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不只有書，還有被燒毀的靈魂，有些圖書館刻意尋求遺忘⋯⋯

發表於 2026-04-272026-04-27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作者
最新文章

Readmoo編輯團隊

閱讀最前線編輯群。

文／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譯／黃芳田

若說夜晚是混亂的女兒，那麼忘魂川（遺忘）就是外孫女了，因著「夜晚」與「不一致」的可怕結合而誕生。維吉爾在作品《埃涅阿斯紀》（Aeneid）裡把忘魂川想像成一條河，河水可讓陰魂在前往陰間的途中，遺忘掉他們前生的自己，以便重生。忘魂川讓我們忘掉先前的經歷與快樂，但也忘掉我們的偏見與憂傷。

我的藏書有一半是我記得的書，另一半我已經忘掉了。如今我的記憶力已經不如以往敏銳，在意圖想起書中某些頁時，它們卻從腦海中消退。有的書整個從我的經驗中消失不見，完全想不起來，隱形了；有些則以書名或一幅圖像、上下文中的幾句話逗弄地糾纏著我。是哪一本小說的開頭有這句話：「一八九○年的一個春天傍晚」？我是在哪裡讀到過所羅門王用放大鏡去揭露示巴女王是否有毛茸茸的腿？是誰寫了那本很奇特的《飛向黑暗的航程》（Flight into Darkness）？我只記得這本書裡有一段描寫到無窗走廊裡飛滿了振翅的鳥兒。我是在哪個故事裡讀到這句「放他藏書的廢物儲藏室」？是哪一本書的封面上有一支燃燒的蠟燭，還有放在一張米白色紙上的多支蠟筆？我的書摘某處有上述這些疑問的答案，可是我卻已經忘了是在哪個地方看過。

來我家的客人經常問起我是否已經讀遍了所有藏書；通常我的答覆是：我肯定每一本都有翻過。但事實則是，不管藏書的規模大小，並不需要讀遍全體才會有用；每個讀書人其實都從知與無知、記得與遺忘之間取得相當平衡而獲得好處。一九三○年，穆西爾（Robert Musil）想像過一個在維也納帝國圖書館工作十分投入的館員，這人對於圖書館龐大館藏的每本書名都瞭若指掌。「你想要知道我是怎麼熟悉每一本書的資料嗎？」他問一位驚訝的訪客，「沒有任何事能阻攔我告訴你：那是因為這些書我一本也沒讀過！」他又補充說：「每個優秀圖書館員的祕密就是：交托到他手上的一切印刷作品，除了書名和內容目錄之外，絕對不要去閱讀其他任何部分。只要一埋首書內，就會迷失在藏書之中！……這樣一來，他就永遠無法對藏書有全視野的認識了！」聽到這些話，穆西爾告訴我們，那個訪客很想做以下兩件事情──淚盈於眶，或者點燃一支香菸──但他知道在圖書館四壁之內是不准這樣做的。

對於還沒閱讀過或也許永遠沒能去閱讀的書，我倒不感到內疚；因為知道我的書都具有無限耐性，它們會等待我去閱讀，直到我在世的日子完結。它們不需要我假裝認識它們全體，也不會慫恿我成為歐伯令所想像出來的「職業書籍經手人」，這種人對收藏書籍很貪心，卻不閱讀它們，而且還可以（歐伯令說）靠「經手」書籍適度收費而賺飯吃，他們把書弄得看起來像是讀過了，在書頁空白處加上偽造的眉批以及獻語、題詞等等，甚至在沒有翻閱過的書頁裡夾入劇場節目表或其他廣告單張當書籤。

吉朋在評論三世紀的羅馬皇帝小戈爾迪安卷帙浩繁的藏書以及三千後宮佳麗時，讚許地評說：「有二十二名有學問的嬪妃，還有六萬兩千卷藏書為他多樣化的性向愛好做證；從他留下來的著作來看，這兩項都是為了真的要用而設的，而不是用來擺著好看充場面。」當然，沒有人會指望一個瘋狂奇才會想到要讀遍六萬兩千卷的藏書，甚至是從頭到尾每卷逐頁細讀，還把每本書都在腦海裡記得牢牢的，就算這項壯舉有可能做到。小戈爾迪安採用的方法必然跟十六個世紀之後的約翰生一樣，也就是約翰生稱之為「略讀」的方式。約翰生自己讀書是沒有什麼方法和紀律可言，有時連書的內頁都沒有切割開，就接著只看有切割開的書頁。「我倒並不是認為，」他說：「沒有切割開的內頁裡的部分比切割開的要差勁。」他從來不覺得有義務要把一本書讀到尾，或者一定要從第一頁開始讀起。「要是有人從一本書的中間部分讀起，而且覺得有意願讀下去，那就不用停下來再從開首部分讀起；因為說不定這樣一來反而沒有了讀下去的意願。」他認為，慫恿人一旦開始看一本書就要把它讀完，實在是「很奇怪的建議」。他辯駁說：「這就好比你決定，不管你碰巧認識了什麼樣的人，你都必須跟他們混上一輩子。」他也不覺得有必要去搜尋某些特定的書，反倒是剛好碰上什麼書，翻開來閱讀就行了。對他而言，靠運氣來當顧問一點也不輸給靠學者來指導。

