。可惜帛有保質期，時間太長就會變脆和損壞，它也無法分割的太仔細，否則就失去使用價值。

安史之亂後、到憲宗時期更加缺乏現金，老百姓手頭有了銅錢也捨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民不得私自貯藏銅錢，除了留夠手頭花用，其餘都必須上繳，逼得人們流通貨幣，而不是藏在家裡的地板下。民間為了對付銅錢短缺的問題，發明將一吊錢扣除八十文的做法。如果交易時付現金，一吊錢只需要付九百二十枚，也就是打九二折。

由於銅錢過於稀少，各地方政府還採取限制貨幣流通的方法，規定商人不得攜帶錢幣離開轄區。所以當商人無法讓錢在全國流通時，也就抑制商業。這時民間就發明一種躲避的方法：飛錢。它是一種匯兌方式，人們在成都把錢交給當地的匯兌商，由該匯兌商頒發一張憑證，拿著憑證，就可以到長安的匯兌所取錢。人們不用在途中攜帶現金，避免路上關卡的困難。

飛錢算是民間利用技術，嘗試突破行政管制。飛錢最需要的技術是雕版印刷術，而在唐末正是印刷術突破的時候，商人恰好利用這一點。而宋代交子就是借鑑飛錢，解決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問題。

銅、鐵、塩交……宋代七巧板式的幣制

如果在宋仁宗早期，一名商人要在全國做生意，會由於政府設置的種種障礙，面臨許多現代人無法想像的新鮮事。比如一位住在成都的鹽商想去陝西賣鹽，再把收入帶到京師汴京購買房產。那麼他應該怎麼做？按照現代人的想法，他可以直接從成都批發鹽，送到陝西賣掉，再把錢帶到京城。但是在宋代，卻要經歷無數波折，他必須耐心的完成以下步驟：

　

一、政府規定食鹽不得跨界銷售，雖然四川也產鹽，但是四川的鹽嚴禁進入陝西地區。這位商人只能帶著錢，到陝西所在的鹽區去批發。

二、不同區域使用不同的錢幣。四川是鐵錢使用區，只准使用鐵錢。鐵錢相對於銅錢要沉重得多，因此，四川鐵錢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帶上錢出發，而是必須持巨量的鐵錢到成都的錢商，換取匯款憑證。之後再帶著憑證前往長安，從當地錢商手中拿到陝西的錢。

三、即便拿到陝西的錢，他還是無法直接去批發鹽，因為鹽是由官方所壟斷。由於宋仁宗早期還沒有推行范祥的鹽業改革，所以必須拿著錢先去購買糧食等軍需物資，再把糧食送到邊關，讓邊關守將開一張憑證，證明他對帝國國防的貢獻。北宋政府之所以這麼折騰鹽商，是因為政府運輸能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愛國精神，幫助政府把糧草送到邊關。所幸北宋疆域有限，邊關地區距離長安也不遠，只需要走幾百里。

四、離開邊關後商人得到憑證，但這只是生意的開始，他還得越過陝西、前往首都（京師汴京），把憑證兌換成鹽票，這些鹽票類似於配額指標，註明能夠購買多少鹽。

五、商人帶著鹽票，前往鹽產地提鹽。北方的鹽產地主要在山西解州，這裡生產的鹽叫解鹽。於是商人離開首都後，又馬不停蹄趕往山西領鹽。

六、當商人從解州領鹽之後，還只能在指定地區銷售。陝西屬於指定地區之一，因此他帶著鹽從山西再回到陝西。

七、假設他夠幸運，順利的賣掉手中的鹽，拿到陝西的貨幣之後，會發現錢幣裡既有銅錢，也有鐵錢，因為陝西是鐵錢、銅錢混合區，但是京師汴京卻只使用銅錢。如果他把陝西的鐵錢帶到汴京，不僅毫無用處還可能違法。只好再找一次匯錢商，把手裡的銅錢和鐵錢都換成憑證，再去汴京取錢。

