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者不生?是誰的問題?

生或者不生?是誰的問題?

文/張茵惠(《Savoir》總編輯/台灣思想文化協會理事長)

2024年11月29日,應游擊文化邀請,我在現流冊店面對著數十位線上線下觀眾談論這個既私密又公共的話題:「生或者不生?是誰的問題?」

頗為意外的是,參與民眾的年齡層、性別與生命經驗跟我原先預期的有些不同。不僅有年輕男性,更有已經不在育齡的女性,甚至線上提問者還出現了已婚且有成年子女的婦女,她說如果回到當初,不會做出生育的決策。

 這讓我思考:社會經常把生育當成專屬於某個年齡層女性必須去煩惱的議題,甚至動輒以「你之後會後悔」、「快去凍卵吧」予以威脅。然而,卻不曾思考,男性同樣必須有意識地決定是否生育,他們並不是人類繁衍養育後代時的NPC,而是真正的參與者。 

如果我們淡化男性在其中的角色,不僅忽略跟輕視了那些認真思考人類存在意義的男性,也等同給那些毫不思考就生育下一代且未盡撫養職責的男性一張免死金牌:「反正他們沒懷孕不會懂!」、「不像媽媽自然就懂,男人要被訓練才會當爸爸。」 事實並非如此,女性不是天生自然就懂怎麼撫育下一代,不是天生自然就能接受有可能死亡的分娩風險,若她們看起來駕輕就熟,那是因為她們遠比男性更努力,而這份努力被簡化跟貶低成「天生母性」,這種凹了人又不給錢,以為口頭嘉獎就足夠的「慣老闆思考模式」實在令人作嘔。

國家為什麼要求女人生育?

開場時,我介紹了日本作詞家兒玉雨子2024年11月發表在SNS上,且引發正反兩方辯論的評論:「把兒童描述為未來納稅人,就跟把女性形容為生育機器一樣,讓人無法接受。」

三十多歲的兒玉之所以會有如此不平之鳴,是因為日本國稅廳推出的學童稅賦教育計畫中,確實把兒童跟青少年稱呼為「寶貴的未來納稅人」。在國稅廳展示的教案中,學生被告知自己負有重要責任,在超高齡與少子化社會中穩定納稅以撐起國家。 

如果把女性稱為「珍貴的生育機器」,大家肯定會覺得十分噁心,侮辱人性尊嚴的比喻不會因為前面加一個恭維的形容詞就變成好的。那為何「寶貴的未來納稅人」卻可以如此頻繁且自以為「中性」、「不冒犯人」地出現在日本各種官方論述中呢? 

女性確實一般來說具有生育的「功能」,兒童確實未來會成為重要的「納稅人」,但這些敘述並沒有把人當成值得尊重的個體,而僅是強調他們的「部分功能」。在日、韓、台等東亞國家相繼出現的急遽高齡化現狀中,「少子化對策論述」無不更加強調女性與兒童的工具性質,日本「未來納稅人」的說法確實是粗暴了點,但其實台灣與南韓的官方論述也沒好到哪裡去,全都暴露了國家急迫需要女性生育的真正理由──如果人民繼續不生,年金會垮,勞動力市場會空,賦稅會不夠。 

此時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卯起勁來把自己的退休儲蓄準備好,那麼還欠國家一、兩個小孩嗎?就結論來說,沒有年輕人的社會,就沒有人站便利商店、送Ubereats,做各種實際的生產性勞動,因此國家無論如何都需要年輕人「新鮮的肉體」,除非這些都被AI完全取代。說是「實際的生產性勞動」,是相對於操作金融商品,或者做一些被稱為「bullshit jobs」的企業顧問工作而言,後者製造的價值就只是是買空賣空。

中產階級消失了:辛普森家族裡的職業不再存在

與此同時,日本嬰兒潮世代至今仍掌握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資源,甚至決定了大部分政策走向,他們卻是少數「領取退休金金額多於當年繳納保費的世代」,如此令人反感的世代不正義,讓在21世紀經濟衰退苦果之中打滾的Y世代、Z世代,上網痛罵老人為「老害」、反對兒童被稱呼為「未來納稅人」。如今在台灣引發爭議的老人強逼禮讓博愛座問題,某方面來說也是世代不正義造就的反彈。 

