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屆師大梁實秋文學大師獎】迷霧航行：漢譯《吉姆爺》短評

文／梁孫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教授）

翻譯存在的意義，不僅在於語言的轉換，更在於促成對異文化的理解與交流。不同語言之間會形成一道界線，限制了思想、情感與知識的流動，而翻譯正是跨越這道界線的橋樑。透過翻譯，原本只能存在於特定語言與文化中的觀點，得以被更多人理解與回應。

優秀的翻譯並非逐字對應，而是深入雙方文本脈絡，將文化、情緒與價值一併轉譯，使訊息在另一種語言中重新獲得生命力。翻譯也讓個體得以用自身最熟悉的語言思考與表達，同時被世界聽見；它承認差異的存在，卻拒絕讓差異成為隔閡。正因如此，翻譯不是抹平不同，而是讓不同得以相遇，讓人類在多元之中建立連結與互動。

話雖如此，若原文本身即是滯澀拗口、文句不通的「翻譯體」書寫，又當如何？漢譯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吉姆爺》（Lord Jim），其困難首先在於，這個故事本身便已是「翻譯文體」。康拉德以非英語母語者之姿書寫英文小說，其句法、節奏與語意的推進常帶有跨語際的張力，彷彿思想先在另一種語言中成形，再被移置至英語文本之中；因此，原文本身就像是已完成一次「翻譯」的產物。

譯者並非單純將英語譯成漢語，而是如何再次轉換這種「被翻譯過的英文」，既能保留其遲疑、迂迴與不穩定的敘述感，又不致使譯文崩解為難以理解的文字碎片。

其次，若從「信」的角度來看，譯文必須忠實呈現康拉德文筆中那種屢遭評論者指認為「怪異」（eccentric）的風格：冗長而層層嵌套的句子、敘事觀點的滑移、語義的曖昧，以及道德判斷的懸置。然而，正是在此處，譯者必須承擔風險——過於順譯，等於抹平康拉德風格的核心；過於直譯，則極可能遭到讀者批評譯文生硬、彆扭，甚至被視為「譯筆不佳」。

漢譯《吉姆爺》的困難，正是在忠於原作風格與回應目標語讀者期待之間反覆拉鋸、無從安放，這也正是「康式文筆」怪異之所在（鄧 49）。

翻譯Lord Jim時，譯者宛如一名在迷霧瀰漫的大海上掌舵的船長，既無法完全依賴既有航圖，又必須對航向負起全責，因為船上所承載的，不只是文本本身，更是讀者對理解與抵達的期待。

唯有結合純熟的翻譯技巧、長年累積的語言經驗、對文本細節與整體風格的精準判斷和掌握，以及對語言可能性的敏銳創新意識，再加上適度而必要的大膽嘗試，譯者才能在風浪與霧氣之間找到可行的水道，帶領讀者安全航向意義的彼岸。

鄧譯在處理《吉姆爺》時，對歧視語、外來語與航海等專業用語的選擇，乃至標點符號的配置，皆力求回應原文的寫實敘述、發展節奏與語氣層次，而非僅僅追求表面的通順，因此整體譯筆顯得穩健而富有張力。

尤為可貴的是，他設法保留康拉德語言中那種宛如隔著一層薄紗的距離感與陌生感（鄧鴻樹 49），使華文讀者仍能感受到原文敘事中若即若離、難以完全貼合的倫理與情感氛圍。

書中一句帶有明顯德文句構的名言：“The way is to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submit yourself”（Conrad 214），在符合英文語法時理應調整為 “The way is to submit yourself to the destructive element”。先前諸種漢譯，皆順勢將原文調整為流暢、符合華文閱讀習慣的敘述，例如：

讓自己屈服於毀滅性的因素。（陳蒼多 178）
唯一的辦法是把你自己交給這個破壞性的物體。（梁遇春 200）
出路就是把你自己交給這個破壞性的物體。（熊蕾 151）
辦法是置身於毀滅性的因素中。（贾文渊 130）
他唯一的辦法是向那種破壞性的元素投降。（蒲隆 156）

然而，鄧譯並未順勢抹平這種異質性，而是譯為「竅門在於投身毀滅元素自甘屈服」（鄧鴻樹249），以近乎直譯的方式保存其語序與語感上的怪異。

這樣的選擇，正顯示譯者如船長般的判斷力：明知航行顛簸，仍選擇穿越迷霧，而非繞道而行，從而使譯文不僅傳達意義，也重現康拉德語言本身的陌生化力量。鄧譯大抵依循此一圭臬，穩穩帶領讀者「航行」前往彼岸。當然，在這片茫霧大海上，總難免出現些微顛簸。以下僅舉兩例，提出拙見，供大家參考。

