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稱霸天下，就得讀這本書！

文／王讚源

管子名夷吾，字仲，齊國潁上人（安徽潁上縣）。生年不詳，卒於桓公四一年(？—645 B. C.)。

管仲幼年貧困，後由知己朋友鮑叔的力薦，當了齊相，前後四十年，終使桓公成就霸業。他任政期間，通貨積財，與民同好惡，使偏處海濱的區區之齊，富國強兵。這對韓非「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安危〉）、「治彊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五蠹〉）的觀念應該有所啟示。

在國際間，他號召諸侯尊王攘夷，保住了諸夏文化，所以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他表現的政績，使得一向不輕易以仁許人的孔子，頻頻讚歎：「如其仁！如其仁！」（〈憲問〉）。管仲以一介平民，躍登春秋政壇，叱吒風雲，這種政治上的新形象，給後來士階級的崛起，必然有過相當的鼓勵作用。

《管子》一書，漢朝以前無人懷疑。《韓非子‧五蠹》說：「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見其成書年代甚早，《淮南子‧要略》就說，《管子》之書生於齊桓公之時。而司馬遷更明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史記‧管晏列傳》）可見漢時確有《管子》之書。其書原有五百六十四篇，後經劉向校刪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本《管子》則僅存七十六篇。

晉、唐以來，許多學者懷疑《管子》書非管仲所作，有認為全書出於後人的綴輯，有認為部分出於後人的綴輯或附益，甚至有人認為其書純出偽託。其實，考之先秦，古籍大致由後人編輯而成。《管子》一書，遠在春秋中期，自不能例外。綜合各家之說，《管子》書由纂集而成，可為定論。

雖然《管子》一書出之纂集，但不能說此書與管仲無關。細讀全書，有關政治思想往往針對春秋時代背景而發，如蕭公權所舉的例子有四：

1. 書中所論霸政乃變態之封建政治。
2. 《管子》每露重視家族宗法之意。
3. 《管子》不廢人治，且重禮教。
4. 《管子》尊君而不廢順民之旨。

這些思想與戰國時代背景有很顯著的差別。所以蕭氏說：「其執筆者或有六國時人，其立論或參入專制天下前夕之觀念，而其思想之大體或非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以後所能有。」（《中國政治思想史》頁一九三）

近人以為法治思想乃戰國末年的潮流，時在春秋中期的管仲不能有，因而斷定《管子》出於偽託。這一說法，有待商榷。《管子》書中所論法治，與戰國時法家的觀念有所不同。以上所指管子重禮教，不廢人治，尊君而順民，重視家族人倫，皆與商、韓等法家思想不同。

除此以外，商、韓主張重刑嚴罰，尚農戰，《管子》雖有「刑殺無赦」之旨，只是信賞必罰的強調，並未主張重刑，也不尚農戰。《管子》言勢簡而少，不像慎、韓的精深而且反對尚賢。《管子》言賞罰的重要，但不像申、韓明言用「術」，所以《韓非子‧難三》批評管子「言滿室堂」非術家之言。

再說，《管子》反復明言君主本人守法的重要，如〈法法篇〉稱：「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任法篇〉更謂：「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而商、韓言法，雖責親貴守法，卻使人君的地位超出法之上。這種君主本身守法的觀念，一直要到《淮南子?主術》才再度被重視。而〈任法篇〉所謂六柄：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已為韓非賞罰的二柄所包括，其先後之，明白可見。看了這些例證，所謂《管子》言法諸篇「晚出於戰國中世法家完成之後」（羅根澤《管子探原》）的話，不能輕信。郭沫若說它出於齊的稷下先生所輯（婁著《管子評議》頁二六五），倒可以作參考。

　《管子》一書，有道家思想，有法家思想，有陰陽家思想，也有兵家思想，可見其內容之雜。《漢書‧藝文志》列之為道家，《隋書‧經籍志》改列為法家之首。蕭公權說：「吾人如謂《管子》為商韓學術之先驅，而非法家開宗之寶典，殆不至於大誤。」（《中國政治思想史》頁一九三）

總之，管仲是法家型的大政治家，《管子》是研究法家思想的重要典籍。

本文摘自《中國法家哲學》，原篇名為〈法家重要人物〉，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