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三十天可活──愛，究竟是什麼模樣？

文／比利．華特斯；譯／許可欣

日子突然進到二十多歲、快到三十歲時，肩上如山的家庭責任也無法減緩我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我對骰子、撲克牌和證明自己無所畏懼的執念，遠遠勝過對第二任妻子和孩子們的關注。

我無法計算自己錯過幾次史考特的球賽，或是打電話約了卡蘿：「我們晚上出去吃晚餐，讓孩子們準備好。」卻又失約。

我一次次打破承諾。

我很愛我的家人，並將奶奶灌輸給我的價值觀──尊重他人和強烈的職業道德，傳承給兒子，但我表現愛的方式僅僅是在經濟上提供支持，除此之外並不多。

每周工作七十到八十小時之外，賭博耗盡了我剩餘的所有精力。在那個時候，我不適合婚姻和家庭，所以人生採取了行動，用一紙通知書給了我一巴掌。

這個通知是透過長子史考特傳來的，他是你能遇到最善良、最有愛心的孩子，也是個討人喜歡的人，願意做任何事情來讓他的父母快樂。

史考特未能通過一年級，我將這個挫折歸咎於他有輕微的口吃。我並沒有認真重視這個問題，只是告訴他：「你得更努力、更專心。」

直到一九七四年秋末，我們家難得外出遊玩，我才注意到史考特面臨的困境遠比缺乏專注力更加嚴重。我帶著卡蘿和孩子們（德林當時四歲）去看現已不存在的美國籃球聯盟的肯塔基上校隊比賽。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在弗里施大男孩餐廳停下來吃南瓜派。在等待甜點時，我問了史考特成績單的事。

「怕怕，我會做得很好的，」他回答。

「不要叫我怕怕，史考特，叫我爸爸。」

史考特沒回答，他拿起一支筆，努力想在餐巾上寫自己的名字，因為他是用左手拿筆的。

「把筆換到右手，」我說，「你是右撇子。」

史考特試了試，但他的右手握不住筆。

卡蘿和我以為史考特在後院蹦床上玩的時候，可能弄傷了手，隔天卡蘿帶史考特去兒科醫生那裡做檢查，她從診所打電話給我。

「醫生希望我帶史考特去看神經科醫生。」她說，「我現在正在去那裡的路上。」

那天晚上，我們面臨著任何父母都不想聽到的消息。

你的兒子患有晚期腦瘤。

腫瘤巨大，位於史考特左眼後方，與第三腦室相距僅僅數公分，第三腦室是大腦的中央部分，負責促進其他腦室之間的交流。神經科醫生告訴我們，如果腫瘤變大，即使只增長了一張紙的厚度，腦室就會缺乏血液供應，史考特將會死亡。

他判定我們七歲的兒子只剩三十天可活。

我心愛卻從未優先考慮過的兒子，我把他和其他家人都視為理所當然。

老天，我滿懷罪惡感。我沒有履行作為史考特父親的職責，我錯過的那些用餐時光，無數的深夜裡我缺席於餐桌前，也缺席在他們的生活中。

此時我能做什麼？答案是什麼都沒有。所有人都無能為力。

醫生告訴我們，他們可以對腫瘤進行切片檢查，以更好地確定治療方案，但即使是這個簡單的手術，也可能結束史考特的生命。在權衡利弊後，卡蘿和我決定進行手術。

其實，我們基本上是在等待史考特的死亡。有時候，夫妻面對危機時會團結，但我們不是。卡蘿陷入震驚狀態，她不斷哭泣，全心投入照顧我們的兒子之中，始終不願讓他離開，放任他隨心所欲。當然，她的反應完全可以理解。

我以為自己已經歷過幾乎所有事，但這是我從未想像過的。我們的孩子面臨死亡，我們的婚姻正在破裂。我不僅沒有成為力量和安慰的來源，而是充滿了罪惡感，用威士忌和啤酒麻醉自己，連續六個月。我在酗酒時，醫生們創造了醫學奇蹟，他們精心計算劑量，進行放射治療並口服藥物，幫助我們的兒子戰勝了這場艱鉅的挑戰。儘管他的大腦受損，他還是活下來了。

然而，我和卡蘿的婚姻沒有活下來。她希望擁有一位寵愛她的丈夫和一個更穩定的生活，但在我生命中的那個時刻，我不是那樣的人。

在一個喝酒賭博的夜晚之後，結局不出預料地來臨了。我大約在午夜時分回到家，身上滿是菸味和酒氣，我們再次開始爭吵，聲音大到吵醒樓上臥室裡的孩子們，我扔了一些不該扔的東西，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用拳頭將廚房門砸出一個洞，然後走了出去。沒有回來。

與此同時，我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逐漸支離破碎。高度槓桿的批發二手車業務正在崩潰，經過三年無休止的貸款和透支後，路易斯維爾信託銀行（Louisville Trust Bank）下令終止，我欠了銀行二十萬美元。在我精力充沛，能量爆棚的日子裡，我可以很專注，每天賣出二十輛車。然而，在汽車業已經做了十六年，再加上對史考特的內疚感，我感到筋疲力盡。我是一個三十幾歲的騙子，卻已經失去了任何騙人的精力。

如果我將車行裡的每輛車都賣掉，我可以湊到足夠的錢來償還銀行或是合作的修車廠、輪胎商和機師。我選擇先還朋友的欠款，這意味著我必須與銀行簽訂一張承諾兩年內還款的欠條。

在與供應商結清賬目後，我帶著可悲的自己和最後的兩萬五千美元，前往拉斯維加斯的里維埃拉賭場，放手一搏。

聯邦快遞（FedEx）創辦人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在七○年代初也做過同樣的舉動。聯邦快遞成立不到兩年，就因燃油成本上漲而負債數百萬美元，史密斯拿著聯邦快遞最後的五千美元，去了拉斯維加斯的二十一點賭桌，結果他贏了兩萬七千美元，足以支付公司一周的燃料費用。

史密斯先生和我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其中一個是他在拉斯維加斯贏了，而我破產了。

我身無分文，心情沮喪，筋疲力盡，需要一個地方躲藏和重新整理心情──一個沒有賭桌或滿是酒水的地方。教堂的長椅很不舒服，所以我選擇入住路易斯維爾的和平聖母精神病院，那是一個為有心理和情緒問題，包括成癮症患者而設的治療中心。

經過度日如年的兩天，我意識到如果繼續待下去，我會發瘋。所以我回到了現實世界，並以我擁有的唯一好事為基礎，開始重新建立我的生活，這件好事即是與一位堅強女性的穩固關係。

一年後，在一九七六年卡蘿和我正式離婚，結束九年的婚姻。卡蘿後來嫁給一位可靠的男士傑克．科特納（Jerry Cottner），現在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最終，我做朋友比做丈夫好多了，我盡力彌補我作為史考特和德林父親的失職。

儘管我對長期關係沒有明顯的興趣，但我曾匆忙地進入兩段婚姻。說來奇怪，最終幫我改變的女人其實就在不遠處。

※ 本文摘自 《天生賭徒：博彩教皇的傳奇一生，破解人生與賭局的勝負關鍵》，原篇名為〈第六章　只剩三十天可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