對約翰生研究狂熱投入的那位傳記作家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提到：約翰生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自以為他哥哥在爸爸店裡的上層架上一個大資料夾的後面藏了些蘋果，於是就爬上架去找蘋果。結果並沒有蘋果，反倒是發現原來那個大資料夾其實是佩脫拉克的作品，他曾經在某書的前言裡看到過這位作者，說他是促使恢復學習的人之一。於是約翰生的好奇心就這樣被激起來了，他懷著飢渴心情坐了下來，一口氣讀了此書的絕大部分。」我對這種快樂邂逅的情景實在太熟悉了。

我書齋裡那些被遺忘的書，陷入了沉默、不受注意的狀態，然而，被遺忘掉的這種特質，有時反而讓我重新發現一個特定故事、一首特定的詩，彷彿是全新的一樣。我翻開一本以為自己之前從來沒打開過的書，然後見到一行絕佳文字，於是告訴自己一定不可忘掉這段文字，接著我闔上書時，看到尾頁上竟然留有比現在的我更有智慧、年輕得多的我所記下的那段特別文字，那個我是在十二、三歲首次發現這段文字時記下的。忘魂川並未恢復我的純真，卻讓我又再度成為那個我：不知道究竟是誰謀殺了羅傑．艾克洛（Roger Ackroyd），或者誰為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命運哭泣。我又開始從開首句子讀起，即使我心知其實是無法真的再度開始；我感到像是已有的一項經驗被剝奪掉了，而我則必須再度取得它，就像第二層皮膚一樣。在古希臘時期，忘魂川的象徵就是蛇。

然而有些圖書館卻刻意尋求遺忘（或者意圖做到遺忘），為的是要讓人對「再度發現」退避三舍。這些圖書館包括之前已提到過的受審查的圖書館；熱心過度的官僚圖書館；合乎學院認定是真相的刊物，才肯納入收藏的學術圖書館──所有這類圖書館都屬於暗中潛伏的一類。在一本談到遺忘價值的妙書裡，德國學者萬利希（Herald Weinrich）留意到有一種科學方面的思想框架在作祟，造成刻意排除的現象，如此一來，譬如說，諾貝爾評審委員在從科學出版刊物中挑選獲獎人選時，自然就受限於以下四種強加的「忘了吧」原則：

一、以英文以外語言所發表的……忘了吧。
二、發表的形式風格跟以往獲獎的文章不同……忘了吧。
三、不曾在很具威望的雜誌X、Y或Z上發表過的……忘了吧。
四、發表時間已經超過五十年了……忘了吧。

如果說閱讀是門容許我們記得人類共通經驗的技藝，那就難怪極權主義政府要竭力壓制書頁所持有的記憶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讀書人要奮力反抗的就是遺忘。二○○一年，繼轟炸喀布爾之後，沙．穆罕默德這位藏書人兼書店老闆熬過了幾個不同的打壓政權，後來向一名記者講述他的經歷。他在三十年前開了自己的書店，而且竟然還設法躲過了那些劊子手。他為書頑抗的靈感，據他說，來自於十世紀著名的波斯詩人菲爾多西（Firdausi）的一句詩，在《列王紀選》（The Book of Kings）裡，詩人說：「當面對大危險時，行動有時要像狼，有時要像羊。」因此在共產黨教條大行其道的時期，沙．穆罕默德乖乖地把書都裝訂成紅色，在反對偶像崇拜的塔利班當政時期，書中圖片有生命之物的，他一律貼上紙片蓋住。「可是共產黨燒了我的書……接著塔利班也燒了我的書。」終於，在他書店最後一次遭到突檢，警察把他的書堆到待燒的柴堆上時，沙．穆罕默德放棄了之前的柔順，跑去見文化部部長。「你消滅了我的書，」他告訴部長：「說不定你也會消滅掉我，但有樣東西你是消滅不了的。」部長問那是什麼。「阿富汗的歷史。」沙．穆罕默德如此回答。結果奇蹟出現，他們竟然放過了他。