八、當商人帶著匯兌憑證，從陝西再次到達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個過程是三過長安（陝西），兩到京師汴京，一進山西，一到邊關，才完成這貌似簡單的生意。當他取錢後、買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邸時，回想起一路的艱辛，或許這些感慨能讓他「詞興大發」，填幾首詞出來。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繪出北宋圍繞著金融、國防、鹽業等壟斷行業，所產生的複雜貿易體系，所以說北宋是中國金融體系最複雜的朝代之一。在北宋之前，統一的帝國只有一種金融制度，但是北宋卻是七巧板式，每個地區都有著不同的特點。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細節，北宋可以劃分成三大區域：四川地區是鐵錢使用區、陝西是混合使用區、剩下的地區是銅錢使用區。

物價橫飛，民眾拉整車錢購物

唐朝滅亡之後，國家分裂成五代十國，這些地方政權都各自發行貨幣。由於戰爭不斷、銅錢不足的關係，有的地區開始發行鐵錢。中國發行鐵錢的歷史也很悠久，在東漢開國時，四川地區曾被名叫公孫述的軍閥占領，他發行大量鐵錢來解決金融問題；到南朝梁武帝時期，再次大規模發行鐵錢，貨幣堆積如山、物價騰貴，人們拉著整車的錢去買東西，有時甚至連具體的數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由於鐵不是稀有金屬，與銅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鐵幣重量也比較重。所以說發行鐵錢只是窮於應付、而不得不採取的辦法。到了五代十國時期，位於四川的後蜀由於貨幣不足，也發行鐵錢。後蜀的孟氏在四川發行鐵錢後，規定民間須將鐵錢和銅錢，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錢中必須有一些銅幣、一些鐵幣，試圖用這種方式彌補銅幣問題。

當北宋併吞後蜀之後，朝廷乘機掠劫四川地區。地方官為了上貢，將大部分的銅錢都運出四川，所以本來的銅、鐵幣混合區，只剩下鐵幣。由於北宋初年，全國還沒有統一，而銅礦大都位於境外的其他國家，銅幣鑄造量不足。因此，政府趁勢決定將四川變成鐵幣使用區，不准銅幣流入，也不准四川的鐵幣流出。這項特殊政策，製造全世界罕見的鐵幣區，而陝西的情況又與四川不同。

在北宋初年，陝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領土一樣，都使用銅幣。但隨著西夏崛起，宋夏間的戰爭連綿不絕，而陝西則是戰場的主要後方。到宋仁宗時期，因經費不足，朝廷考慮採用四川的方法，鑄造一批鐵錢投向市場，將陝西從銅錢區變成銅、鐵錢混合區。

除了鐵錢問題之外，陝西還有大小錢問題。在鑄幣過程中，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不僅鑄造和銅幣一比一兌換的鐵幣，還鑄造所謂的大錢。大錢也分銅和鐵兩種，每一枚大錢可以兌換十枚正常的錢幣（稱為小錢）。這時，陝西就有銅錢大錢、銅錢小錢、鐵錢大錢、鐵錢小錢四種貨幣。後來河東路（山西中南部和陝西部分地區）也採取類似做法，通行銅鐵大小錢。

陝西（和河東）地區變成銅、鐵錢混合區之後，立即引發混亂。在這四種錢幣中，最不值錢的是當十大鐵錢，所以民間競相私鑄這種鐵錢。後來，官府意識到比值並不合理，改為一枚大錢當三枚小錢，後來改為當兩枚小錢，民間才慢慢接受大錢。可雖接受大錢，卻還是排斥鐵錢，因此後來變成兩枚鐵錢只能當作一枚銅錢用，甚至三枚鐵錢換一枚銅錢。著名大臣歐陽修曾經去河東路考察過當地的幣制，回來寫〈乞罷鐵錢劄子〉向朝廷彙報。他的結論如下：

　

