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集體減薪的昭和美夢！缺工海嘯如何逼迫日本走向通膨？

文／冨山和彦；譯／沈俊傑

「失落的30年」：日本社會選擇了保障就業而非提高薪資

日本曾以世界最高水準的人均ＧＤＰ自豪，為何如今生產力卻下滑至倒數的水準？

提高附加價值勞動生產力的捷徑，是積極推動資訊科技化（諸如數位化、數位轉型）。資訊科技化的作用在於取代企業內部的人員管理業務，既能減少人員的勞動量，也能削減部分中間投入。

然而，日本的資訊科技化卻遲遲沒有進展。

原因之一，固然是經營者能力低落，但同時也是因為企業本身就認為人力已經過剩，害怕積極推動資訊科技化會加劇冗員過多的問題。無論經營者是否有此自覺，這種心態確實成了阻撓資訊科技化的背景因素。就這層意義而言，日本的經營者缺乏足以突破這項困境的膽識與決斷能力。但也有如日立這樣成功克服難關的企業。

另一項原因，是日本社會長期以來極為難解的結構性問題。

自一九九○年代前期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社會陷入所謂的「失落的30年」，人力過剩的感受十分鮮明。特別是一直到二○一○年代前半為止的二十年間，人手明顯過多。

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統計圖表的雙峰」皆屬於工作年齡人口。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出生的「團塊世代」高達八百零六萬人，他們在這20年間正好處於40多歲至接近60歲的退休年齡。再加上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間出生的「團塊二代」（團塊世代的下一代），也在一九八○年代後期陸續成為工作年齡人口。因此，在這20年間，這些人口特別多的世代，形成了日本工作年齡人口分配上的兩個高峰。

日本社會不得不吸收呈現「雙峰分配」的勞動力，然而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濟成長率急遽下滑，人力過剩的感受極為強烈。而且，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也跟不上全球產業結構轉換的速度。全球化與數位化的雙重打擊使企業陷入困境，若再不吐出冗員，恐難以維持經營。

日本企業紛紛開始裁員，這種情況尤其集中於全球化企業；同時也極度縮減新人招聘人數，藉此消化人力過剩的感受。其代價是流離失所的人才被地方產業接收，大量勞工流入地方產業的非正式僱用職位，或中堅、中小企業。

這段期間，身陷困境的全球化產業多半採用其一向擅長的削減成本策略求生。然而，大量裁撤國內員工，並將生產據點移往人事成本較低的國家，反而加劇了國內失業的問題。因此，企業為了盡可能保護既有的正式僱用員工，只能選擇壓低新聘人員的數量與薪資，並逐步進行調整。換句話說，為了在削價競爭的環境下勉強維持事業，只能繼續抱著冗員，選擇低附加價值勞動生產力的路線。全球化產業中的日本企業，大致上都選擇了盡量抑制員工薪資調漲，以換取僱用人數的穩定。

這彷彿重現了太平洋戰爭時期「不求不欲，直至勝利」的口號。在勞資雙方的默契下，保住工作被放在提高薪資之前。這正是日本社會30年來薪資停滯的真正原因。

以通縮型安定為代價換來的是……「停滯型安定」的時代

另一方面，吸收勞動人口的地方產業情況亦同。無論是非正式僱用人員還是中小企業，一旦提高附加價值生產力，便會失去吸收勞動人口的能力。因此，地方產業中的中堅與中小企業，為了維持整體社會的和諧，自願維持較低的勞動生產力。政府也透過各種形式，延續這些低效率企業的生存。

人們接受低薪工作，不看重獲利，反而更傾向選擇壓低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以保障自己仍有工作可做。

一旦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降低，除非積極削減中間投入，否則附加價值額就會下降。倘若企業不推動資訊科技化，照理來說，只能透過減少分母的勞動量來承受附加價值的下降；而企業若不願意裁員，則只能選擇降低薪資這條路。於是便出現了直接降薪、透過非正式僱用化進行實質性降薪、延長工時以壓低時薪等情況，最終造就了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黑心企業商業模式。

如此一來，不論是全球經濟圈還是地方經濟圈，附加價值勞動生產力都會下降，薪資（≒附加價值勞動生產力 × 勞動份額）成長停滯，導致消費力疲軟，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進一步下滑，陷入惡性循環。

這正是典型的通貨緊縮循環。日本社會的「失落的30年」，正是因為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甚至可以說，是在容忍並維持低成長的現狀下，延續以昭和時代（正式僱用員工的）終身僱用與年功（序列）制為前提的經營與社會模式，並藉此維繫穩定。

只不過，這樣的選擇也換來了一定的效益。儘管薪資下降，但物價也同時下跌，因此社會並未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