鄧譯對航海術語與船員俚語的掌握相當精準，使讀者能在閱讀過程中，彷彿一名初次登船的菜鳥水手，必須逐步融入這趟迷霧之旅。其中有一術語，或仍值得再加以斟酌：

原文：
You must know they kept Kalashee watch in that ship, all hands sleeping through the night, and only the reliefs of quartermasters and look-out men being called. (Conrad 87)

鄧譯：
你們要知道那艘船採行卡拉錫值更，大多數船員都一覺到天亮，只有當班舵手與瞭望員會被叫起來輪值。(鄧鴻樹143)

針對「卡拉錫值更」，譯者附有注腳說明：「Kalashee watch：由馬來裔船員負責輪替的更勤（Kalashee 為『馬來水手』）。執勤的差別待遇顯露歐洲人職業道德可議之處」（鄧鴻樹143n1）。

透過注腳，讀者得以理解 Kalashee 水手在種族歧視下所承受的不公平對待；然而，Kalashee 一詞實際上並不僅指馬來水手，而是泛指馬來或印度水手，同時也包括非歐洲的低階船工，這層殖民語境或可進一步釐清。

此外，鄧譯亦注意到，《吉姆爺》的敘事手法除了善用外語口音與句構外，亦在關鍵語句中借用《聖經》語彙（鄧鴻樹55）。但其中一處聖經用典，或仍有商榷空間：

原文：
“He came! He came!” […] Jim waited awhile before Doramin, and then said gently, “I am come in sorrow.” […] “I am come ready and unarmed,” he repeated. (Conrad 415)

鄧譯：
「他居然敢來！居然敢來。」眾人異口同聲說道；吉姆每走一步，大家便竊竊私語。[……] 吉姆在多拉敏面前等了一下，然後平和地說：「我帶著傷悲而來。」他再度等待對方開口。「我準備好而來，沒帶武器。」他接著說。（鄧鴻樹 420）

在《聖經》（特別是《欽定版》）中，”I am come” 為標準古英語用法，等同於現代英語的 “I have come”，常用以表達耶穌的降臨與其神聖使命。鄧譯成功傳達出莊嚴肅穆的氛圍，但在回應此一聖經典故時，略顯不足。

《合和本》中，「我來」往往直接承載神學重量，如《約翰福音》10:10：「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馬太福音》5:17：「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若將 “I am come in sorrow” 譯為「我來，心懷悲傷」，將 “I am come ready and unarmed” 譯為「我來，心有準備，手無寸鐵」，或更能喚起熟悉聖經語言的讀者對「我來」一語的聯想與回響。

總體而言，鄧譯《吉姆爺》展現了一種高度自覺且前後一貫的翻譯策略，彷彿在迷霧瀰漫的海域中選擇正面航行，而非刻意尋求能見度較高的安全航道。他並未試圖驅散康拉德文筆中固有的遲疑、曲折與陌生感，而是承認迷霧本身即為文本風格與倫理困境的一部分，必須被帶入譯文之中。

這樣的譯法，或許無法完全迎合對順暢閱讀的期待，卻忠實回應了《吉姆爺》作為一部本就充滿語際張力之作品的內在邏輯。翻譯在此不再只是清晰傳遞意義的工具，而是一種在不確定中承擔方向的航行行動：譯者既無法保證全程平穩，卻仍須對航向負責。正是在這樣的迷霧航行中，讀者必須放慢速度，用心感受語言的阻力與倫理的曖昧，體會唯有耐心穿越迷霧，方能庶幾抵達彼岸。

參考書目
Conrad, Joseph. 1923. Lord Jim: A Tale. London: J. M. Dent & Sons.
贾文渊译。2001。《吉姆爷》，康拉德著。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單德興。2013。《翻譯與脈絡》修訂版。臺北：書林。
蒲隆译。2008。《吉姆老爷》，康拉德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梁遇春和朱一苇译。2018。《吉姆爷》，康拉德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陳蒼多譯。1981。《吉姆爺》，康拉德著。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熊蕾译。2004。《吉姆爷》，康拉德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鄧鴻樹譯。2024。《吉姆爺：一段軼事》，康拉德著。臺北：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