一、河東有分別位於晉州和澤州，鑄造鐵錢的錢監。兩監共鑄大鐵錢四萬四千八百餘貫（折合小鐵錢四十四萬八千餘貫），小鐵錢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

二、晉州鑄造大鐵錢的利潤（用銅錢買鐵，再鑄成鐵錢，其面值與成本之比）有十五倍之餘，鑄造小鐵錢的利潤只有一倍有餘。澤州鑄造大錢利潤二十三倍有餘，小錢利潤兩倍。

三、鑄造小鐵錢並不划算，雖然看上去有一、兩倍的利潤，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鑄造的數量有限，不怎麼能盈利，所以不值得鑄造小鐵錢。

四、由於鑄造大鐵錢的利潤很高，人們紛紛鋌而走險私鑄，官府屢禁仍不能制止，最終反而擾亂市場。

　

因此，歐陽修請求廢除河東地區的鐵錢。雖然結論是經過仔細考察而得，卻不會改變皇帝的行動。當財政吃緊時，政府幾乎不可能放棄任何一筆收入。除了這兩個特殊地區之外，其餘地方主要使用銅幣。北宋的銅幣發行量龐大，好的時候可以達到漢、唐的幾倍至十倍。宋神宗元豐三年，曾經最高達到五百零六萬貫，也就是五十億枚錢幣，說明北宋經濟的發達。

但即便是這麼大的發行量，政府都沒有試圖減少鐵錢、回歸銅錢，因為永遠都覺得不夠用。龐大的戰爭、貪婪的冗官，讓北宋的財政左支右絀，無力解決任何問題。發展到這個時候，四川的民間力量開始甦醒，創造紙幣來解決各種鐵錢難題。

交子：民間播種，政府收穫

宋太宗淳化四年（西元九九三年），四川發生王小波、李順之亂，造成四川鑄造廠不得不停工。在這之前，四川每年都鑄造數十萬貫的鐵錢；停工後，民間立即出現錢荒。

在叛亂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於鐵錢之不方便，探索著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在宋代，四川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經濟規模僅次於江南。可是鐵錢大錢每貫重達十二斤，小錢每貫也重達六．五斤；購買力也小得可憐，一匹絹的價格大約是二十貫鐵幣，也就是一百三十斤重。一個女人如果要出門買一匹絹，需要額外帶一個壯漢當背夫，這人不是為了拿貨，而是為了拿錢。

特殊的存款憑證由此而生，人們直接拿來日常交易。這種存款憑證與唐代的飛錢類似，本質卻不同。飛錢只是種匯款工具，需要匯款人本人到異地領取；這種新憑據卻是在本地使用，並且具有匿名特性，已經接近於現代鈔票。因此叛亂發生後，由於錢荒的關係，使得存款憑證突然間變得更加流行，參與的錢莊數量也大大增加。

私人錢莊發現可以偷偷的多發行幾張、供自己使用，多發的憑證並沒有人存錢，也沒有準備金；只要人們不要同時兌換，就不會有露餡的風險。但當所有錢莊都偷偷增加發行量，就產生風險了：總會有不謹慎的錢莊發行過度，到最後無法兌現。只要有一張票據沒有兌現，其他持有者聽說後就會趕來兌錢，這時就會發生擠兌行為，造成市場混亂。

到真宗時期，這些事件引起益州知府張詠的注意。他進行小規模的改革，將發行憑證的錢莊限定在最有錢的十六家，並形成一定的聯保機制，增強金融穩定性。在這時，這種憑證已經有了名字：交子。不過由於是私人發行，後來被稱之為「私交子」。

交子已經逐漸成為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們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鐵錢時代。但是，由於十六家發行商財力不同，有的錢莊管理得好，能夠隨時滿足民眾的提現要求；有的管理不善，就無法提領現金。加上發行交子所帶來的複雜問題，使得有些發行商逐漸沒落，有的成為優勝者。