▌喀布爾的阿富汗書店老闆沙．穆罕默德．拉伊斯。（Ole Berthelsen 提供）

在美國，讓黑膚人口盡量減少閱讀能力的意圖，早在奴役初期就開始了。為了防止奴隸造反，因此認為有必要讓他們處於文盲狀態。辯駁的理由是，如果奴隸學會了閱讀，就會知道有關政治上、哲學上以及宗教上有利於廢除奴役制度的主張，從而起來反抗他們的主人。因此，學會閱讀的奴隸，即使是讀《聖經》，往往也會遭到處死；觀念上認為，奴隸皈依基督教是種「方便」，但是《聖經》上的知識只能透過奴隸的白人主人才能取得。黑人教育家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提及在他童年時期「老一輩人的大志，就是希望能在死前盡力學會閱讀《聖經》。由於有這個目標在望，因此夜校可以見到五十歲以及七十五歲的男男女女在上課。」

也不是所有白人都認為奴隸學會閱讀就必然會走上叛亂的路；有些就認為，要是奴隸學會讀《聖經》，他們反而會變成柔順、服從的僕役。即使在一八六○年代末期，美國聖經公會已經開始發放《聖經》給已獲自由的奴隸之後，那些思想開通的白人教育家之中，還是有些人認為教育不可只作為通往知性自由的一種手段，倒是「一種必須的工具，用來緩和從『附加於共和國的低劣、危險累贅』興起的威脅。」

在美國南方，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圖書館才對黑膚人口開放。第一個破紀錄開放的是位於田納西州曼菲斯市的科斯特圖書館（Cossitt Library），該館同意為樂莫萬學校（Le Moyne Institute）提供一名圖書館員以及一些書籍，這所學校是專為黑膚兒童設立的學校。至於美國北方各州，公共圖書館的大門比南方的早了幾年對黑膚人口開放，但遲至一九五○年代，對於涉足閱讀禁區的恐懼依然存在。詹姆斯．鮑德溫年輕時記得他站在紐約第五大道和第四十二街的轉角，欣賞著「守護公共圖書館宏偉主樓的石獅子」。這棟建築在他眼中看來龐大無比，以致於他一直沒膽子進去；他生怕自己會在迷宮般的走廊和大理石階梯中迷失方向，結果永遠找不到他想要看的書。「何況還有每一個人，」他寫道，彷彿隔著許多年的時空距離來觀察他白己，「所有在圖書館裡面的白人，會知道他不習慣宏偉建築，或知道他對這許多書感到不習慣，然後他們會以憐憫眼光看著他。」

遺忘可以透過許多種方式而硬加到藏書上──經由戰爭的際遇，或者換替。一九四五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有個俄國軍官在一個棄置的德國火車站發現許多板條箱，箱口呈現打開狀態，裡面的俄文書和文件堆放地滿出箱口，都是納粹擄掠來的。據作家愛倫堡認為，這些就是著名的屠格涅夫圖書館（Turgeniev Library）僅存的一切了，這是那位《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的作者於一八七五年在巴黎為造福移民學生而創立的圖書館，小說家貝蓓洛娃（Nina Berberova）稱之為「流放中最偉大的俄文圖書館」。但即使是那些箱子裡的書，今天也都消失不見了。

意第緒詩人瑞秋．寇恩（Rachel Korn）大部分人生歲月，照她形容，是「遇船難漂流到加拿大度過」，提到她自從由加里西亞（Galicia）東部家鄉村子流放到國外之後，感覺自己像是個「被迫把私人財物留在沉船上」的人。但她卻抗拒這種猶如強加諸她身上的遺忘。「當你被迫離開鄉土，」她說，「每本藏書都遺失了，只除了你記在腦海中的那些書。但即使是這些書，你也還得在腦海中重讀它們，一遍又一遍，如此一來，書頁就不會不斷脫落。」她女兒解釋說，就在她們抵達蒙特婁後不久，寇恩就要她每晚把熟記在心的詩全部重溫一遍，包括普希金、阿赫馬托娃、曼傑利什塔姆的作品，簡直就像是睡前禱告一樣。「有時她糾正我錯誤，有時我糾正她的。」這些記在腦海中的文本，她視為流放國外時唯一帶著的藏書。

