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華郵》專欄，啟動美國最高層級救援行動!?

文／薩曼莎．鮑爾；譯／何志海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進法學院快兩個月時，我在薩莫維家的門前階梯前撿起星期日的《紐約時報》。在頭版的左上角印著斗大的標題：「斯雷布雷尼察：殺戮之日」。有個報導團隊耗費數週準備一份特別調查報告，內含關於斯雷布雷尼察男子和男孩被系統性謀殺，以及這個事件先前未公開的細節。

我坐著閱讀那篇文章，感覺就像全身痛苦扭曲般緊繃，作者群反省著猶太人大屠殺，形容人類具有「知卻不知」的能力時，我能明白他們想表達的意思。我曾報導斯雷布雷尼察淪陷，讀過朋友大衛．羅德所有的相關文章。我曾近距離經歷這場戰爭的殘酷。可是在讀到《紐時》的報導前，我不知何故認為斯雷布雷尼察失蹤的男人和男孩已不在這世上，卻未必相信他們已經死了。

和雪倫道別後，我前往法律圖書館。由於財產法的讀書進度已經落後，我需要預習隔天的課程。在研究小間焦躁地待了一小時後，我走到最近的電話旁收聽我答錄機裡的訊息。我聽到朋友伊莉莎白．盧賓的聲音，她剛從塞拉耶佛回到紐約。

「鮑爾，我不知道你聽說了沒。」她說。她暫停一會，接著我似乎聽見隱約的哭聲：「是大衛的事。」

她又停了一會，「嗯……他被綁架了。」

我腦中閃現我朋友大衛．羅德寫的所有文章，他為了揭露拉特科．穆拉迪奇草率處決民眾，比任何記者都付出更多。我突然想起佛瑞德．庫尼和他死前的遭遇。「不！不！不！」我說，邊忍住淚水，邊衝向自行車停放架，開始慌忙開鎖，以便趕緊回家。

抵達公寓後，我站在廚房裡不知所措。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報社都已經在搜索大衛的行蹤，那我還能做什麼？我下意識做了我陷入困境時通常會做的事——打電話給艾莫惠。

他的建議非常有建設性，且一如既往地具體。他要我打給理查德．霍布魯克，幸運的是，他碰巧剛抵達俄亥俄州的岱頓（Dayton），準備和對戰的幾個派系和談。他也叫我打給斯特普．塔柏特和史帝夫．羅森菲德，去年這兩人都曾倒楣地被我遊說過。「叫《華郵》寫點東西。」艾莫惠建議。

我無法聯繫上霍布魯克，於是請岱頓的飯店櫃台轉達訊息：

大衛．羅德在塞爾維亞人的領地被綁架了。請把他列為和談的首要項目。

我成功聯繫上斯特普，他和以往一樣禮貌。他告訴我，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當天已經在岱頓向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提到大衛的案件。然而，我並沒有表達感謝，而是厲聲說道：「那還不夠。」

斯特普繼續說：「米洛塞維奇明白如果大衛遭遇不測，他將會承擔後果。」

「後果！」我語帶諷刺說道：「什麼後果?!」斯特普一定曾納悶自己為什麼要接我的電話。

「好吧，如果你要這麼想，那我無話可說了。」他回答，我們的通話很快就結束了。

我聯絡羅森菲德時，哀求他寫篇社論，要求美國政府尚未確認大衛獲釋前，不要繼續在岱頓和談。「他是唯一見過當地那些亂葬崗的西方目擊證人。」我苦苦懇求：「他的處境非常危險。」

羅森菲德解釋說隔天的報紙已經送印。「是沒錯，但如果我們不盡快採取行動就來不及了。」我警告：「你必須理解，人在波士尼亞不會只是失蹤。我們必須立刻讓綁架大衛的人感到羞愧而不去傷害他，但時間正在流逝。」