沒落的錢商無法拿出足夠的現金，只能付出七、八○％，也就是帶一貫的交子來，錢莊只能付七百到八百現款；有的錢莊甚至乾脆閉門不出，讓人民無法領取現款。

當越來越多官司時，政府開始第二次審視起交子這一問題。此時已經是宋仁宗初年，擔任益州知府的是寇瑊。他決定廢除交子，並勸說錢商王昌懿等人關閉交子鋪，並逐漸把錢退給存款人。然而，當他將這個問題上報給皇帝時，卻引起朝廷內關於交子存廢的大討論。

寇瑊是代表廢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上呈報告後就被調往別處，接替他的是薛田和轉運使張若谷。兩人在調查後，反而提出相反意見。薛田認為由於交子便於使用，想要廢除已經不現實了。如果政府明文廢除，只會將交子逼到檯面下，更難管理。

認同此觀點的，還有後來的交子務負責人孫甫，他說：「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可是薛田和張若谷雖然不贊成廢除交子，但也並不贊成私人發行，不如將交子收歸官營，由政府賺取利潤，又讓民間享受交子的便利。

於是官方將交子國有化。同一年，薛田成立益州交子務，負責發行紙幣，此時的紙幣又與民間自己發行時不同。以前每張紙的金額不同，需要現場填寫；到了政府發行時，會事先印好一貫到十貫的數字，這和現代的紙幣完全一樣。

早期交子限地區發行，一離開即為廢紙

我們要先知道，交子並非憑空發行。每發行一貫的交子，必須有一定的準備金。最初一界（使用期限每兩年或三年一界）交子印行的數量，是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而官方為此準備三十六萬貫的準備金。雖然不是足額的保證金，但考慮到百姓不會同時提現，三十六萬貫已經足夠保證金融穩定。

其次，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年頭則發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時將舊交子收回並銷毀，保證市面上總共只有一百二十五萬貫的流通量，避免通貨膨脹。另外，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為鈔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廢紙。最後，交子是實行鐵幣本位制，它標明的面值都用鐵幣來衡量。

宋代是金融創新的朝代。除了交子之外，在北方、特別是陝西地區，使用的鹽鈔也是種信用票據，即用鹽來計算財富。可以說鹽鈔就是用鹽作為準備金的貨幣。薛田和張若谷將交子發行權收歸政府，結束交子最具活力的時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時代，雖然存在著一定的風險，但隨著市場淘汰不合格的參與者，那些優勝者將有非常高的信譽，和足夠的實力來保證金融穩定。市場競爭雖然殘酷，卻又非常有效，能產出最優質的產品。許多人認為只有國營才能保證品質，但是官方壟斷發行之後，交子是否更可靠？它是否能夠避免貶值問題？有時，政府的確想保證品質，但大多時候不僅做不到，還偷偷的利用紙幣斂財。

執政者最隱蔽的斂財術

紙幣為什麼會貶值？如果將角度放眼世界的話，會發現紙幣發行的方式能分為兩種。一是與某種金屬貨幣聯繫。在二十世紀之前，世界上所有使用紙幣的國家，都會將紙幣和金、銀或者銅錢聯繫在一起，規定一元鈔票相當於多少金屬貨幣，人們隨時可以拿紙幣兌換。

只有在少數戰爭時期，政府會管制金銀、限制紙幣兌換，但是戰爭結束之後，政府總是想方設法恢復與金銀的兌換比率，實行自由兌換。在這個時期，由於紙幣和金屬貨幣可以互相兌換，因此不會貶值。只是到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才發明出不與金屬貨幣聯繫的紙幣系統。

到了現在，各國發行的紙幣都在浮動，只不過實行幾十年，卻已經造成普遍的通貨膨脹，即便是美國，其平均通膨率也是使用紙幣前的數十倍。而不管是威瑪政府時期的德國、國民政府、俄羅斯，還是辛巴威，都出現過更加令人瞠目結舌的情況。對於世界而言算是新經驗，而在中國卻已是老智慧。