雖然相對貧困的問題仍一步步惡化，但即使社會的薪資與經濟成長如此停滯，生活在日本的安全與安心感也沒有遭到重大破壞。人心並未動搖，貧民窟沒有出現，社會尚未敗壞到人們上街時得擔心會不會被人捅一刀；凶暴的犯罪行為反而還減少了。許多外國人來到日本，都讚嘆「日本有多麼安全，走在街上有多麼放鬆」。這正是日本社會選擇「停滯型安定」，以30年經濟大停滯為代價所換來的成果。然而，人們的所得與政府的稅收均遲遲不見成長，在少子高齡化的壓力下，若要繼續維持家庭經濟的穩定，國家財政也將迅速惡化。如今嚴峻的財政狀況，同樣也是「停滯型安定」的代價。

假設日本當初選擇了成長之路，以避免「失落的30年」，就不得不大幅促進產業、企業、事業與人才的新陳代謝。這必然會產生摩擦與衝突，許多人恐怕無法跟上劇烈的變化，淪為（儘管只是短期的）失業人口，或被迫開啟新一段職涯，甚至被劇變甩開，沉淪至社會底層。日本社會為了避免這種狀況，選擇犧牲了成長。

二○○一年四月至二○○六年九月，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日本一度嘗試從停滯模式切換至成長模式。我本人也以日本產業再生機構的實質領袖身分推動這項改革。然而，日本社會似乎本能地意識到自身難以承受如此劇烈的變動，於是掀起「改革過火」的反彈聲浪，社會再度回歸停滯模式。日本是民主國家，既然國民選擇了這樣的結果，就必須自行承擔其後果。

再加上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二○一一年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及二○二○年起新冠疫情衝擊輪番來襲，使日本延續了安定至上的模式。我們必須明白，「失落的30年」的背景，正是日本社會處於一個難以挑戰自我、也難以大幅提升附加價值勞動生產力的環境。

能否從「通縮式安定」轉向「通膨式平衡」？

然而，如今日本社會已經到了不得不脫離以往「通縮式安定」的時刻。

第一個原因，是安倍經濟學的長期影響。在如此長期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下，日圓難免走弱，而日圓貶值又會提高通膨壓力。再加上全球局勢動盪導致能源成本上升，外在因素所造成的通膨壓力更加顯著。若非新冠疫情爆發，日本可能早在二○二○年前後就已開始出現通貨膨脹。

第二個原因，則是開頭提及的「勞動供給受限」。缺工造成市場壓力，推高了薪資水準，抑制了薪資通縮的情況。而一旦薪資上升，前述的通縮惡性循環就會瓦解，使通縮式安定失去平衡。

勞動供給受限的狀況，早在二○一○年代初期便已急速加劇。同時，自從我10年前出版《為何日本要從地方經濟復甦？》以來，非正式僱用人員的增加趨勢也逐漸消停。如今，除非本人主動尋求非正式僱用，否則在多數情況下都能獲得正式僱用。

對這種狀況影響最為明顯的因素，莫過於團塊世代的退休潮。一九四七年出生的第一批團塊世代成員，於二○一二年年滿65歲，正式離開社會前線，這代表日本人口雙峰分配中的其中一峰已然消失。

勞動力的總需求會受到總人口的影響。雖然日本的人口正在緩慢減少，但尚不足以急遽拉低勞動需求。醫療照護等社會福利領域，以及運輸、物流等必要性勞工（essential worker）領域的勞動需求，反而呈現上升趨勢。再加上近年外國觀光客人數增加，觀光產業的勞動需求也隨之成長。因此，整體而言，日本的總勞動需求並未減少。

然而，在少子化的趨勢下，首當其衝的總是工作年齡人口的減少，人口結構逐漸形成「倒三角形金字塔」，亦即高齡人口多、工作年齡人口少，意謂著日本社會將長期面臨勞動供給不足的問題。若要恢復「正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日本社會的生育率必須穩定超過「２」，並持續30年以上，待該世代成長為主要的工作年齡人口後，才有可能實現。

假使政府的少子化對策奏效，日本人的家庭觀急遽轉變，總有一天生育率提升至２，也不知得花上多少時間。既然如此，瑞可利職業研究所對於日本將面臨「一千一百萬人次勞動力缺口」的預測，幾乎已成定局，甚至可以確定會在未來20到30年內發生。目前各行各業已明顯出現缺工現象，但這並非新冠疫情過後的暫時狀況，而是徹底的結構性問題。今後，這類結構性問題仍將長期存在，並持續惡化，缺工問題只是開端。

自二○一二年以來，日本的失業率長期徘徊在充分就業標準的約３％以下。這個數字說明，日本的失業人口基本上都是自願性失業者。因此，現在已經無法像過往人力過剩的低薪時代那樣，高呼「不求不欲，直至勝利」。既然缺工，自然會出現搶人的情況。根據市場運作的原理，薪資必然上漲，原本的通縮型平衡將轉向「通膨型平衡」。

過去那種「物價下降→薪資下降→物價下降」的循環，雖然缺乏活力，卻仍能維持社會穩定，人們也還過得去，因此社會並未就此敗壞。然而，如今的狀況是通貨膨脹導致物價上漲，倘若薪資不隨之提高，人們將無法維持生活。

