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兒防老」是當時社會依賴的投資行為？

文／陳志武

血案引爆「禮法之爭」

為什麼華人社會目前還是把「禮」看得遠高於「法」？這跟我們探究的金融有什麼關係？

我們看之前網路上熱門的血案故事。二○一六年四月，一場血案發生在山東，緣由是債務糾紛。蘇女之前為維持自己公司營運，借了人民幣一百萬元的高利貸，月利息百分之十，後來卻無力償還。放貸方派十人前往討債，先是監視追蹤蘇女和其兒子于某，母子走到哪，催債者就跟到哪，連吃飯也被跟隨看守。後來，母親被催債者用下體侮辱、脫鞋掌嘴，在員警介入四分鐘後隨即離開，糾紛再次延續。面對無法擺脫的困局，于某選擇持刀反抗，殺死一位、刺傷三位跟監者。

兒子因為受辱的母親而殺人，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判決結果一出，社會輿論轟動，網上輿情一面倒地同情報仇的兒子，大多數人都認為兒子為母報仇，符合儒家的「禮」，違法殺人也能諒解。也就是說，人們普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禮大於法！如果「禮大於法」在古代有它的道理，那麼，這個「道理」是什麼？到今天，是否還成立？

「禮大於法」的古代邏輯

在孔孟看來，「禮」是實現「三綱五常」名分等級秩序的關鍵，而最為重要的「禮」是兒子對父輩的無條件孝敬、妻子對丈夫的無條件忠貞。換句話說，如果兒子的孝敬是有條件的，可以根據不同情況而打折的話，「養兒防老」體系下的跨期保障就變得不確定，父輩就有理由擔心老無人養、生老病死無人管了。

如果不堅守「禮」的絕對性，「養兒防老」這套儒家安身立命的體系就會潰散，老百姓會失去安全感。一旦人們不能安心生活，社會秩序就會崩潰，暴力與戰爭又會成為常態。

今日還是「禮大於法」？

在儒家「禮」的規則裡，為什麼為父報仇、殺害別人是一種大孝，應該獎勵？在擅自殺人、挑戰法律權威時，在「禮」與「法」發生衝突時，儒家為何把「禮」放在「法」之前？答案就在之前提過的：古時沒有金融市場，也沒有政府福利保障，「養兒防老」是整個社會的依賴。如果子女對父輩的回報是有條件的，不是絕對的，「養兒防老」這種隱性契約就要打折。父輩對子女包括人身的支配權，也是為了強化這種契約的神聖性。

從這個體系來看，晚清的法理派雖然緊跟現代法學原則，堅持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出發點，但他們沒有認識到，如果中國沒有金融市場或社會保障去替代家、家族這個「養兒防老」體系，就很難把「法」擺在「禮」之上。現代法理的執行是需要有金融市場為基礎，否則，只要「養兒防老」是大多數人解決生老病死挑戰的方式，「禮大於法」還會是主流道德。

再回到山東血案，今日我們已經有各種金融市場，生老病死的保障也有多種方式可選擇，為什麼人們還是普遍支持于某，認為他應該為母報仇，包括殺死行辱者呢？中國已經具備「法大於禮」的經濟條件，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延續，一時間仍難以走出「禮大於法」的思維。或許，得等更多人認清儒家禮教背後的邏輯。形成文化體系的特定歷史條件一旦變化，價值觀念自然會變，只是變化需要時間。

孔家店的保險機制

儒家花這麼多精力推廣「三綱五常」，建立那麼多宗祠和貞節牌坊，目的在於強化「養兒防老」的可靠性，強化家族宗族網絡。這樣一來，在面對災荒衝擊時，宗族內部成員間互通互助的程度會很高。宗族就相當於一個內部金融市場，隱性地互相保險在族內不成問題，在災荒發生時，農民就不會走投無路，不必靠暴力謀生存。

兩位教授的研究說明，在缺乏保險和其他金融市場的社會裡，儒家文化雖然抑制個人自由、犧牲婦女權利，但確實可以使生活更加安全、減少暴力衝突、讓社會更穩定。雖然這些效果透過金融市場也能達成，甚至效果更好，但傳統社會畢竟不具備發展金融市場的條件，所以，儒家文化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但是，今後呢？

※ 本文摘自 《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原篇名為〈3　儒家與宗祠的歷史績效〉，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