交子出現之後，政府就已經有利用紙幣籌錢的實驗，它在北宋時期還很小心翼翼，到南宋時期則加速並失控。而與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國，則由於太認真效仿，使得市場如同脫韁野馬般，直接進入超級通膨狀態。

最初，四川官方的確想讓交子成為有信譽的金融工具。官方在長時間裡也都遵守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的限額，沒有加印或偷印鈔票，交子被整個社會普遍接受。由於鐵錢過於笨重，許多人甚至寧可多出點溢價，也要持有交子。雖然宋真宗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每年向遼貢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但因為長期和平幫助經濟發展，政府並沒有破壞金融穩定的動機。

而到宋仁宗寶元元年（西元一○三八年），西夏李元昊稱帝，事情出現變化。由於仁宗不承認西夏人當皇帝，雙方進入戰爭狀態，財政入不敷出，無暇顧及當初審慎規畫的金融政策。到仁宗慶曆年間，邊關吃緊，朝廷讓商人把物資送往前線，卻拿不出現錢支付，因此讓四川多發行六十餘萬貫的交子去支援陝西。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在陝西試行，但多印的交子沒有準備金支持，所以無形中破壞金融秩序。

慶曆年間也是鐵錢在陝西逐漸流行的年分，因此也陷入與四川一樣的困境。到宋神宗時代，由於西夏戰爭的消耗，財政更加困難，中央政府決定直接在陝西實行紙幣。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陝西，而是陝西設立獨立的交子務發行紙幣。但當時四川有較為充分的準備金，陝西卻沒有，所以發行並不成功，而且還因此影響人民使用鹽鈔，可謂得不償失。所以政府停止在陝西印刷交子。

四川交子發行的規則是發新收舊，每隔三年發行一次新紙幣，規定人民必須拿舊紙幣，按照原價兌換成新紙幣，但是需要繳納三十文的工本費，藉以維持市面上流通的數量。

熙寧五年（西元一○七二年），為了應付財政危機，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多發行一界交子，卻並不按慣例回收老一界的交子。於是市面上兩界交子並行，紙幣數量一下子擴大一倍，但準備金卻並沒有增加。轉眼之間，政府就將相當於十二億枚錢幣的財富，從民間轉移到自己手中。

此舉造成市面上的紙幣貶值，一貫交子已經換不來一千枚錢幣，只能兌換到大約九五折的價格。於此同時，隨著紙幣數量增多，四川交子逐漸擴散至北方，開始在陝西流通，更進一步影響鹽鈔的生意。為此政府下令禁止在陝西使用四川交子，將通貨膨脹的壓力留在四川境內。

此時，皇帝更加清楚了解紙幣的性能，即使沒有準備金、偷偷的超量投放紙幣的話，百姓既不會發現，也沒有力量阻止；就像在酒裡加水一樣，只要不過度摻水、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沒有人會在意。

這對於政府不啻一條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動一動印鈔機，就能立馬緩解國庫危機，那這樣何必興師動眾，加強什麼正規稅收？但執政者沒有意識到，用紙幣斂財的確能在短期吃香喝辣，但長期這麼做，經濟就會失控。

宋哲宗紹聖元年（西元一○九四年），政府又多發行十五萬貫交子；元符元年（西元一○九八年），又多發四十八萬貫。這些紙幣都是拿來應付陝西邊境的開支，而之前禁止陝西使用交子的法律，也已經不再有效。

從這時起，因印刷紙幣不再受數量約束，交子在四川和陝西地區越來越氾濫。到宋徽宗時期，在蔡京的主導下，這些紙幣和鹽鈔對經濟造成強大的破壞，引起世界上第一場新技術所帶來的金融大泡沫。

※ 本文摘自 《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原篇名為〈第十章　紙幣：溫水煮宋朝青蛙的遊戲〉，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