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革中的執行力,是數月的受訓與精密佈局
文/羅格.布雷格曼;譯/吳國卿
在第三章,我們已看到每一個運動中都有各種各樣的角色。我們通常對某一類型的行動家有個人的偏好:我們可能認為抗議者很勇敢、遊說者很沒用;我們或許對優雅詩意的教授情有獨鍾,但對機靈圓滑的網路影響者敬而遠之。又或者剛好相反。
但改變並不是那麼單一維度的。所有這些人都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知識分子和網路影響者。牽線者和煽動者。官僚和企業家。有人筆下全是學術用語,有人向更廣泛的公眾傳達理念。有人負責分化,有人促成團結。有人在幕後遊說,有人在最前線與鎮暴警察對峙。
唯一在這場鬥爭中沒有用處的人,就是那些認為只要有良善意圖就已足夠的傻瓜。有些人的信念清晰明確,他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此時此地卻無所作為。我們暫且稱這種人為「高貴的失敗者」。
如何避免這種命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該聽聽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抗爭英雄帶給我們的精彩一課。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一名四十二歲的婦女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Montgomery)登上一輛巴士。車子行駛過了三站,司機宣布,黑人乘客需要讓座給剛上車的白人乘客。有一名黑人婦女卻依然坐著。
「你要站起來嗎?」司機粗聲說道。
「不。」她說。
「好,那我要逮捕你了。」他說。
「你可以這樣做。」她回答。
不用說,她的名字就是羅莎・帕克斯,而她的抗議引發了全市規模的公車抵制運動,很快獲得當時尚鮮為人知的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的支持。她面對逮捕時的斷然拒絕,成為美國史上影響最深遠、最廣為人知的時刻之一。
但帕克斯可不只是個不願意讓座的婦女而已。帕克斯常被描述為一位善良的女裁縫,但她長久以來都是個堅定的行動家。搭上那輛巴士時,她已經參與民權運動許多年了。就在同一個夏天,她小心翼翼踏上旅程,前往田納西州,進入專門培訓行動家的海蘭德民眾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在那裡參加了關於各種抗議策略的研討會。
在帕克斯之前,早有許多黑人女性走在這條路上。
好幾個月來,抵制公車的想法一直在蒙哥馬利的黑人女性間流傳著,而這並非巧合。尤其是婦女政治委員會(Women’s Political Council)──一個小規模但運作良好的行動小組──已經快要失去耐心。委員會主席喬・安・羅賓森(Jo Ann Robinson) 是整起事件的主腦。她後來解釋說:「我們早在帕克斯夫人被捕之前就策劃了這次抗議活動。」
這群婦女只是在等待合適的時機。當科爾文被捕時,她們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再按兵不動一段時間。柯爾文的確被暴力地拉下車,但她並不是大規模抗議活動的理想偶像。她只有十五歲,大家認為她太年輕,她來自貧困社區,當時還懷有身孕。白人媒體會把她生吞活剝的。
但在帕克斯被捕後,決定很快就做成。該是時候了。在漆黑的夜裡,羅賓森和她的團隊手工油印了大約三萬五千份傳單,呼籲黑人居民抵制蒙哥馬利的公車系統。翌日早上,婦女政治委員會的二十名成員組成的團隊走出去傳播這個訊息。男性教會領袖──包括起初不太情願的金恩──決定加入抵制活動。
就是在這時候,帕克斯開始扮演起端莊女英雄的角色。她知道自己不能顯得太過激進,否則美國白人就會反對這場運動。一位歷史學家後來寫道:「從戰略上說,帕克斯作為抵制運動的象徵之所以能夠成功,部分原因在於掩飾了她長期以來的政治活動。」直到今日,仍有許多人將帕克斯視為一位善良的女裁縫──這就是神話塑造的威力。
美國民權運動的行動家有一點特別突出──他們的工作非常具策略性。他們會審慎採用各種方法,從抵制公車到靜坐,從訴訟到前往華盛頓遊行。在蒙哥馬利市取得勝利後的幾年,他們成功地促使國會通過了五項重大立法。這與高貴的失敗者是南轅北轍,高貴的失敗者的良好意圖無法產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帕克斯和羅賓森等女性堅信一個簡單的道理:與不公義的鬥爭中,獲勝是一種道德責任。
也許我們應該再看一眼拒絕行納粹禮的蘭德梅瑟那張著名的照片(見第二章)。老實說,蘭德梅瑟的行動並沒有帶來太多改變。他的公開抵抗是勇敢的,卻徒勞無功。他的女兒艾琳甚至寫道,他繼續與猶太未婚妻公開露面,將他的家人置於「極大的危險中」。
蘭德梅瑟更接近高貴的失敗者。他顯然是對的,但這帶給他什麼好處?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但他並沒有創造歷史。毫無疑問地,他的勇氣在過去和現在都令人欽佩。但如果你真的想改變現狀,像帕克斯這樣的人是更好的榜樣。
七十多年前,金恩在他最著名的講道之一裡強調,不隨波逐流本身並不是一種美德。重點不是你想什麼或說什麼;而是你如何移除奧弗頓的窗框,並贏得對抗不公正的鬥爭。不隨波逐流可能激勵眾人,但也可能淪為只是出風頭。金恩牧師宣揚道,人需要有「堅強的意志和溫柔的心」。他說:「理想主義者往往不務實,務實主義者往往缺乏理想。」
我們需要的,是一點點務實的理想主義。
※ 本文摘自 《抱負【收錄台灣版獨家序言】》,原篇名為〈第四章 把勝利視為你的道德責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