薪資一旦上漲，企業為支付更高的薪資，必然會提高商品價格，而物價自然又會進一步上升。物價一旦上升，連帶薪資又會上漲，進而導致物價再度上漲。如此一來，經濟狀況便會從薪資與物價雙雙下跌的通縮式平衡，轉變為薪資與物價雙雙上漲的通膨式平衡。

日本社會有辦法應付這場大轉型嗎？

生產力低代表成長空間巨大──日本可以避免「停滯型不幸」

這場大轉型將使許多事物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社會進入通膨模式時，處於勞動力供給受限的狀態，絕非壞事。因為企業若抱著冗員不放，薪資上漲的速度可能更難追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倘若人手過剩，就會徹底陷入停滯性通貨膨脹。

歐洲現在已經慢慢陷入這種惡性狀況，尤其移民族群的失業率極高，形成政治上的隱憂。然而，綜觀日本全體，地方產業的缺工問題亦相當嚴重。但正因為日本社會的勞動力供給受限，所以並未陷入停滯性通貨膨脹。只要趁現在採取對策，日本就不會步上歐洲的後塵。

無論如何，現行的會員型僱用體系必須轉換為職務型或技能導向型的僱用體系，否則企業將無法支付夠高的薪資，也難以吸引優秀的人才。換句話說，必須改成由市場價格決定薪資的制度。

以往日本的勞動市場過度偏重內部勞動市場。外部勞動市場上存在某種約定俗成的卡特爾（cartel），企業之間不會互相搶人。舉例來說，從某家電機公司跳槽到另一家電機公司，或從某家汽車製造商跳槽到另一家汽車製造商，幾乎是一種禁忌。正因為勞工被關在內部市場之中而遭到隔離，會員型僱用的形式才得以成立，企業也才能安穩地調度人力。

但如今，支撐這種僱用形式的前提已經崩潰，體系必須大幅改革。再強調一次，想要拯救日本經濟於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危機，恢復社會與經濟的永續性，唯一的途徑就是提升附加價值與勞動生產力。

為建立薪資上漲與勞動生產力上漲相互帶動的良性循環，必須整頓外部勞動市場，促進企業、事業與人才的新陳代謝；同時推動一切能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創新之舉，改革制度與規範，降低新商業模式與新技術的應用門檻。倘若能因此刺激勞動力從瀕臨淘汰的低生產力產業或企業，轉移至高生產力的地方，加之以勞動市場缺工的壓力，必然能推動薪資與勞動生產力提升。

只不過，有個狀況大大阻礙了這項進程。借用我的恩師、比較制度分析的世界權威、曾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力候選人的史丹佛大學教授青木昌彥生前所說的，那就是「路徑依賴的陷阱」。

昭和時代30年的經濟高度成長期（以下簡稱高度成長期），日本處於經濟與人口齊攀升的狀態；到了平成時代的30年間，為避免長期大量失業導致社會崩壞，企業將最優先處理的課題設定為「盡可能維持目前終身僱用與年功序列制下的正式僱用人員」。這也影響了經營方式、勞工運動、勞動法規、社會保障制度與稅制的運作方式。

日本人被灌輸這樣的想法長達60年，以致產、官、學、勞乃至於媒體都深受舊思維束縛，難以應對如今劇變的現實。

舉例來說，在以往的框架下，人們認為企業倒閉或歇業是一件壞事，因為這意味著其中的員工將失業。人們也總認為併購是件壞事，因為接下來可能出現裁員的決策，或收購方的經營者逼迫被收購方的員工吞下嚴苛的工作條件，霸凌事件頻傳，造成員工的不幸。換工作也往往被形容成一種無奈之舉，被認為是薪資或職場環境變糟所致，導致許多正式僱用人員淪為非正式僱用人員。

但如今，無論是企業振興領域的實際狀況，還是併購的最前線，甚至是轉職就業市場，情勢都在迅速轉變。未來，時代的蹺蹺板將更大幅度倒向不可逆的一方。60年時代慣性下的陳腐思維與制度只會阻撓改革，而最終陷入貧困與不幸的將是勞工。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從「停滯型安定」的狀態，滑落至「停滯型大貧困」、「停滯型不幸」的時代。

不僅如此，如果能徹底改革原先支撐「停滯型安定」的制度與慣例，脫離路徑依賴的陷阱，解放日本人與日本社會的潛能，那麼長期受到壓抑的生產力，反而將擁有極大的成長空間。

為避免「停滯型不幸」，開拓「積極奮發的成長」、「活力充沛的幸福」新時代，我們的心態層面與制度層面都必須展開一場哥白尼式的大轉型。

※ 本文摘自 《白領時代的終結：人口崩解、ＡＩ衝擊下的工作新現實》，原篇名為〈序　章　勞動力再次消失〉，立即前往試讀►►►