有時藏書是在蓄意的情況下消失的。二○○三年四月，巴格達的國家檔案館、考古博物館、國家圖書館遭人趁火打劫、破壞掠奪，英美聯軍卻袖手旁觀。幾小時之內，人類最早期有文字紀錄的歷史，大部分就落入了湮沒遺忘的命運；其中包括可追溯至六千年前，第一批倖存至今的文字；逃過了海珊爪牙劫掠的中世紀編年史；保存在宗教捐獻物部的大批精美《古蘭經》收藏──全部都不見了，可能永遠消失了。遺失掉的還有阿拉伯出色書法家所寫的抄本，對這些書法家而言，抄本的美必須反映出內容的美。消失的傳述故事收藏包括有《天方夜譚》，十世紀的伊拉克書商伊本．納迪姆稱之為「晚間故事」，因為認為人不該把白天時光浪費在閱讀這微不足道的娛樂故事上。記載巴格達奧圖曼統治者的官方年表文獻也都跟著它們的主人化成了灰。說到最後，不見的還有那些僥倖逃過了一二五八年蒙古人征服之手的書，當年這支入侵軍隊，把所有圖書館的館藏統統扔進底格里斯河裡搭建紙橋，結果紙上的墨跡把河水都染黑了。

▌巴格達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遭受掠奪破壞的情形。（Joel Preston Smith 提供）

再也無人能重溫那些通信歲月裡鉅細靡遺描述的危險旅程以及駐留在時光裡的美妙城市了；也無人能再去參考那些獨特的抄本，偉大的參考著作例如《夜盲的黎明》（Night-Blind），這是十四世紀埃及學者喀卡尚迪（al-Qalqashandi）所著，他在十四卷的百科著作中的其中一卷裡，很詳細地解釋了每個阿拉伯字母的書寫體應該如何構成筆劃，因為他認為書寫下來的東西就永遠不會遺忘掉。

雖然掠奪過後接下的幾個月，已經有不少物件歸還給伊拉克了，但是到了二○○四年的年底時，儘管有國際警察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以及全球各地幾個文化代理社的多番努力，仍然有很大部分的被竊書籍、文獻、工藝品沒有找回來。還有很多無可取代的文本和物品被毀滅掉了。「整體來說，找回來的部分，還不及失竊部分的百分之五十，」巴格達考古博物館的館長當尼．喬治博土（Dr. Donny George）如此宣稱，「百分之五十以上被掠奪掉的材料仍然下落不明，這不但是伊拉克的重大損失，也是全人類的重大損失。」

義大利學者坎佛拉不僅認為把圖書館和書籍消失的過程紀錄成史很重要，連帶察覺到它們消失的歷史也很重要。他指出，例如西元前一世紀時，西西里人狄奧多羅斯評論希臘哲學家泰奧彭波斯（Theopompus）所寫的，馬其頓國王菲力普戰役編年史時，就留意到整套著作共有五十八卷，然而「不幸的是，缺了其中五卷」。坎佛拉解釋，狄奧多羅斯一輩子大多時間住在西西里島，因此那缺失的、令人遺憾的五卷戰役編年史，應該是當地的藏書，很可能是陶爾米那市（Taormina）歷史圖書館的。然而，繼狄奧多羅斯八個世紀之後，拜占庭貴族佛提烏（Photius），亦即編纂名為《圖書錄》（Bibliotheka）圖書百科的編者，也有此評：「筆者閱讀過泰奧彭波斯的編年史，此書只有五十三卷留存下來」。狄奧多羅斯留意到的五卷缺失這件事，到了佛提烏時仍然一樣；也就是說，察覺到這缺失，已經成了此著作本身的部分歷史，這或多或少總算也彌補了一點那五卷缺書所造成的湮沒損失。

對於流傳文字的信賴，就像想忘掉文字紀錄的本意之衝動一樣，都如同巴格達失竊的第一手泥版般古老。掌握並傳達記憶，透過他人經驗來學習，分享這個世界以及我們本身的知識，這些都是書籍授與我們的威力（與危險性），也是我們既珍重又害怕它們的原因。四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的先人已經知道這點了。漢摩拉比法典──西元前十八世紀銘刻於一根高大深色華表上的成文法典，乃巴比倫國王漢摩拉比所立，如今保存於羅浮宮博物館裡──其引言提供了很有啟發性的範例，讓我們看到寫下的文字對於凡夫俗子具有何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