在90年代以降,世界籠罩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開放市場,帶來的是中產階級徹底消失。 《辛普森家族》33季第22集具體描述了這個現象:荷馬為了感化調皮的兒子霸子,帶他去體驗自己在核電廠的核安檢查人員生活。討厭念書的霸子非常喜歡這份工作,而且認為能夠靠這份工作養活全家「很酷」,難得景仰起了荷馬。然而就在霸子立志日後也要成為技術工人之時,卻被其他大人告知:「你永遠不可能獲得這份工作。」霸子提問為什麼,他究竟哪裡不夠好時,對方回答:「因為在你這個世代,這份工作已經不存在了。」 

以政治諷刺聞名的《辛普森家族》開播於1989年12月,當時設定爸爸荷馬為普通的核電廠工人、媽媽美枝是家庭主婦,他們雖然不算富裕,但擁有郊區的房子、車子跟門前綠地。三十年後的2020年,《大西洋》雜誌發表了一篇引起廣大迴響的文章,題為「荷馬.辛普森的生活已經遙不可及」,因為藍領乃至低階中產階級的工作若不是逐漸消失殆盡,就是難以支應養房、養車、養三個孩子的生活。 

兩年後,《辛普森家族》製作團隊自己致敬了這篇文章,2022年播映的33季第22集是該季收尾集,總結了節目組認為最重大的社會時事。這集的正式名稱是「貧民窟搖滾」(Poorhouse Rock),霸子的覺青妹妹花枝則告訴他,由於教育標準不斷提高、學生貸款負擔愈來愈沈重,因此霸子永遠不可能接替荷馬的職位。霸子先是說要去當網紅或者玩加密貨幣,但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我沒有未來。」在其他集數中,劇組也曾鋪陳原本一直被設定為日後長大會進入常春藤盟校的花枝,因為擔憂父母的經濟狀況,加上懷疑美國過於高昂與私人化的大學教育費用無法讓她出人頭地,只是浪費錢,因而拒絕升大學,並與母親爭執的心情轉折。 

21世紀已經過了四分之一,我們在不同國家相繼看見的其實是19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全球化惡果,包括貧富差距惡化、經濟轉型失敗或產業所得分配不均,再加以在東亞文化中,生育必須與婚姻綁定,這些全都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生育率無法回升。當然,有人會提問,難道不可能「我就只是不想生」,而不是與經濟有什麼關聯嗎?這可以用電腦人道主義回答。

電腦人道主義的有趣提問

在AI日益發達的當下,原本可能只是思想實驗的「電腦人道主義」變得更為靠近生活。電腦人道主義者認為,如果我們有辦法創造出「真正能思考」、「有自我意識」、「理解存在是什麼意思」的AI,那麼把它創造出來是否是不人道的?

他們認為,是的。這個AI從未要求被製造出來,而你即便不製造它,對你的生活也沒什麼損害──譬如,你大可以持續製作沒有自我意識的普通AI──而你卻把它製造出來,讓它感受到「自我存在」必然帶來的痛苦,這就是不道德的。

更有甚者,電腦人道主義(或稱數位反出生主義)者還主張,如果真的出現一個徹底仁慈的超級智慧,那麼它也非常可能必然會推論出「唯有人類停止繁衍才是最終阻止苦難的解方」。 

電腦人道主義認為,存在比不存在更好,本身是一種「偏見」。這不僅適用於電腦,更適用於人類。人類社會所謂的「家庭和樂」、「天倫親情」,全都是建立在存在偏見上,而繁殖本身就是自私的。 

從這個觀點,無論是闡述養育子女的痛苦,或是闡述兒童無法看見未來的痛苦,其實都是在溫和反對「存在偏見」。因為,不存在痛苦的環境事實上不會發生,差別只是在於,我們個別對於痛苦的忍受度有多少。有些人認為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生育子女依然具有正面意義;有些人認為至少必須在更好一點的環境中,才能減少生育子女其實不道德的問題;更有些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無視他人意願把人生出來。 

而讓我感到最無法忍受的一種流行觀點是,把子女當成「人生必經的歷程」、「值回票價的旅程」、「現在不做以後會後悔」,無緣無故把另一個人生出來,竟然跟「此生必去的打卡景點」是同一種動機,真是令人感到十分幼稚而且不負責任。 

因為我們不是果蠅,不是禽獸,生育不應該是一種本能,而應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我認為,不應該由反對生育的人解釋自己「為何不生」,而應該由那些想當然耳認為應該生育的人──包括政府在內──好好解釋「為何要生」。 

我曾寫過,「人不是國家的工具,不是社會的工具,從沒有要求自己被生到這個世界上,更沒有為了群體繁殖下一代的義務」。讓活著的人感覺到活著是幸福的,他們就可能願意追逐愛情,進而生育下一代。指著他們的腦袋說他們不夠努力,則完全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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