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為民主化的國家愈多對政治冷漠的民眾

文／王世宗

人雖可群居亦可獨居，但即因此有意獨居者實無法逃脫社會群體而不受其干擾或束縛，蓋不唯群居者為世人之絕大多數，而且由其所造成的政權絕不容許任何置身於此國中者「逍遙法外」，故個人可能為「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或為不問世事者，卻永不能為不受政治影響者如此霍布斯(Thomas Hobbes)乃以為「世上只有政治反對者而無反對政治者 」。「天高皇帝遠 」之說其實間接反映了此種無奈，「人是政治性動物 」之說則表示政治與社會如影隨形。

沒有一個政權可能建立於所有人民的同意之上（此為無政府主義的論據之一），現代的政治觀主張政府或國家乃是出於「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這顯為假設性說法而非事實陳述，其「革命性」意義是在反對「朕即國家」(|I am the State.~ Attr. Louis XIV)的傳統專制，然在人性觀上此說並無新意，因它只不過以法律性語法表達「人是政治性動物」的本相，其旨仍是「爭權奪利」。

可怪者社會契約的倡議者有主張人性為惡(e.g. Thomas Hobbes)亦有主張人性為善(e.g. John Locke)，然若人性為惡則社會契約豈可能為善謀而改良人世，若人性為善則社會契約即為多餘而政治不消存在，若政治性格確是人的天性則社會契約實無出現的必要，因它反而是不自然的人為設計（否認政治來自人性的事實），有礙於政治的合理演進。

可見社會契約論（政治的合理化學說）除了透露人的政治性本能外並無創見或深意（事實上社會契約說的提出主要是為批評現狀而非樹立典範，現代社會學以共識說(theory of consensus)取代社會契約說，非因見識更高而是「不想談大道理」）。

自十九世紀後期大眾社會(mass society)興起以來，人們最為關注的事除流行文化之外即為政治，這表示政治在宗教沒落之後已成為新信仰，政治意見乃是人生觀的表現，故凡人在力陳其政治主張時實與信徒傳教相似，皆有「自我說服」之作用 。

政治可能激發狂熱實因政治為公眾事務，其公共性使人產生神聖感，政治激情即由此而生，這是一般人缺乏偉大追求的「移情」表現。簡單說，政治雖無普世性卻有普及性，因此不容忽視，但愈為民主化的國家愈多對政治冷漠的民眾，這是參政活動推廣之後人心厭倦與失望的結果（民主政治的制度化運作型態使個人多有無可如何之感），於是政治冷漠竟常被視為政治成熟的徵兆，這正是政治具普及性卻乏普世性所致的「有力無心」民情。

相對於凡夫不瞭解政治卻好政治行動，偉人不論世局如何皆關心政治然非政治中人 ，因其懷有「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淑世之心，卻（注定）不可能大材小用 ，故其從政不可能順利或根本與仕途無緣（即便是「政治家」也非偉人更遑論「政客」）。

基督教早有名訓要上帝的信徒服從世俗政權，這表示人生在世應有「入境問俗」的承擔精神，求道者與傳道者不能因「眾人皆醉我獨醒」而自以為不受世道規範何況世道其實是天意安排蘇格拉底的殉道正是如此「求仁得仁」的「犧牲」 。

美國文人艾默生(R. W. Emerson)有鑑於政府或政治必有其惡，故說「好人不必嚴格守法」 ，其說若意味「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則可，若意謂「惡法非法」則顯為無勇無仁之巧言。

本文摘自《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