羅森菲德給了我一個機會。「如果你想要寫點什麼，我們會刊登的。」他提議。

我聽到伊莉莎白的訊息後不到三十六小時，《華盛頓郵報》就刊出我的專欄文章，這是我自《戰爭日報》以來撰寫的第一篇觀點投書。那篇文章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見報，結尾寫道：「我之所以轉述大衛艱辛的調查過程，是因為他是我的同事和摯友。美國官員聲稱自己除了『將此一議題提到最高討論層級』之外愛莫能助，但大衛卻辦到了。為什麼他們辦不到？」

我照常上課，試著不去想朋友可能正遭受何等殘忍的虐待，更別提他是否還活著。幾小時後我回家時，看到答錄機的錄音帶已經錄滿了。陌生人，包括較低階的國務院官員、國會幕僚、記者和各行各業的《華郵》讀者，透過查號服務找到我家的電話號碼，留下訊息詢問他們可否幫忙。有位男士簡短的聲援令我感動不已。「你好，我叫比爾。」他的訊息如此開頭：「我是卡車司機。我打來只是想知道我能為大衛做些什麼。」

更重要的是，到了傍晚，塞爾維亞當局承認是他們拘留了大衛。要是他們計畫殺害他，就絕不會坦承他們拘禁他。他的家人曾在波士尼亞和談的岱頓空軍基地外抗議，如今我相信他們能把他救回來。

大衛在被捕十天後獲釋。一重獲自由，他就揭露，有個消息來源給了他一張標示著斯雷布雷尼察附近另外四座亂葬崗確切位置的地圖。他因為八月的報導被列入黑名單，禁止進入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領地，但他竄改過期記者證上的日期，仍開車進入塞爾維亞領地，並在那裡發現第一座墳場和謀殺的證據：成堆的外套、棄置的鞋子、穆斯林身分文件，甚至還有拐杖和破碎的眼鏡。

不過大衛還是老樣子，他再次冒險碰運氣，試圖找到更多證據。他找到第二座墳場，正準備要拍下挖掘出的兩根人類股骨時，他在步槍槍口下被捕。因為他帶著相機、一張圈出可疑墳場地點的地圖，襪子裡還塞著底片，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視他為間諜。

「大衛先生。」審問者在他被拘留的偏遠警察局中反覆問道：「你是什麼階級？你在中情局的指揮官是誰？你的任務是什麼？」

他的拘捕者強迫他徹夜站立，不讓他睡覺。他們威脅他會被長期關押在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戰俘集中營，甚至被處決。經過三天的威脅，大衛擔心如果他繼續堅持下去會被射殺，於是考慮告訴審問者他們想知道的任何事情。不過有位友善的守衛在他耳邊悄聲說，他知道大衛是記者。他力勸他堅持下去。這給了美國外交和公眾倡議救援的時間。

大衛獲釋令我興高采烈，我衝到洛根機場（Logan Airport），和群眾一起歡迎他歸國。經歷過去幾個月的黑暗，大衛和家人團圓的情景宛如一道突然閃現的光芒。

接近午夜時，我聽到薩莫維的公寓前門有人敲門，結果是大衛站在門外。我們通宵談論著他所看見和經歷的一切。我們也開始辯論，新聞業在何時能最有效激發改變，我們至今仍在辯論此事。

柯林頓政府之所以被說服發動如此迅速結束戰爭的轟炸空襲，大衛蒐集的證據是推波助瀾的因素之一。雖然我現在困在法學院，但我告訴他，他以一己之力就讓我更感佩文字的力量。他後來也考慮要讀法學院，儘管他已經是業界獲獎無數的記者，還曾贏得兩座普立茲獎，他仍希望可以為他所揭露的不公不義做更多事。

大衛獲釋也顯現出集中的輿論壓力能影響多少事。他是所謂「可辨識受害者效應」的受益者，因為比起無名的受害者，人更傾向樂於幫助那些有名有姓、面貌明確的受害者。一如德雷莎修女的名言：「如果我看著群眾，我永遠不會行動。如果我看著一個人，我就會行動。」

※ 本文摘自 《理想主義者的養成》，原篇名為〈十一、「記得，加油」〉，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